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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之前，美国的大学生往往是言论自由坚定的捍卫者。然而，2013年之后，很多大学生却开始主张限制言论自由，动不动就要求删除课本上的敏感内容，取消令他们有任何不适感的课程和演讲，否则就会通过示威游行给校方施压。同时，大学校园里得焦虑症和抑郁症的学生越来越多，自杀率也逐年上升。作者把这些现象称之为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直译过来就是“美国人娇惯的心灵”。为了保护学生们弱不禁风的娇惯心灵，教授们必须要时刻小心，刻意避开敏感话题。这使得校园里的声音不再多元，只是一味迎合学生们的需求，自由讨论越来越少。 
2013年之后，美国的大学生之所以会产生“娇惯的心灵”，是受三种思维谬误的影响。 谬误一是“脆弱人设”的谬误，这种谬误认为，但凡是伤害，只会让人更脆弱。 20世纪后半叶， 随着安全常识的普及，以及人们安全意识的增强，社会上危险的产品和行为方式变得越来越少见。比如，从1978年到1985年，美国50个州全部通过立法，要求汽车必须配备儿童专用座椅；托儿所在设计时也要考虑儿童安全，那些尖利的物品，都要统统移走。这些做法的确大大降低了儿童的死亡率，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渐渐的，“安全意识”开始走向极端，变成了“安全主义”。人们认为安全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安全。因此无论潜在的危险多么微不足道，都要想办法隔绝。 随着 “安全主义”无节制的扩张，从育儿方式，到学校制度，都被“安全主义”所占领。孩子被剥夺了玩泥巴、挖蚯蚓、钓鱼、与其他孩子独处、一个人探索世界、自主处理复杂问题等机会，就是为了让他们尽可能地远离危险。事实上，想让孩子们更安全的成长，最好的做法并不是让他们成为“温室里的花朵”，而是让他们有机会去学习如何防范这类威胁。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安全主义”悄然发生了“概念渗透”，从“身体安全”渗透到“情感安全”的领域。 导致“娇惯的心灵”的第二个谬误，是情感推理谬误：即永远相信自己的感觉。 感觉或者说是情绪，虽然是真实的，但有时往往是不可靠的。情绪一上来，人们经常会扭曲事实，跟着感觉走，最后做出错误的决定。 第三种谬误是二元论谬误：就是认为生活是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斗，所以不是“我们”，就是“他们”。 二元对立是在运用一种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就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身份政治有很多种形式。比如，马丁·路德·金身体力行的是一种共性的身份政治。他憧憬的未来是黑人和白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强调这种普遍人性，而不是指责白人是黑人的敌人。比如在他最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他多次用“上帝所有的儿女们”称呼黑人和白人。也就是说他虽然给对手施加政治压力，但同时也将对手视为同样的人，唤起他们的共同人性。还有另一种与之相反的“共敌”身份政治，也就是为了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将多个群体联合、动员起来。在上面那个例子中，奥利维亚将自己看做是一个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她在社交媒体上的动员，实际上是将校方看成是“传统白人男性统治者”那样的敌人。 这种思维方式是在学生的头脑中放入了一种极化的轴线，一端代表“特权”，也就是“坏人”另一端代表“压迫”，即“好人”。那么，生活就是在好人和坏人之间的战斗。因此，他们将更多的行为和言语看作是对自己的侵犯，也只用自我感受来评判事件，而无视对方的意图。 这种思维方式还会滋生出一种“揭发文化”。学生们只要发现身边有人犯下过错，无论大小，都会公开揭发，显得他们是反抗压迫的英雄。他们会直接羞辱或惩罚所谓的冒犯者，而不是温柔地劝告并给出建议。 这三种思维上的谬误产生的现实原因又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原因是很多元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是政治上的原因。美国党派间敌意的加剧，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后，情况愈发明显。 第二，互联网的发展也让人们的心理变得更加脆弱。 第三，从家庭层面来看，家长的过度保护也是问题加剧的原因之一。 最后，从学校的角度来看，学校公司化和安全至上的校园官僚主义加剧了这些现象。 人们该如何扭转这一局面呢？书中作者分别针对家庭、大学、国家社会给出了非常详细的建议。 都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学校，我们就先从家庭教育讲起，归纳来看，作者有五点建议： 一是父母要学会放手。 二是家长可以教会孩子使用最基本的认知行为疗法。 三是帮助孩子在心中设立善与恶的分界线。 四是限制并优化孩子使用电子设备的时间。 五是让孩子在上大学前，先工作或者服役一段时间。 其次，从大学的角度，也要做出变革。书中作者给出了四个建议： 第一，就是保护学生和教师在学校里的自由表达权。 第二，改变大学招生的标准。 第三，引导并教育学生进行有建设性的争论。 第四，在校园里营造良好的校园精神，打造共同的身份认同。 最后，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而言，作者建议要致力于营造有利于年轻人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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