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书鸿1904年4月出生于杭州，自幼喜欢艺术，而他的父亲是个信奉实业救国的人，执拗地把他送到工业学校去读书。无奈之下，他选择了与绘画有关的染织专业，并参加了由丰子恺等人组织的西湖画会。 1927年，常书鸿与学雕塑的妻子陈芝秀前往法国，入里昂中法大学，毕业后到巴黎高等美术学校继续深造。塞纳河畔，凯旋门旁，二人徜徉在艺术世界。陈芝秀是社交活跃分子，她和常书鸿把留法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常书鸿女儿常沙娜回忆：“妈妈漂亮，打扮入时，非常爱我，而且非常能干，会织好看的毛衣，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妈妈在雕塑系学得很不错，还拿到了奖学金……” 常书鸿夫妇与女儿常莎娜在法国 回国及婚变 留学的十年间，常书鸿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许多油画作品获奖或被博物馆收藏。1935年秋，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常书鸿偶然看到由伯希和编辑的名为《敦煌图录》的画册，受到极大震撼。为了敦煌艺术宝库，1936年，他放弃了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毅然回到了祖国。次年，妻女刚刚回国，一家三口就跟随北平艺专匆匆踏上了南逃之旅。 1942年9月，在常书鸿的辛苦游说及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支持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会成立，1943年10月，常书鸿携带妻子儿女乘坐一辆敞篷大卡车从重庆出发，跋涉了一个多月，终于抵达兰州。常书鸿在兰州“招兵买马”之后，继续坐着大卡车，顶着凛冽的朔风，到达了敦煌。 起初，陈芝秀也为敦煌壁画和雕塑的瑰丽所折服，投入到壁画临摹工作。可是，渐渐地，敦煌生活的刻板和孤独令他俩开始冲突四起。此时，一个浙江籍退役军官闯入了他们的生活。此人取得常书鸿信任，承担起研究所的后勤工作，他善于察言观色，以甜言蜜语俘获了常夫人的芳心。陈芝秀个性单纯幼稚， 一时冲动，抛下一双儿女，与那个军官不辞而别。 常书鸿先生曾痛苦地反思自己的婚姻悲剧：“在子女的哭叫声中，我开始默默地承受这意想不到的打击。在苦不成寐的长夜里，铁马声声，如泣如诉，更勾起了我万千思绪。回想回国后几年来的坎坷风雨，回想妻子这几年跟我一起遭受的痛苦，在怨恨之后，又感到自己心头袭来的一阵自我谴责……” 母亲离开后，十几岁的常沙娜与父亲、弟弟相依为命。她倾心照顾父亲、弟弟，绝口不提母亲。直到近二十年后的1962年，常沙娜才与母亲在杭州重逢。那天母女相见，两人异常克制，竟没流一滴眼泪。常沙娜只记得母亲连连致歉，并说:“现在我也很苦，一失足成千古恨。”原来，那个国民党退役军官已经病死在监狱，陈芝秀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改嫁一体力劳动者，还不得不以帮佣来维持一日三餐。从那时起，常沙娜瞒着父亲每月寄钱给母亲，直至老人家过世，但母女俩却再也没有相见。 常沙娜至今仍保存母亲的六封信，她说：“……母亲信里的字很差很差，和记忆中妈妈的字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心里很难受。” 陈芝秀留给世人的作品，只有两尊雕像，其中一个是女儿 。 文革岁月 1947年，常书鸿与助手李承仙在兰州结婚。夫妻二人继续在敦煌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1951年，敦煌艺术研究所划归中央政府文教委员会文化事业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继续担任所长直至文革爆发。 文革一到，先生成了革命对象，被打翻在地，被称为“老牛鬼”，李承仙被称为“大蛇神”，敦煌文物研究所被称为常李夫妻的黑店。据高尔泰回忆：“打他们打得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那些他们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孙纪元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三名三高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个儿高大，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同在全国各地一样，所里的革命群众，也分成了互相对立的两派。两派都忠于毛主席，指责对方不忠。比忠心也就是比凶狠，对先生争相批斗，轮流抄家。他俩被赶到一间狭小的废弃库房食宿。有些事不说要打，说了也要打。身上旧伤没好，又加上许多新伤。先生满口的牙，被打得一个不剩。 一九六八年，批斗会少了，除有红卫兵来串联，临时举行现场批斗之外，大都是监督劳动。先生脊椎受伤，不能站立，劳动时只能用两块老羊皮包住膝盖，两手撑地，跪着爬行。给他的任务，是喂猪。所里有一头约克夏，养在伙房后院里，先生每天爬去，跪着把猪食切碎拌匀煮熟，打到面盆里，端下锅台，再端起往前放一步，爬到跟前，端起再往前放一步，再爬到跟前，这样一端一爬，一端一爬，到猪跟前，倒给猪，再往回爬，端第二盆。猪一饿，就要吼叫，听到的人就要朝先生吼叫。为了满足猪的要求，先生一天到晚，不停地来回爬。院里堆着煤，以致身上乌黑，他乌黑的形像，成了伙房后院景观的一部分。 但常书鸿很豁达。他对高尔泰说，老牛鬼这个称呼不坏，牛是善良的动物，“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正是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 还说他晚上喂猪的时候，想起了李白的诗句：“跪进雕菰饭，月光明素盘”，说到这里，他俩“大笑”。但是他也说，儿子从兰州来看望他们，所革委会始终不让见面，他和李承仙两个，真是难过极了。 1970年，韩素音到中国来，向周恩来提出，要见常书鸿。常、李因此都被解放了，恢复工作，恢复名誉，补发工资，住院疗伤。上级责令拨款，为他们突击修复和装潢那被破坏得一塌糊涂的住宅，以便“接待外宾”。事后先生客居兰州，成了“新闻人物”。 魂系敦煌 1978年常书鸿恢复敦煌研究所所长职务，1979年任甘肃省文化局副局长。1982年，任国家文物局顾问，敦煌研究所名誉所长，并移居北京。实际上，由于与第二任研究所所长段文杰的矛盾，常书鸿“一直想回敦煌，一直回不去。……只能客居兰州和北京”（高尔泰语）。高尔泰回忆说：“我劝先生算了，别回敦煌去了。我说人生如逆旅，安处是吾乡，已经七十多岁，能放松休息最好……先生不这么认为，他说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敦煌，就这么糊里糊涂被赶了出来，怎么想都不得安心。” 他激愤地喊着：“为什么要我住在这个屋子里，把我弄到北京？为什么不让我回敦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 为了能重返敦煌，先生作了许多努力，新华社记者为此写了长篇内参， 胡耀邦 作了批示，调查组作了累月的调查，调查材料一厚本，但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1987年，先生83岁，他这位“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回了一次敦煌， 想最后再看一眼榆林窟，研究院竟不派车，只得自己租了一辆。没想到，有人竟派人追赶而去，不准先生进洞。常老气极了，大骂来人，拿出早已有备的国家文物局和省文化局批文，才免于被赶的命运。 常书鸿说：“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生’。不过，如果真的再一次托生为人，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做完的工作。” (本文参考了常莎娜女士、高尔泰先生的文字。)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