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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1月1日，是吴小龙逝世15周年。 吴小龙从2002年调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教书，到2006年去世，我们同事四年。在学校见面，总是微笑地打招呼问候，兼或说几句最近看到了什么好书好文章。我把他视为文友。写了文章，彼此都用电子邮件相互发送。吴小龙写作甚勤，《随笔》、《博览群书》、《上海文学》等杂志都有他的佳作。他潜心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富于诗人气质。他一面做着严谨的历史研究，一面又不停顿地写着随笔，有抒情有感悟。他的娓娓而议与我坦言直接的文风不大一样，读他的文章，每每看不到一半，我就着急了，这老兄到底要说什么呀？但我们的价值观基本相同。吴小龙研究历史，也关注现实。他不是为钻故纸堆而钻故纸堆的人，学术研究与现实思考是相通的。 当希望沟通时，他是我最先想到的人之一。 对“9.11”事件，我和他电话交流。他说：“在警察和流氓之间，我选择警察！”他态度痛快、明确，在许多问题上与我是知音。包括身边一些很无奈的事，我常想，吴小龙能忍，我为什么不能忍？无形中排遣了不少烦恼。 最后一次与吴小龙近距离交流是2006年春天，郝建发起了一次小型民间学术讨论会，主题是反思文革，十几位北京学者参加，还有瑞典学者沈迈克。我提交的论文是《文革研究与口述历史》，吴小龙提交的论文是《毛泽东与文化革命》。吴小龙的看法与流行的结论不同，但很有道理，给我启发。 有一次，学生自发召开宋美龄研讨会，请我和吴小龙参加。印象很深的是，他非常善于用历史细节本身表明他的态度。不像我总是急于亮出自己的观点，然后再用实例说明。对学生的疑问，他是引导学生去读相关的书。他深受学生欢迎。学生们不但觉得他温文尔雅，耐心有加，而且感受到他的教学极富个性。他是在教学岗位上走的，为他送行的学生有数百人之多，在他的灵堂前排起了长龙。最后校方也提出：远学孟二冬，近学吴小龙。 吴小龙是福建人，生于1955年，1977年参加高考，考上福建师专，毕业后到福州市第六中学教书。他在中学从教13年，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学术兴趣，1993年，他已经38岁，考到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获得硕士学位后，做了两年编辑。1998年再考到中国社科院，攻读中国近代思想史博士研究生,2001年获博士学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走上专业学术研究岗位，这时已经44岁。论才能，论水平，他不逊于同辈。但一些同龄人已经成名成家，得到更多的礼遇，享有更多的平台，让他感到某种压力。他又离开专业学术研究机构，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虽然教学工作量不小，但他得到了周围的尊重，心情愉快。在系里，同事们都觉得他是一个既有水平，又很好相处的人。 他学术研究的重点是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是王光祈、曾琦、李大钊、周太玄、陈淯、张梦九、雷宝菁七人1918年6月发起的青年社团，1919年7月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会员中有毛泽东、恽代英、邓中夏、杨贤江、沈泽民、高君宇、刘仁静、赵世炎、张闻天等后来的共产党要人，也有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青年党骨干；杨钟健、舒新城、朱自清、宗白华、田汉、张申府、许德珩、易君左、郑伯奇、李初梨、李劼人、方东美、周炳林、康白情、卢作孚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教育、文化、实业界名流。郭沫若和几位主要发起人是中学同学，有意参加，未获准。这个学会是“五四”时期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社团。1940年代有过一种说法：当今中国，已成“少年中国学会”的天下了。然而，在吴小龙之前，对这个学会的研究极为零散。 吴小龙呕心沥血九年，在2001年5月完成了专题学术论著《少年中国学会研究》。因为经费等原因，出版过程又用了5年。直到2006年8月，这本大著终于在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这时，吴小龙因为脑部肿瘤压迫，已经神志不清。死神已在召唤。 吴小龙不辞辛苦，购置了那么多书籍，积累了那么多史料，都来不及耕耘了。他曾告诉卢晓蓉一个计划，打算再写一部书，书名暂定为《魂系少年中国——少年中国学会人物群像》。其中包括七位创始人的传记：《魂系中国，情寄音诗——少中学会的发起人王光祈》《深思沉着、稳如泰山——少中学会的精神领袖李大钊》《热忱的实干家——陈愚生》《终生献身科学的周无》《终生献身教育的张尚龄》《东渡扶桑，赉志而没的雷宝菁》《书生办党，回天无力——曾琦》，还有《青年运动的先驱——恽代英》《从文学青年到党的'书记’——张闻天》《从塞纳河到黄浦江——第三次上海工人起义的领导者赵世炎》《问学问政的“学钝室”——李璜》《万竹楼上的史家——左舜生》《从五四青年到考试院长——杨亮功》《历史风雨中的“三叶草”——宗白华、田汉、郭沫若》《从土木工程学生到“首都市长”——沈怡》《文章师表，气节楷模——朱自清》《波澜壮阔的“大波”——文学家李劼人》《实业救国，力拯民生——中国“船王”卢作孚》等相关传记。然而，不等这个计划完成，吴小龙就匆匆地告别了人间，时年51岁，正是一个历史学者刚刚步入佳境的时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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