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平台，你有故事? 欢迎关注平台，底部可以留言 主 编：傅群雄 卧虎湾藏龙卧虎，群英会聚贤群英！   莫言先生签名的《蛙》  防疫进入新阶段后，出门的时候更少了。宅家，除了哄哄孩子、写写画画以外，就是找出家里的存书看看。 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作家莫言的小说《蛙》。扉页上还有莫言先生的亲笔签名：“马誉炜先生正之，莫言，2011年11月20日”，分外珍贵。想起来这是当年我在北卫部队工作时，时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工作的一位朋友托莫言签给我的，至今我还没有面见过莫言先生。作协的那位朋友不久前也已离世，这本签名书就显得更为珍贵。 过去可能也翻阅过《蛙》，但印象不深。这次读，有点感想。 《蛙》是作家莫言酝酿十余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也可以说是另类“伤痕文学”。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四封长信和一部话剧构成，讲述了“姑姑”——一个乡村妇产科医生的人生经历，在用生动感人的细节展示乡土中国60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的同时，毫不留情地剖析了当代知识分子卑微的灵魂。 莫言在折页的简介部分写道：本书献给：经历过计划生育年代和计划生育年代出生的千千万万读者。 到我看到的这本《蛙》印刷的日期2011年9月时，已经是第6次印刷了。算得上畅销书。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出生在“多生有奖”的年代，成年赶上“多生挨罚”的岁月，晚年又逢“让多生也不生”的时尚。既是计划生育年代的经历者、见证者，也是参与者和波及者。在那个将计划生育、“只生一个好”定位为“基本国策”的年代，“带环”、“结扎”、“流产”、“超生”等词语到了耳熟能详的地步。记得黄宏和宋丹丹以此为题材创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还上了哪一年的春节联欢会。身边因违背计划生育政策而受到各种处分，包括被双开的事例也不鲜见。还见过因计划生育表现好受到重用的干部。像《蛙》一书中描写的“下达死命令，动员一切力量，可以动用一切手段”完成计生任务的事儿，可以说在当时的广大农村屡见不鲜。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用手中的笔记录下这段并不短的真实历史，应该说是填补了文学创作史的一个空白，也是文学家不该回避的历史题材。 《蛙》中塑造的“姑姑”这一形象，既有接生技术熟练、做事麻利，在完成使命中时有忏悔、矛盾心理的一面；也有坚决执行上级指令，为完成计生任务凶狠、泼辣，不顾一切、舍得一切的一面。她多年来用自己的手终止了2000多名婴儿的出生，自己也遭遇了婚姻的不幸，一生没有生育孩子。直到年龄大了才和一泥塑艺人结婚，用泥塑千余婴儿供奉墙壁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不安。在阅读过程中，我对“姑姑”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意外和反感，相反还多少有些怜悯和同情。因为作为政策的执行者，她只是“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而要想尽职尽责，当一个模范计生工作者，舍此也别无他途。 那么是不是决策者错了？也没有啊！“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一年就是三千万，十年就是三个亿，再过五十年，地球就要被中国人压偏了”。不过，问题在于我们的决策者，在制定某项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基层做实际工作的人的承受力，应有与政策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办法和补救措施。上边的一条指令，到了下边会异化为何种状况和效果，当权者应该有充分的估计和追踪。 同样，《蛙》中“我”——蝌蚪作为部队的连级军官，在回乡做其爱人引产工作时，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利地位和前程，同意强行将妻子王仁美大月份流产，导致大人孩子双双身亡的后果。这一悲剧也是时代的一个缩影。像这种在落实国策中舍掉个人利益的举动，在那个年代，也是顺理成章、极为普遍的。蝌蚪在写给日本作家山谷义人的信里说：“至于我自己，确实是想用这种向您诉说的方式，忏悔自己犯下的罪，并希望能找到一种减轻罪过的方法。”“我还应该为那些被我伤害过的人写作，并且，也为那些伤害过我的人写作”。剧作家蝌蚪就是在这种极度矛盾的心理状态下，向读者讲述姑姑及其生存时代的故事。 读莫言的小说，一向感觉他很会讲故事，书中刻画的人物栩栩如生，一个个很有个性。《蛙》里的姑姑、蝌蚪、小狮子、陈鼻、王肝、王胆、肖上唇等人物，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另外，莫言的小说语言风趣幽默，不晦涩，不枯燥，如同作者在现场跟你聊天、摆古一般。读之爱不释手、引人入胜。至于书中有许多读者总在诟病的书中对姑姑和大奶奶、老奶奶和侵华日军交往印象的情节，以及对涉及土地承包后前后对比发出的不无偏激的感慨语言，我觉得也反映了出书年代文学自由的一种氛围，这种氛围无疑对繁荣文学创作是有益的。读者倘若不赞同其中的观点可以批判地去看就是了。 总之，《蛙》还是很耐看的一本书，是时代的印记和索引，也是作家创作的一个高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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