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莫言的《蛙》我才知道，这是一部写国内计划生育历史的小说。 莫言得了2012年那一届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这部《蛙》是获奖的代表作品。不过根据我观察当前的舆论氛围，在很多人看来，他的这部作品有点给别人递刀的感觉。当然这是作为一个心理阴暗师的我的一个阴暗心理窥视（“心理阴暗师”是我的一个提法，可见《每个人都有心中的小九九，心里有阴霾，就该释放出来》）。 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后，人口快速增长。1957年的时候，教育学家马寅初先生发表《新人口论》，提出节制生育政策。可是这个理论在当时有点超前了，人们认为，国家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马寅初先生吹的这个哨，等了几年才“响”起来。 1964年计划生育委员会设立，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当时的政策大致是：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 1980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政策开始收紧。1982年计划生育成为基本国策，必须执行。 莫言的《蛙》成书于2009年（书中写有三聚氰胺、大头娃娃，可见是取材了2008年三鹿奶粉问题曝光的素材），作者没能在书中写出计划生育这之后数年的变化，那就是2014年放开“单独”二孩，2015年又再次放宽，规定一对夫妻可生两个孩子。 以上时间线信息，系从网络搜索得来，如有错误，恳请指正。 《蛙》主要讲述“姑姑”的故事，写出她在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涉及的一个个个体的命运。书中的故事，我是能感受到的。 我的父亲曾参与过计划生育工作，但我从没听他说起过，倒是母亲偶尔讲过一些事情，是那些基层干部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各种难。我不知道父亲是不是政策的坚定执行者，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因为这个工作产生心理影响，像是从我记事起，他就已经脱离了那个岗位。 而我亲见的，是村里一个邻居家怀二孩后的遭际。有一个场景，我至今仍有印象。 好像那已经是80年代末了，计划生育工作队来到了门前，大门紧闭。工作队找来长长的梯子，爬上房去揭瓦。大概是因为邻里情深，我对他们的所做所为感到愤怒。但是，我只是一个孩子，无能为力。而同样围观的成年人，像是也无能为力。我忘记了他们揭瓦进屋后是不是收走了邻居家的粮食和其他值钱、活命的物品，这在当时的计生工作中已是种常态的做法。 不过这个二胎孩子还是顺利的出生了，被罚了多少款我已记不得，怕是得上千了吧。因为另一个邻居的超生孩子，1977年生人，绰号缪百元，即是被罚款100元而有了这个绰号。 小说《蛙》并没有过多的对政策进行指摘，只是用涉事的一个个个体展示了那些年代里的血腥和荒诞，以及命运的卑微和无助。也许要说清楚政策的利弊很难，谁能搞明白如果不这样执行，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过去已不可重来，未来能走向文明吗？ 读完小说掩卷，立时联系起这样一句话：时代的一粒灰，落在每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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