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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份,是我在冀东最繁忙最劳碌的日子。也就是在那个月里,发生了许许多多列入世界和中华民族史册的大事件: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进入我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日本的崩溃已成定局。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到了9月2日,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以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这一胜利,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长期遭受外强侵略和凌辱的历史。在这次伟大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开辟得最早最长,是世界东方的主战场。我所工作过的冀中和冀东根据地等华北敌后战场、牵制了40%的日军,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我个人从”七・七”事变开始投笔从戎、最终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在这样的幸福时刻,应当说我怎样兴奋、怎样激动、怎样欢腾跳跃都不算过分。随着胜利的消息不断传来,我有时喜极而泣,有时浮想联翩,也有时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八年了,不知家乡的爷爷、奶奶、母亲是否健在?不知去延安后的父亲境况如何?也不知离别的妹妹现在何处?八年了,我永远付出了我第一个女儿的幼小生命。当然,我更想到了抗战中牺牲的战友和领导:肖悌、鲁贲、吴建民、田园、郭勇一、左便------ 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胜利的一天。从城区到郊外,漫山遍野红旗飞舞,锣鼓齐鸣。人们笑呀跳呀,欢呼呀,流泪呀,尽情地分享着胜利的喜悦,整个中国变成了欢乐的海洋。然而,这样的记述,只是发生在延安、在重庆、在大后方,我只是在如今的影视作品里看到过。当时我们没有收音机,在我亲历的那段日子里,许多重大事件都是后来通过迟到的报纸、文件和逐级传达才知道的。应当说,当时的冀东,没有过那样纷繁喧闹的庆祝场面。记忆中,只是昼夜地工作,埋头在紧张的忙碌中。周围的同志和我一样,氛围,神情,心态都一如既往，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如今分析起来,其实是因为远离大后方而位于抗战的最前沿。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我们没有举杯相庆的条件,没有停下手头工作大庆大贺的可能。举目可见的碉堡,日寇明目张胆地“拒降”，接下来的胜利还需我们一个战斗又一个战斗地去争夺,还需要根据地军民一腔热血又一腔热血地去换取。 这时,由于早就在关外作战的李运昌同志又率部队向辽宁进发，收复失地,冀热辽地区的行署主任张明远同志就代理区党委书记,率领我们一同开赴冀东的詹才芳同志担任了军区司令员。 日本投降的消息一经传出,蒋介石接连发出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二是要他的嫡系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是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护地方治安”,抵抗人民军队受降。8月12日,麦克阿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对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令,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这样,就演出了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日、伪、蒋合流的丑剧,中国又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我党留在冀东的部队及各县区游击队一面整编,一面向驻防的日、伪军发动强大的攻势。首先接管了山海关,收复了古北口,打通了冀东至张家口的通道。接着包围了唐山,收复了宝坻、香河、三河、通县、乐亭、玉田、蓟县、遵化、迁安等县城。各地反攻受降情况不同,有些敌军迫于形势不战而逃,有的则顽抗到底,使根据地军民付出惨重代价,许许多多的干部战士在“八·一五”之后仍为抗日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据我所知,卢龙县城一千五百余伪军拒降,围城的军民创造了“星星火炬”战术,枪声炮声万响齐鸣,满山遍野火球飞舞,八路军先锋队乘夜摸进城去,经过巷战收复县城。蓟县伪县长李午阶是个铁杆汉奸,扬言“不消灭共产党死不瞑目”。已经到了9月中旬，仍拒不投降。我部队民兵,担架队员及群众冒雨攻了两天一夜,才收复县城，击毙李午阶。玉田县城日军负隅顽抗,我军也是攻打了三天打进城去,却仍有一些日军钻在地道里顽抗,零星战斗又持续了两天才告结束。最难打的是遵化县城。十个伪满警察和讨伐大队合编而成,头子陈天喜曾是东北抗联的师长,是个死硬的叛徒,我军围攻了他两个多月,多次劝降,他不为所动。直到12月,敌人弹尽粮绝,一部分投降,部分在逃窜途中被歼,陈天喜也被击毙。 是否可以这样说,就全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而言,抗日战争截止的标志日期是1945年的8月15日,而我们冀东的抗日战争一直延续到这一年的年底。 我们共产党人渴望和平,渴望建设新中国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就在日本宣布投降的第二个月,即1945年9月,冀东区党委和行署决定建立冀东建国学院,以培训建设国家需要的人才,适应抗战胜利后的新局面。记得,是区党委组织部长苏林彦同志找我谈话,他肯定了我在组织部期间的表现,说是张明远同志提名我到建国学院工作。 与苏林彦和凌云同志分别后没有再联系。听说苏部长50多岁和农村的妻子离了婚,新婚的妻子是当时组织部一位30多岁的干部。不久,苏部长于1947年牺牲了。凌云同志一直在冀东工作,新中国成立后调到唐山市。 冀东建国学院设在遵化县的一个大村庄里,当时也是区党委的所在地。这里的环境相对安定,院长娄平,是位30多岁的大学生。下设两个科,我任组织科长,马俊任教育科长。 马俊同志也是30多岁的大学生,曾在冀中青救会工作,是我爱人周克刚的老部下,对我一直很尊重。他是南方人,悟性高,知识面广,能说能干。但与娄平院长处得不好,我们三个一起研究工作时,他经常和娄院长吵。好几回争吵过程中,马俊同志一掀桌子扬长而去,娄平院长很无奈。后来,区党委组织部决定,由我兼任了教育科长,马俊改任副科长。我思想上认为不妥,但行动上仍要服从。教学上马俊自选教材,自己讲课,我都支持他,我们合作得很好。 我作为组织科长,更多的精力还是在组织方面。建国学院的培养对象主要是在乡知识分子、各级党政干部和从国民党占领区投奔到解放区来的进步学生。组织科的工作是把他们按照学院的要求进行编队,教育队培训教师,财经队培训财务人员,干部队培训区县干部。各队设一名队长,建立党支部,选出书记、支委共三人,都是从学员中产生的。 学院借住在一家农民的院子里,除了娄平、马俊和我之外,还有一个秘书,一个财务。没有校牌,没有教员,甚至没有一间像样的课堂。教材都是马俊自选教材,自己讲授的。学员分散住在附近的农民家里,讲课时选择在农民的场院或村外的僻静处。进入深秋后天气越来越冷,只好取消了集体听课。由马俊在一个大一点的房间里,先讲给各组的组长,然后让组长记录后再去给组员讲解。条件虽然简陋,但教职工都很积极,学员的热情很高,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通过政治理论、时事政策和一些专业知识的训练后,学员统一分配工作。学期半年左右,每期三四百人。这些学员到工作岗位后。很快成为当地党、政、军的骨干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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