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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第一章为释“王与马共天下”。根据其名我们可知这章主要围绕琅邪王氏家族与司马氏皇族结成政治共同体而展开。全章分四个部分: 一 西晋诸王与王国士人 二 司马越与王衍 三 司马睿与王导 门阀政治格局的形成 四 关于“不与刘、石通使”问题 我们知道东晋政权是由偏安于江左建康的琅邪王司马睿所创立。对于“王与马共天下”，一个普遍认知是王指王导，马指司马睿。“王与马共天下”便是王导与司马睿共享东晋政权，共治天下。 如果我们再深入探索，有几个问题便喷涌而出: 1、王导和司马睿分别什么来头？ 2、王与马是怎么结合的？ 3、他们为何南渡江左？ 4、他们如何能建立东晋政权? 5、“王与马共天下”，为何王在马前？ 6、“共天下”的政治局面能否长久维持？ 田先生的第一章便详细地解答了以上问题。 1、王导和司马睿分别什么来头？ 王导出自于高门琅邪王氏，该家族在曹魏时期便已有相当名望，其中以王祥最为琅邪国人推重，其在曹魏黄初年间任徐州别家时讨破“历城兵变”，有着“海沂之康，实赖王祥；邦国不空，别驾之功”的美誉。王祥历任魏、晋三公之职，王氏宗族繁衍，名士辈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的最后赢家、东海王司马越为提升政治影响力，主动拉拢当时的名士领袖、清谈家琅邪王衍。他们密切合作，共同经营一个风雨飘摇的末代朝廷。王导作为王衍的从弟，亦被司马越征辟为参军。 司马睿，西晋琅邪国第三代蕃王。其祖父司马伷为司马懿第五子，与司马炎一系关系较为疏远，因此，其政治影响力只限于琅邪国内。正如《晋书》卷五九《八王传·序》所说：“譬彼诸王，权轻众寡，度长絜大，不可同年”。司马睿与司马越封国相邻，都在徐州，两国之间交往颇深。随着西晋当权诸王纷纷倒台，司马越政治势力逐渐坐大，司马睿看到了跻身权力中枢的可能。 2、王与马是怎么结合的？ 早在第一代琅邪王司马伷时，就特别主动与王氏家族结交。司马伷、司马觐（司马睿之父）、司马睿三代琅邪王与王氏家族交好联姻，前后历数十年之久。王导与司马睿早年便已结交，“契同友执”，“有布衣之好”。 《晋书·王导传》叙述王马结合时说:“（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邪王，与导素相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洛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透过这段夹杂着攀附之辞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司马睿在北方所经历的大事，几乎全出王导的主动筹谋。王导在邺城、洛阳、下邳，早已发现了司马睿“奇货可居”，很像当年吕不韦在邯郸发现了秦国的子楚一样。两人很早就约定了“共天下”的政治同盟关系。 3、他们为何南渡江左？ 关于南渡，田先生收集了三种记载: 1)、司马睿采纳王导之计出镇建邺。王导对于南渡大计无疑起了重大作用。但是他们当时还受制于司马越与王衍，不可能独自做出这件大事的决断。 2)、司马睿能够出镇建邺，得利于裴妃的建议。裴妃是司马越的王妃，其兄裴盾、裴邵分别与司马睿、王导交好。王导通过裴氏对司马越施加影响，同意让司马睿出镇建邺，是有可能的。但把渡江大事说成只是裴妃个人的意愿促成，也不妥当。 3)、渡江大计首出王旷。王旷为王羲之父，王敦、王导从兄弟。他曾任丹阳太守一职，陈敏乱时，弃官北奔。他对江左形式颇为了解。由他向王敦、王导提出南渡之策，较为可能。王旷建策，时间当在永嘉元年三月至七月，即陈敏败亡至司马睿都督扬州江南之命之间，地点估计是在下邳。 田先生认为:以上三说，各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一些真实情况，可以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它说明南渡问题不是一人一时的匆匆决断，而是经过很多人的反复谋划。概括言之，南渡之举王氏兄弟曾策划于密室，其中王旷首倡其议，王敦助其谋，王导以参东海王越军事，为司马睿的关键地位主持其事；裴妃有此意，居内大力赞助；最后决策当出自司马越与王衍二人，特别是司马越，需由他表遣，获得朝廷认可，司马睿出镇建邺便有了法统依据。 司马睿、王导受命过江，从军事、政治上说，是为了填补陈敏被消灭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荆楚呼应，保障徐州，并为中原犄角。从经济上说，很可能有替坚守中原的司马越、王衍搜刮江南财富，特别是漕运江南粮食的目的。 在司马越看来，安排司马睿过江，主要是为巩固中州军事与经济实力服务。而王导与司马睿南渡，却有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算盘。 4、他们如何能建立东晋政权? 司马睿与王导南渡建邺，首先要面对的是江南士族的政治态度。他们是否拥戴司马睿，直接关系着“王与马”能否长久偏安江左并建立政权。在笼络南士人心方面，司马睿是既无威望，又无才能。全靠王导出谋划策，从中斡旋。在江南士族方面，他们刚刚消灭陈敏势力，急切期待强蕃出镇，保障他们的利益。司马睿便是在琅邪王氏家族与江南士族的合力辅佐下，开始建立东晋政权。 司马睿、王导能够建立东晋政权，也得利于司马越与王衍的无意南渡，这给了他们独立经营江左的机会。当洛阳受刘渊、石勒攻击时，司马越与王衍拥兵东行，并先后死于路上。随他们东行的王公士庶十余万人俱死。司马越世子和三十六王逃离洛阳途中亦落入石勒之手。随着司马越和王衍的死去，中原已无力量对抗刘、石。东方青、兖、豫、徐诛州士族名士在胡骑侵逼下，多南走建康，昔日司马越府俊异陆续归于司马睿府，成为司马睿府“百六掾”的主干，有助于司马睿、王导势力的壮大，而且也显示出麇集江左的这一集团是洛阳朝廷事实上的继承者。 西晋统治者进行的八王之乱以及随后出现的永嘉之乱，既摧残了在北方的西晋政权，也毁灭了几乎全部西晋皇室和很大一部分追随他们的士族人物。残存的长安朝廷落入西洲人之手，也不可能维持多久。只有他们派出的司马睿和王导，在建邺植下了根基。当晋愍帝遇害后，各方割据势力纷纷上劝进表，东晋政权随之建立。 5、“王与马共天下”，为何王在马前？ 王与马共天下的王，严格说来，应指王导、王敦。王导在政治上出谋划策，王敦则在军事上出力协助。司马睿虽是名义上的皇帝，本质上却是王氏家族的傀儡。司马睿无论在政治声望还是军事实力方面，都远不及王氏兄弟。可以说，东晋是琅邪王氏家族借助司马睿皇族身份建立的门阀政治。真正执掌政权的是琅邪王氏，所以，“王与马共天下”，王在马前。 6、“共天下”的政治局面能否长久维持？ 田先生将这种“共天下”的政治局面称为东晋门阀政治。门阀政治，质言之，是指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一种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皇权政治的变态。它的存在是暂时的。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按照田先生对门阀政治的定义，可知琅邪王氏兄弟开创的“共天下”的政治局面，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政治变态，欲长久维持是不符合中国古代久已形成的皇权政治传统的。虽然后面出现了“庾与马”、“桓与马”、“谢与马”共天下的政治局面，但历史车轮终究回归了皇权政治轨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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