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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刃有余的间世主义 ——庖丁解牛 张远山 庖丁初学分解牛体之时，看见的是一头整牛。 三年以后，牛体已经不再是不可分割、浑然一体的庞然大物。庖丁无须用肉眼观看，仅凭超越表像的高超直觉，刀锋就能在牛体中辗转回旋，畅行无阻。 由于依循牛体的天然生理构造，行于宽广的正道，不走狭窄的快捷方式，一头牛分解下来，庖丁的刀锋连牛的筋腱都没碰到，更不用说与牛骨头硬碰硬了。 优秀厨师一年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锋割开牛的柔软筋腱。 普通厨师一月换一把刀，因为他们用刀刃猛砍牛的坚硬骨头。 庖丁的刀软硬不吃，用了十九年，解牛数千头，刀刃还像刚在磨刀石上磨过一样锋利。 牛体的每个关节都有空隙，刀的锋刃却没有厚度——以无厚入有间，筋腱骨肉之间的狭小空隙，就是自由遨游的广阔天地。 （译自《庄子·内篇·养生主》）[1] 中外哲学家大多认为，人有两种处世态度。 第一种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处世态度：追逐名利，热爱此生。这一处世方式，大概要数中国的儒家文化为最成熟的形态：平和，中庸，不走极端，善于妥协；凡俗，勤劳，热爱生活，富有情趣。这一处世方式，通常称为“入世”，庄子称为“游方之内”、“游于六合之内”。 与之相反的第二种是少数僧侣或隐士的处世态度：拒绝名利，追求永生。这一处世方式，大概要数印度的宗教文化（无论婆罗门教、耆那教还是佛教）为最典型的形态：刚烈，精进，易走极端，决不妥协；圣洁，苦行，厌恶生活，拒绝欢乐。这一处世方式，通常称为“出世”，庄子称为“游方之外”、“游于六合之外”。[2] 处世方式的两分法似乎认为，其他处世态度都是两种处世方式不同程度的杂糅或摇摆，比如“厌世”、“恨世”、“愤世”等等。其实这些中间状态，都有浓重的“出世”倾向，然而强烈的情绪化，又使得它们具有明显的“入世”色彩。 说印度文化易走极端，指的是对生活的厌弃程度不留余地。其实真正的“出世”者，感情状态通常平和冲淡。真正“入世”的儒者，同样冲淡平和，就是所谓“蔼然长者”。每一种成熟的处世方式，无不如此。因为信仰坚定的处世方式，无须感情用事。感情用事的处世态度，显然缺乏自信，注定无法贯彻到底。在中国人看来，印度人、欧美人、日本人的处世方式，多少有些感情用事，不够成熟。 出世、入世两分法，容易使人误以为，不存在成熟的其他处世方式。然而自古以来，中国存在着与儒家的“入世”、佛家的“出世”全都不同，甚至更为深入人心的第三种处世方式：“间（动词，读如涧）世”。 “间世”一语，出自《庄子》内篇第四《人间世》。对这一篇名，历来注家鲜有得其正解者。习非成是的理解，是把“人间世”等同于“人间”或“人世”，有人索性把第二字移后，称为“人世间”。这种理解的不妥当，至少可以举出八条理由： 一，文言尚简，庄子更是无出其右的语言巨匠，决不会多赘一个重意之字，何况还是赘疣在举足轻重的篇名上。 二，庄子亲撰的《庄子》内七篇，篇名均为三字，而且都有动词：《逍遥游》之“游”，《齐物论》之“齐”，《养生主》之“养”，《人间世》之“间”，《德充符》之“充”，《大宗师》之“大”，《应帝王》之“应”。庄子身体力行的，正是反教条的动态处世方式，篇名没有动词，难以体现其处世方式的独特性。 三，从《庄子》内七篇的命题方式来看，每篇的篇名都仅涉及“人世”的一个方面，没有一篇涵盖所有方面。倘若庄子想要涵盖总括，也以首篇、末篇为宜，不宜在第四篇。 四，内篇第三《养生主》的“庖丁解牛”寓言，最为关键的句子是“以无厚入有间”，已经预伏内篇第四《人间世》的篇名之义和篇名读法。 五，庄门弟子后学所撰《外篇·山木》引用的庄子之言：“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是庄子自己对“间世”的明确解释。 六，庄门弟子后学所撰《外篇·达生》说：“无入而藏，无出而阳，柴立其中央。”庄门弟子后学所撰《外篇·天运》也说：“圣人不出，圣人不隐。”都是庄门弟子后学对“间世”的明确解释。 七，《庄子》全书，从未出现“人间”一词。[3] 八，《庄子》以前的所有古籍，从未出现“人间”一词。 因此，《人间世》讲的是“人”与“世”之间的一种关系：“间”。 内篇第三《养生主》，开篇提出“缘督以为经”[4]。“督”即中，“缘督”即遵循中道。 随后是《养生主》第一寓言“庖丁解牛”，普通厨师隐喻入世者，优秀厨师隐喻出世者，至人庖丁隐喻间世者。入世者像普通厨师那样，与世界之牛硬碰硬，生命之刀用一个月就坏了，可见入世者最为自戕性灵。出世者像优秀厨师那样，在世界之牛的边缘实行软着陆，生命之刀使用的时间较长，性灵的磨损也较少，但是用了一年也坏了。间世者像至人庖丁那样，用没有厚度的生命之刀，在世界之牛的骨肉筋腱中间寻找空隙，游刃有余。庖丁之刀用了十九年，解牛上千头，性灵毫无损耗，苑如新生一样。 可见庄子认为，入世或出世，游方于内或游方于外分内外，就是计出入，辨小大，都是执于一偏，均非“缘督以为经”的中道。只有“游刃有余”的庖丁式间世，才是不分内外、出入自由的逍遥游，才是“缘督以为经”的中道。 内篇第三《养生主》用“缘督以为经”、“庖丁解牛”阐明“间世”思想之后，内篇第四《人间世》又以树木为喻，反复阐明“间世”思想。庄子主张，间世者的自我定位应该“处乎材与不材之间”[5]。因为一棵树长得笔直，成材以后就会被砍下来，造房子，做家具，这就成了器，成器对用器者有益，对树木却有害。成器意味着树木的丧生和天性的扭曲。反过来也不好，如果一棵树长得歪歪斜斜，那么不仅没人给它施肥浇水，而且没等长大，就会被砍下来当柴禾烧掉。如果把有智慧的人比做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就应该处在成材的“文木”（隐喻入世者）、不成材的“散木”（隐喻出世者）之间，一开始似乎能够成材，人们浇水施肥，盼着树赶快成材，尽快成器。但是这棵树长到老大，仍然不能令人完全称心，砍下来派大用场吧，恐怕不能成器；砍下来烧掉吧，又舍不得，说不定再长两年就会成材呢？于是这棵树就能不受干扰地自由生长，终其天年。 《人间世》之“间”，既是“间”于“世”，又是“间”于“人”。间于世，就是独立于世界的不同力量之间。间于人，就是独立于人的不同定型之间。庄子是“两间游一鲲，曳尾独逍遥”。鲁迅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6]。逍遥的庄子，彷徨的鲁迅，都是思想独立的批判者。庄子首创的间世主义，正是批判性思想家和批判性哲学家的应有立场。庄子的一切思想和终身履践，都以间世思想为根本核心。 庄子是先秦乃至传统中国最为伟大的批判者，正是他的批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文化。鲁迅是现代中国最为杰出的批判者，正是他的批判，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现代文化。批判者如同足球场上的裁判，他独立于两种力量之间，不偏袒任何一方。他制止任何一方的犯规，他代表观众的利益对犯规者出示黄牌加以警告，甚至出示红牌驱逐出场。正是裁判的公正执法，使游戏变得更加丰富，更为精彩。裁判不直接加入游戏，公正执法是他加入游戏的方式；然而裁判也是整个游戏的组成部分，而且是确保游戏正常进行下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不偏袒角逐的任何一方，并非没有立场，裁判的立场永远站在观众一边。正如文化批判者的立场，永远是普世主义的人类立场。如果没有观众，还玩什么足球呢？如果没有人民，还发展什么文化呢？足球也好，文化也罢，最终目的是为了观众的欢乐和人民的幸福。当然，任何个人，哪怕是批判哲学家，都不是文化的绝对仲裁者，但是文化的发展需要哲学的批判则是绝对的。对文化批判者当然也有限制，那就是民心的向背。人民的意志，才是最后的仲裁者。 但是也要警惕以“人民的意志”为借口。文化批判者固然不能媚上，但也不能媚下，因为“人民”常常是一个空洞概念。某种意义上说，人民的大多数往往是官方意志和主流思想的精神奴隶，因此，有时服从民意就是屈从官方意志和主流思想。比如公正的裁判决不偏袒任何一方，但是主场观众常常要求裁判偏袒主队。不偏袒主队的裁判，常被主场观众视为偏袒客队。有时，站在人类立场的文化批判者，受到的最大攻击正是来自“人民”，因此庄子说“举世非之不加沮”[7]，鲁迅说“横眉冷对千夫指”[8]。也就是说，坚守真理的文化批判者，有时不惜与“人民”或自诩代表“人民”的人为敌。文化批判者只是坚信，真理最终对人民有利，哪怕人民暂时不理解你，甚至反对你，把你视为“人民公敌”，你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妥协。 因此，庄子视天地万物如无物，甚至对人人恐惧的君主也不恭之至，无所顾忌地加以嘲笑和批判。与“厌世”、“恨世”、“愤世”相比，庄子的间世主义是始终如一的，完整而成熟的，不感情用事的。 庄子的“间世”，与后世中国人所言“玩世”，既相似，又大异。由于自古以来没能正确读解《人间世》篇名，误解了庄子的处世方式，而把庄子的“间世”诬为“玩世”，导致庄子思想发生了质变。庄子的间世思想，被曲解成为混淆是非的相对主义和毫无诚信的玩世不恭，正如老子的无为思想，被曲解成为投机取巧的滑头主义和明哲保身的市侩哲学。[9] 至此可明，在“入世”、“出世”之外，庄子独创性地提出了第三种处世方式：“间世”。三种处世方式，各有所长，各有所短，本无所谓高下，更无所谓优劣，但是可从三个角度，看出三者的差异。 首先，入世者执着于生，出世者执着于死，间世者超越生死。 其次，入世者乐观，出世者悲观，间世者达观——所以庄子又把间世“真人”、“至人”，称为间世“达人”。 最后，入世者有为，出世者无为，间世者无为无不为。[10] 入世者之所以执着于生，乐观，有为，是因为把人生想象为甜，相当于把人生想象为从苦到甜的甘蔗，却从甘蔗根部吃起，越吃越不甜，从佳境渐入苦境，常常乐极生悲。由于想象人生为甜，所以遇到人生固有之甜，会因预先想象为甜，而大减甜感。由于不知人生之苦，所以遇到人生固有之苦，会因错误想象为甜，而大增苦感。 出世者之所以执着于死，悲观，无为，是因为把人生想象为苦，相当于把人生想象为从甜到苦的甘蔗，却从甘蔗梢头吃起，越吃越甜，从苦境渐入佳境，常常悲极生乐。由于想象人生为苦，所以遇到人生固有之苦，会因预先想象为苦，而大减苦感。由于不知人生之甜，所以遇到人生固有之甜，会因错误想象为苦，而大增甜感。 间世者之所以超越生死，达观，无为无不为，是因为不把人生固有之苦，想象为甜，也不把人生固有之甜，想象为苦，更不把人生想象为排列整齐的甘蔗，而是预知人生固有随机排列的各种甘苦，既不会乐极生悲，也不会悲极生乐。由于预知人生固有其甘，所以遇到人生固有之甜，不会因为预先想象为甜而大减甜感，也不会因为预先想象为苦而大增甜感，而能超然享受其甘，同时预知甘中含苦，洞悉“福兮祸之所伏”。由于预知人生固有其苦，所以遇到人生固有之苦，不会因为预先想象为甜而大增苦感，也不会因为预先想象为苦而大减苦感，而能超然接受其苦，同时预知苦中含甘，洞悉“祸兮福之所倚”。[11] 简而言之，入世者遇苦增苦，遇甜减甜，少有意外的失惊之喜，多有意外的失惊之悲。出世者遇苦减苦，遇甜增甜，多有意外的失惊之喜，少有意外的失惊之悲。间世者遇苦知甘，遇甘知苦，没有意外的失惊之喜，没有意外的失惊之悲，只有自由创造的生命欣悦，顺道人生的无尽至乐。入世者、出世者的人生，立基于一往不返的主观想象，得之若惊，失之若惊，宠辱皆惊，不尽自然。间世者的人生，立基于循环往复的客观天道，随遇而安，得失两忘，宠辱不惊，合乎自然。[12] 儒家学说，是执着于生、有为、乐观的入世学说，所以常言“孔颜乐处”。佛家学说，是执着于死、无为、悲观的出世学说，所以常言“我佛慈悲”。道家学说，是超越生死、达观、无为无不为的间世学说，所以推崇“达道至人”。 超越生死，是执着于生、执着于死的中道。达观，是乐观、悲观之间的中道。无为无不为，是有为、无为之间的中道。间世，是入世、出世之间的中道。庄子的间世哲学，正是“缘督以为经”的中道。 所有民族都有类似儒家的入世学说，都有类似佛家的出世学说，但都没有类似道家的间世学说。庄子的间世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人类智慧的奇异景观。不理解庄子的间世哲学，不仅难以理解道家思想的独特性，而且难以理解中华民族的独特性。 [1]《庄子·内篇·养生主》：“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隙，导大窾，因其固然。枝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骨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磔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2]《庄子·内篇·大宗师》：“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庄子·外篇·徐无鬼》：“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〇〔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裴（楷）曰：'阮（籍）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〇六朝以后，“方外”专指佛徒，行脚僧称为“游方（之外）和尚”。 [3]郭象版《庄子》篡改本出现两次“人间”，即《外篇·山木》的“袭诸人间”，《外篇·至乐》的“复为人间之劳”。前者原文是“袭诸人舍”，后者原文是“复为生人之劳”，证见拙著《庄子复原本注译》。 [4]《庄子·内篇·养生主》：“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5]《庄子·内篇·人间世》：“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庄子·外篇·山木》：“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不材之散木，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 [6]鲁迅（1881－1936）《题〈彷徨〉》：“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7]《庄子·内篇·逍遥游》：“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 [8]鲁迅《自嘲》：“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9]老子：道家祖师。春秋末期陈国相邑人，生卒年不详，与孔子同时而略长。姓老，名聃。一说氏老，姓李，名耳，字伯阳。老子和《老子》，近代以来疑者颇多，或疑老子晚于孔子，或疑老子晚于庄子，或疑老子实无其人，或疑《老子》并非老子亲撰而为战国士人托名伪撰。马王堆、郭店《老子》出土以后，诸疑皆消。 [10]《老子》十一章：“为学者日益，为道者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八十一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〇《庄子·外篇·至乐》：“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庄子·外篇·则阳》：“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功。无功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庄子·外篇·宇泰定》：“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志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谬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去、就、取、与、知、能，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清则明，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11]《老子》二十一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 [12]《老子》五十七章：“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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