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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6月，事务繁忙的周总理收到了工作人员转来的一封没有署名的挂号信，信封里还夹着一张12000英镑的银行汇票。
在六十年代的中国，12000英镑是一笔天文数字的财富。 对于这封信，周总理把信和汇票转给了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胡立教，并作出了批示：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请有关部门查明情况，退还本人。 可是因为特殊时期等原因，对于这封信的追查，延迟了三十年。 1997年，在中国银行内部的一次账务审计中，这笔特殊的暂存外汇引起了财务人员的注意。经过调查，汇款人是一对已经退休的老夫妇：刘本堃[kūn]和刘道蕊（原籍英国）。在遥远年代里，他们曾经的故事，慢慢揭开了序幕。 1918年，伦敦姑娘多利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里，她是家中老幺，上面有7个哥哥和姐姐。为了谋生，多利很早就出来工作，从事过很多行业。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遍欧洲。伦敦遭到轰炸后，多利原来供职贸易公司停业了。她应聘到附近的中国银行就职。这是一个五官和三观都正的姑娘，经常规劝来支取薪水的中国海员给国内的家人汇钱。 1944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生死存亡的阶段。红十字会和中国政府都在伦敦的中国银行设立了募捐箱。 两个募捐箱，一个是中国政府官方设立，其捐款去处是宋美齡；另一个则是红十字会为中国受灾的百姓所设立。但是，官方渠道的捐款，很多并未用于抗日或救助中国难民，而是被国民政府高官中饱私囊；红十字会的募捐箱则是用来救助中国百姓。 因此，官方募捐箱被放在柜台的显眼位置，红十字会的募捐箱被放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人们不知道其中门道，来捐款时就顺手放进了官方募捐箱。 多利无意中发现，国民政府委派的负责捐款的官员，会偷偷地从捐款箱里取钱终饱私囊。 多利是一位有正义感的姑娘，她知道，蒙受战火侵袭的中国国民有多么需要这些捐款的帮助。而从牙缝里挤出钱来捐款的华人华侨，又是多么希望可以帮助到国内遭受苦难的同胞。 思虑再三，多利悄悄做出一个决定。 她把中国官方的募捐箱藏到银行柜台后面，把红十字会的募捐箱放到了前面，这样一来，捐款大部分进入红十字会的募捐箱，官方募捐箱也不能被随意开箱取钱了。 被断了财路的政府官员恼羞成怒，要求中国银行解雇多利。 银行高层很为难，他们理解多利的出发点，却又无法回避国民政府的要求。 多利眼看着就要成为无辜的牺牲品，这时，有一个叫刘本堃的中国青年站了出来。 刘本堃和多利年龄相仿，是从国内来伦敦工作的金融才俊。他了解捐款事情的始末，同情和支持多利德所作所为。 他向银行方面据理力争，越来越多的中方雇员也开始为多利谋不平。在他们的坚持下，多利没有被辞退，这件事也不了了之。 这件事只是一段小插曲，但是在刘本堃和多利的心里，从此都留下了彼此的位置。刘本昆欣赏多利的正义感，多利看重刘本堃的重情义。经过相处，两人结为夫妇。婚后，多利有了一个中文名字：刘道蕊。 作为在异国旅居多年的爱国人士，刘本堃无时无刻不在牵挂着祖国。 1949年建国初期，他所在的伦敦中国银行有关人员没有按照新中国的指示暂停业务，等待人民政府接收。反而在国民党方面的授意下，打算把储存的大量外汇转移到台湾。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刘本堃联系了行内其他四名志同道合的同志成立起义小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封存银行资产，停办一切业务，成功地保护了在伦敦的国有资产，并顺利移交新中国。 建国后，刘本堃夫妇俩依然在伦敦的中国银行工作。对于金融工作者的他们来说，最大的不同是他们所在的分行成立了党支部。 刘本堃离开国内多年，刘道蕊从小就生活在不同的国家制度之下，党的先进思想和理论，对他们都算是新鲜事物。在党的灿烂光辉沐浴下，他们对新生的中国充满了向往。 刘本堃生在中国，他渴望回到故乡和亲人团聚。在犹豫很久之后，他向妻子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的是，妻子刘道蕊比他更渴望回中国。见惯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人情冷暖和金钱至上，刘道蕊心生厌倦，她觉得中国才是她心目中的乌托邦。 明确了彼此的心意之后，夫妻二人开始变卖家产，向国内提出申请回国的要求。刘道蕊还专门放弃了原有的国籍，在法律上变成了一个中国人。 1960年春天，刘本堃和刘道蕊带着他们8岁的儿子回到了北京。 回国后，两人还是被安排在中国银行干老本行。 六十年代的中国，刚刚摆脱战争的阴影，社会经济处于复苏和起步阶段。和国外优渥的物质条件相比，刘氏夫妇的生活可以算得上是一穷二白。 刘道蕊在英国长大，初到中国，语言和饮食等方面都有诸多不便。她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是当时中国的生活条件依然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可是，刘道蕊同时也敏锐地观察到了国人的精神面貌。 新中国成立了，共产党掌权了，再没有不平等和压迫，人人安居乐业，自食其力。周围的同事、邻居、朋友们虽然都没什么钱，可是他们每天朝气蓬勃，热火朝天地投身社会主义建设。 受到他们的影响，刘本堃和刘道蕊感受到了在国外从来没有的热情和积极性。归属感带给他们的是前所未有的精神满足。 在勤奋工作之余，刘氏夫妇也观察到了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困难。国家底子薄，很多核心产业基本相当于零基础起步。光有热情是不够的，物质的匮乏造成诸多掣肘。 刘本堃和刘道蕊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他们希望可以为国家多尽一份力。 离开英国前，他们变卖了住宅和汽车，获得了12000英镑的收入。 回国后，这笔钱始终没有动用。这一次，他们把钱全部取出来，打算支援国家建设。 因为不了解什么样的机构可以受理这样的委托，他们最终选择把钱汇给他们认为最值得信任的周总理。 查明事情原委后，根据周总理当年的指示，人民银行和中国银行的有关人员将存有12000英镑的存折送还刘氏夫妇。 刘本堃和刘道蕊拒绝了。 虽然他们晚年因为体弱多病而经济状况不佳，但是情操高尚的他们对于已经捐赠给国家的钱，无论如何也不肯再收回。 经过协商，中国银行总行以这笔钱（连本带息467162.89元）设立了“刘本堃优秀青年奖”，用于奖励和表彰对中国银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员工。 1986年，刘道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3次成为全国劳动模范，为中国的发展与建设作出很多贡献。 她常说： “虽然我的面孔是外国的，但我的心是中国心。” 1997年，刘本堃因病去世。他的妻子刘道蕊依然生活在北京。 这位198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英裔老人从未错过任何一次党的组织生活。 业余时间里，她免费给社区里的年轻人教授英语口语，每天的生活忙碌而又充实。她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中国就是我的家，I love China deeply（我深爱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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