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冠南渡第一节不被欢迎的来客

泰荣林黑皮 2021-11-26

展开全文

本文共

5818字

全部阅读约需要

14分钟

本作品是对史图馆专栏的投稿，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作品并非严谨的历史学术研究，仅供参考；

本文作者：锦帆游侠

伴随着洛阳和长安的陷落，在建康（由于避司马邺的讳而改名）的司马睿成为了呼声颇高的皇位继承人。

但司马睿的皇位能坐稳吗？为了这座皇位他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此时神州大地上的其他政权，又各自有怎样的表现呢？

故事的开始，要回到八王之乱刚结束的时候。

司马越成功杀出，顺利掌权。但他同时也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由于他属于皇室远支，话语权远不如其他血亲宗室，因此他迫切需要北方士族名士的支持，以便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实际力量来支撑自己的统治。

简单说，司马越需要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这样他这个执政才不会显得过于寒酸，门可罗雀。

王衍适时解决了司马越的需求，他很快和司马越达成了合作关系：司马越用自己的宗王名分和执政权力，为王衍乃至琅琊王氏家族提供官位权势；王衍则利用琅琊王氏的影响力为司马越网罗名士，装点朝堂。这也是“王与马，共天下”的最早结合。

但有了王衍的支持，并不代表着司马越的高枕无忧，因为他和现任皇帝司马炽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差。司马炽和司马越都想掌控最高权力，在蛋糕只有一块的情况下，他们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在司马越解决掉以缪播为首的几位司马炽近臣之后，双方的矛盾一发不可收拾，西晋政权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愈发分裂。

司马越很明白，如果自己打算牢牢掌控住权力，光依靠对中央机构的控制是不现实的：当初他正是借助了地方上的力量，才取得了八王之乱的最后胜利，这次在和司马炽夺权的过程中，地方上的力量自然也是司马越极为重视的目标。

此时，以汉国为代表的异族势力也愈发强大，不断对洛阳进行侵扰。要想保住基本盘，司马越更需要地方上的军事力量以拱卫洛阳的防卫，也因此，司马越和王衍有了“狡兔三窟”的安排。（详见《永嘉之难》第九节）

[1]狡兔三窟

但司马炽显然不会坐看司马越大权独揽。为了振兴皇权，方便之后和司马越展开斗争，司马炽也没少在地方上安插自己人，这造成了许多地方往往存在不止一名军政长官，他们所管辖的地区也有不少重复的地方。

举个例子，在司马越安排王澄出镇荆州的时候，司马炽也将荆州和江州的八个郡单独划分出来成立湘州，安插了一位湘州刺史来削弱王澄的权力。同时为了和司马越担任的兖州都督打擂台，司马炽也十分积极地将青州都督苟晞拉到自己一边来。在荆州，随着原任荆州都督，也即司马越的弟弟司马略的死亡，司马炽任命山简继任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将手伸入了荆州地区。

总而言之，司马越的手伸到哪里，司马炽也要伸到哪里和司马越唱对台戏。在这样的背景下，司马越需要自己的兄弟以及倾向他的宗王们掌控实际权力，以便拥有更为强力的话语权，这便促成了司马睿地位的进一步上升。

之前说过，在荡阴之战后，司马睿害怕成都王司马颖的政治清算波及到自己，一路逃到了自己的封国，随即投靠了司马越以求自保和发展。

之所以选择和司马越合作，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各自的封国东海国和琅琊国相邻，促成了他们在地缘上的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司马越和司马睿的叔父司马繇都曾经在东宫侍讲，可以说是当过一段时间的战友。更重要的是，司马越一力拉拢的士族琅琊王氏，正好处在司马睿封国之内，两人之间因为琅琊王氏产生了许多联系，自然也有了沟通的桥梁。

不过，此时的司马睿也只是一个出镇下邳的宗王，虽然司马越在八王之乱之中胜出，但司马越更为信任的是自己的亲弟弟们，司马睿仍然没有崭露头角的机会。

改变这一切的，是陈敏的叛乱。

自从西晋平吴之后，江东的强宗大族并没有随着吴国的灭亡而消失，他们本身的庄园经济和武装力量被原封不动保留了下来，而为了稳定江东的局势，西晋朝廷对江东的地方官基本没有做出改变，仍然继承了吴国时期的任命，因此江东士族在当地仍然有很强大的力量。

但西晋朝廷对这些江东士族又一直进行压制和排挤，他们很难在朝廷上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和利益，因而江东士族对西晋朝廷也一直心怀不满，许多士族干脆直接辞官归隐，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

江东士族们更希望的是能有一个孙策兄弟那样的人物来号令江东，保障他们的利益。这时候，替司马越搜刮资源的陈敏适时出现，在江东割据自立，江东士族中的部分人也选择了和陈敏合作（详见《八王之乱》第十七节），希望能够再一次像吴国那样割据江南。

[2]公元305年12月

但让江东士族们没想到的是，陈敏一起势就将江东士族们一脚踢开，作出了许多僭越的行为，这让司马越和江东士族们都无法再容忍陈敏。

江东士族的代表顾荣、甘卓、纪瞻等人都曾经在司马越幕府上干过活，在他们的同事华谭的撮合下，江东士族与司马越达成了合作意向：他们决定反戈一击，保障自己的利益。

于是，陈敏很快被新任扬州都督刘准和江东士族们扑灭，但一方面，经过陈敏之乱，司马越和王衍都认识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藩镇来出镇江东，否则保不齐还会出现第二个陈敏；另一方面，扬州都督刘准在司马越和司马颙对立的时候，并没有支持司马越，算不上是司马越可以信赖的人。因此，司马越急需一个靠得住的人帮他坐镇南方，打通从中渎水下广陵，过江直抵建邺的漕运之路，方便将江南的粮食运到中原，以便有充足的物资来解决中原烽火遍地的危局。

[3]公元307年5月

因此，司马越立即用周馥为新任扬州都督以代替刘准，不久之后，在王旷、王导、王敦等琅琊王氏族人的争取下，加上裴妃居内的大力赞助，司马越和王衍最终决定答应司马睿的请求，将扬州都督区一分为二，江北交由周馥管理，江南则由新任安东将军、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司马睿出镇建邺加以管理。

司马越做出这样的安排，还有着另一个目的：他希望司马睿和周馥在扬州互相牵制，互相监督，这样更加有利于自己对扬州的掌控。

在王衍设计的“狡兔三窟”中，这“三窟”原本全都在长江以北，各自有着不错的基本盘。无论是哪一方，都应当能有着不错的发展。但让王衍大跌眼镜的是，在他计划外的司马睿和王导的组合，最终却发展成为了唯一能完成他保留晋室血脉，壮大琅琊王氏的目标的人。

[4]公元307年8月

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的九月，司马睿抵达了建邺，他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尽力笼络江东本地士族，协调南北门阀士族的利益。

对司马睿这个旁系的宗王，江东士族一开始并不看好他能够坐稳位置，毕竟司马睿南下江东没带多少士兵，江东本地的经济又不算发达，江东的地头蛇们准备先采取观望的态度，看看司马睿能有什么样的本事。

司马睿很明白，如果他打算在本地经营势力，必须倚仗江东士族的支持，但这些地头蛇们不合作的态度，让他感到有些棘手。

于是他转而向政治合作者琅琊王氏寻求帮助，对王导而言，团结江东士族，对以琅琊王氏为代表的南渡士族也不无好处，因为他们也需要一个较为稳定的生存环境以慢慢在江东站稳脚跟。

王导首先向江东最为著名的世家——吴郡陆氏的陆玩（陆逊的侄孙）伸出了橄榄枝，提出两家结为儿女亲家，希望这两家长江南北的顶尖士族能结成门当户对的姻亲，只要将吴郡陆氏拉拢过来，一切问题也就迎刃而解。

但陆玩并不给面子，表示：“小土丘长不出松柏一样的大树，鲜花和杂草也不能栽种在同一个盆里，我不能答应这件事。”

王导并没有因为陆玩的难听话打退堂鼓，他邀请陆玩来自己的府上品尝奶酪。但奶酪毕竟是北方特产，并不适合陆玩的胃口，不久后他就生了一场病，之后，他给王导写信奚落道：“我这个吴人，差点成了北方的鬼！”

陆玩的不合作态度让王导也无可奈何，于是，他将目标转向了纪瞻、顾荣、贺循等其他江东士族的头面人物，将他们引荐给司马睿。

在王导的建议下，针对江东士族的不同性质，司马睿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一一进行拉拢：对于吴郡顾氏这样的文化士族，委任他们以重要官职，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而对于义兴周氏这样的武力强宗，司马睿则尽力保存他们的家产，以让他们的实力不受损失。

在其他许多方面，司马睿也采纳了王导的建议，给予了江东士族不少特权：在经济上，严令禁止南迁的北方士族侵占本地士族的田产；在政治上，提拔江东士族，吸收他们加入自己的幕府；在文化上，尊重本地文化和风俗。同时双方也进行了积极的联姻，拉近彼此的关系。靠着这一项项措施，江东士族们逐渐改变了原有的看法，相继成为司马睿的属下。

之前已经说过顾荣的事迹，作为尊奉司马睿的江东士族头号旗帜人物，他博得了司马睿的高度信任，凡是有什么谋划的事宜，司马睿都先和顾荣进行商议。

至于贺循，他是吴国名将贺齐的曾孙，也是怀着“莼鲈之思”的吴国望族张翰的好友。在八王之乱期间，他和张翰一同逃回了江东隐居。周玘平定江南时，贺循在会稽起兵响应。后来陈敏作乱时，贺循是少数采取不合作态度的江东士族，装疯卖傻躲过了陈敏的征辟。他的出仕，代表着江东士族认可了司马睿的能力，承认他能够给予江东地头蛇们想要的利益。

而纪瞻也是帮助周玘平定陈敏的重要人物，和顾荣、贺循、闵鸿以及薛琮的孙子薛兼一并称为江东的“五俊”，在江东士族中有着极强的号召力。

此外，卞壸（kǔn）、周玘、张昭的曾孙张闿（kǎi）等人都成为了司马睿的僚属。

但要在江东站稳脚跟，光团结本地士族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江东地区还有西晋朝廷所任命的其他官员。

这些官员尊奉朝廷，并不听从司马睿的命令，他们施政方针和司马睿也大为不同。

朝廷的官员们积极招纳流民过江，筹备力量北伐以拱卫皇室，而江东士族显然对这些举措不感兴趣，他们最想维护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因此这些地方长官不仅威胁到了司马睿的统治，也不容于江东士族，在驱逐朝廷任命的官员这一点上，司马睿与江东士族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准备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永嘉三年（公元309年），王导的堂弟王敦被司马越任命为扬州刺史，和王导一同成为了司马睿的辅翼。

按说，王敦是司马越所任命的官员，从立场上说应当站在司马越一边。但有鉴于堂弟王导的地位以及琅琊王氏家族的利益，王敦的内心更倾向于司马睿一方。

不久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更加坚定了王敦的打算。

永嘉四年初，就在刘曜从河东袭扰洛阳后不久，司马越命令驻守在江东的建武将军钱璯（kuài）和扬州刺史王敦一起率军勤王。

一方面，司马越的兵力确实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尽管司马睿在名义上还算是站在司马越一方，但他越来越强的独立倾向让司马越也不得不有所防备。考虑到琅琊王氏和司马睿非同一般的关系，征调琅琊王氏中军事能力最强的王敦率军勤王，也能有效削弱司马睿的力量。

没曾想，钱璯害怕胡人强大的兵力，根本不想去送死，在朝廷接连发出诏书之后，他干脆准备杀掉王敦，举起反旗。

得知消息的王敦急忙逃到建邺，将这一信息告知了司马睿。对司马睿而言，一方面钱璯是在自己的领地上作乱，从保卫领地的角度，他必须平定钱璯的叛乱；另一方面，钱璯是朝廷任命的官员，干掉他之后，他的权力自然也收归司马睿所有，怎么看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

此时，钱璯已经杀掉了自己身边的朝廷官员，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拥立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的儿子孙充为吴王（孙充不久后也被钱璯杀死），进军阳羡。

司马睿派将军郭逸和帮他出逃洛阳的宋典等人前去讨伐钱璯，但宋典等人迫于钱璯兵力强大，不敢出击。

就在双方僵持的时候，还是身为江东地头蛇的周玘站了出来，他利用自己的声望征募乡里的义勇兵，身先士卒进攻钱璯。宋典看周玘发起了进攻，这才随后跟上。在江东士族的帮助下，钱璯的叛乱很快被平定，这也是继石冰和陈敏之乱后，周玘第三次出手平定叛乱，是以他有了“三定江南”的美名。

自从平定钱璯叛乱之后，王敦真正投向了司马睿，掌管了司马睿军府上的军事权力。他和王导这对兄弟成为了司马睿军府上一武一文的重要搭档。

[5]公元310年3月

不得不说，司马睿的运势不错，他不但在江东打开了局面，局势的变化也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走去。

之前，为了在江东造成互相制衡的局面，司马越分别任命周馥和司马睿为都督扬州江北及江南诸军事。

同王导一样，周馥同样认识到了扬州的重要性。永嘉四年，在刘聪的军队不断袭扰洛阳之际，周馥上书建议司马炽迁都寿春，以避开敌军的锋芒。

周馥的建议没有被采纳，但他绕过上级司马越径直向司马炽上书的行为，在司马越看来无异于是对自己的挑战。更重要的是，司马越担心周馥掌权对其不利，无法辅助司马睿完成经营扬州，保障南北漕运、支援中央财政的目的。

更何况周馥所镇守的寿春，正是南北漕运的重要据点，是扬州、江州、湘州和荆州漕粮的重要集散地；况且寿春自曹魏以来，就是通往江南的军事重镇，曹魏和孙吴在此发生过多次争夺战。眼见周馥已经不那么听话，司马越决定召周馥和淮南太守裴硕入京，换上更为信赖的自己人。

司马越的调令被周馥所拒绝，他命令裴硕先走一步，裴硕害怕周馥在背后暗算自己，于是假称奉司马越的命令袭击周馥，被周馥所打败，退向了东城，寻求司马睿的庇护。

应该说，周馥内心只是想做一个勤于王事的忠臣，但在当时的朝局下，忠于司马炽，便意味着对司马越的背叛。而对于司马睿来说，这是一个极好的在名义上平定叛乱的理由，他正可以借机扩大自己的实力。

司马睿立即派出甘卓等人，打着平叛的旗号进攻寿春，准备将周馥从寿春赶出去。周馥抵挡不住甘卓的进攻，逃往项城，在半路上忧愤而亡。

对于周馥的死亡，司马睿很明白平定叛乱不过是他所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还是他忌惮周馥不听从自己的命令，于是将他作为对手来对待，在和原任庐江内史华谭的对话中，司马睿将自己内心的想法暴露了出来。

华谭当时正被周馥所保护，在寿春失陷之后，华谭就依附了司马睿。司马睿问华谭：“你说说，周馥为什么要造反？”华谭毫不避讳地回答：“周馥虽然死了，但天下还是有我这样的直言之士。周馥不过是看到敌人越来越多，想通过迁都来解除陛下的危难，结果得罪了您，于是您派兵征讨他，结果周馥死后没多久，洛阳就沦陷了，说周馥要造反，不是冤枉他吗？”

司马睿被华谭戳穿了心思，有些脸红，替自己辩护道：“周馥身居镇守地方的要职，掌握强大的兵力，朝廷召他而他却不入朝，朝廷危险的时候他也不能扶助，，这样看，他也算是天下的罪人了。”

眼看司马睿的脸上要挂不住，华谭就坡下驴，附和道：“对对对，朝廷危险而不能扶助，他应该和其他人一起受到责难，在当时这样做的，也不仅仅是周馥一个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