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2009年出版，获2011年中国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第八届）。
这应该是莫言目前为止最后一部，也是诺奖获奖前最后一部长篇小说，算来他已经十几年没有出过长篇了。
小说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书信、四部长篇叙事和一部话剧组成，主要以在高密东北乡从事了一生妇科医生的“姑姑”的人生经历为线索，细致地讲述“我”姑姑的前半生从业经历和暮年的遭遇，叙述了新中国几十年来波澜壮阔的生育史，又毫不避讳地揭露了当下中国生育问题上的混乱景象，同时从另一个侧面烘托了计划生育的实施带来的时代风波。
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但莫言拿捏地很“聪明”，它成功地激发了读者的思考。
计划生育是那个时代，那个国情下的国策，在国弱家贫的年代，整整一代或两代人读过了艰难的岁月，也出现了很多超标生育后的不幸事件，但如果站在40年后的立场，片面地抨击计划生育的政策，那绝对是不负责任的。
就像莫言在最后一部话剧中所刻画的，在计划生育放开后，小狮子趁自己的丈夫——主人公蝌蚪不备，通过代孕公司利用试管婴儿技术为蝌蚪生一个儿子的故事。
而蝌蚪在开始时觉得让自己小学同学的女儿陈眉为自己生孩子是不道德的，并千方百计想让陈眉流产。但小说情节至此突然一转，蝌蚪突然意识到自己当年就是因为软弱，配合姑姑贯彻计划生育政策，强迫前妻王仁美流产，才造成她惨死。因此他现在只有生一个儿子才能为自己“赎罪”，于是觉得“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庄严的洗礼，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了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前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天赐我的赤子！”
因此，计划生育时代，结束未出生的生命；和后来放开生育后，不顾道德人伦通过各种方式为了传宗接代而孕育出生的生命，其实，都是“罪”。
所以说，罪恶的不是政策本身，而是经历其中的人。
这次春节回乡探亲，在火车上读完了这本《蛙》，团年饭时见到了表弟，想起小时候母亲帮着舅妈躲避计划生育工作队，在乡间颠沛流离直到最后舅妈生下二胎的表弟的故事。看着如今的表弟，有着幸福的家庭，为人夫，有了可爱的女儿，不禁唏嘘。
后来陪父母散步，竟然在街上碰到了当年接生我的魏医生，一下就想到了小说中的“姑姑”。妇产科医生的一双手，经历了多少生命的取与予？开启了多少人生的起点？在岁月的长河中，这些生命又会演绎出什么样的命运？
每年回去和亲人团圆，尤其是今年，有熟悉的老人因新冠离世，也有朝气蓬勃的下一代茁壮成长。岁月，就在这上一辈的老去和逝去，和下一辈的诞生和成长中循环往复，就像奔流不息的河流，一年四季的流淌周而复始，但在这周而复始的不断重复之中，浪花中又蕴含着每时每刻的万千变化。
如果用宇宙的视角、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这世事变幻和人生无常，内心也许就会更平静一些。
《蛙》就在生命的诞生和终结之中，提出了一个极具矛盾和冲突的值得深思的话题，很多作家不敢，也不能，通过如此矛盾、如此艺术而又如此聪明地在文学作品中展现出来，从而激发读者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