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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一樵，原名张景文，1917年4月生于洛宁县王范镇的一个贫苦家庭。1937年，赴山西加入牺盟会决死队。1938年3月，任安泽县牺盟会特派员。1940年，任太岳区党委民运干事，后南下到江苏淮海地区工作。1941年任淮阴县委宣传部长。1942年初，任淮阴县委组织部部长兼农会主任、敌工部部长、新四军驻淮阴联络处处长。1945年初，任浙江省临安县委书记。1947年任山东胶县县委书记，1948年改任胶河县委书记。1949年4月至1950年7月，张一樵任松江地委组织部部长。1950年7月至1952年1月，任中共常州地委副书记兼专员。1952年1月至1958年3月，先后任中央组织部党员管理处组长、副处长。1958年3月至1965年2月，张一樵在任中共温州地委第一书记。1965年2月，张一樵任贵州省委任秘书长，8月任中共贵阳市委第一书记。1965年8月，任贵州省委书记处书记、省委常委，兼任贵阳市委第一书记。1970年，他被“解放”，但已身罹肺癌，术后住进北京，在日坛肿瘤医院治疗。1972年，他匆匆走完风雨人生路，终年55岁。本文，根据有关资料整理出张一樵若干动人事迹，以缅怀这位党的好干部。1941年1月，张一樵刚从冀南军区医院病愈出院，身体还很虚弱。军区政治部把他和南下掉队的彭仲韬、邵晋藩、张子澄、李福安、郭克宽五名干部编成一组，任命他为组长负责继续南下。春节前，他们走到鲁西军区时，遇到日军大扫荡，打算隐蔽在游击区一个叫邬那里的村子里。但是那个村的保长是个两面派人物，胆小怕事，不让他们进村。他们几个只能在野外利用交通沟跟敌人周旋。不巧，连着下了三天大雪。他们衣服单薄，白天没有饭吃，晚上只能钻进草堆里过夜。但是，大家相互关心，相互鼓励，咬牙坚持了下来。彭仲韬的脚冻肿了，张一樵先用雪擦他的脚，然后抱在自己的胸前暖和。这样，彭仲韬的脚才没有冻坏。他们轮流去村里找老乡要讨饭，一直熬到了扫荡结束。1942年初，张一樵任淮阴县委组织部长、敌工部部长、新四军驻淮阴联络处处长。那时候，淮阴“安青帮”盛行。淮海地委要求有条件的人员要打入“安青帮”内开展工作。张一樵为了利用“安青帮”收集情报，几经周折找来一本关于《安青帮》的书籍认真阅读，把帮规、辈字、暗语等熟记于心。遇到“安青帮”帮徒，他都能对答如流，丝毫不露破绽。一天，张一樵和几个县委领导到淮阴县城，假借进戏院看戏，了解敌情。他们刚落座，几个“安青帮”的帮徒就闯了进来。只见张一樵把衣袖卷来卷去，做了几个手势，又在地上跺了几脚。那一伙帮徒马上跪倒磕头，然后灰溜溜地走了。原来，张一樵的动作是“安青帮”中辈分高的人用的暗语。晚辈见了都得跪下磕头，大礼参拜。张一樵也收过徒弟，其中有个姓秦的徒弟是敌伪乡长兼据点里的伪军中队长。一天，有个我们党的乡干部被伪军抓进了据点。张一樵给姓秦的徒弟写了封信，要他放人。姓秦的见信后，就乖乖地把人放了。他还收了几个徒弟，在敌占区收集情报，在对敌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52年初至1958年春，张一樵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多次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基层党组织的状况，也曾到各地调研点去巡视。他在调研、巡视中，非常重视细节问题，比如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有什么具体内容，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各地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有哪些不同，为什么？等等。张一樵每次调查、巡视后都向中组部写出详细汇报，理论、文字水平提高很快。1956年夏季，他参加了党的八大文件起草工作。特别是1956年9月，进入中央高级党校学习以后，张一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更是不可与往日同日而语。张一樵在任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副处长期间，编写了《农村中的党支部工作》一书（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这本对全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指导性的专著出版50多年后，在网络上仍有销售。张一樵在中组部任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期间，还参与编写了《组织工作问答》和《论党的建设》两本书。1958年3月，张一樵调任中共温州地委第一书记。那年，他在平阳县麻步区蹲点。在制订下年度粮食增产指标的会议上，乡镇负责人争相发言。第一个说亩产2000斤，第二个说亩产2500斤，第三个说亩产3000斤……张一樵听了，说：“这样的粮食产量指标，只能是你骗我，我骗你，大家都骗余秋里（当时余秋里是国家计委主任）。”他干脆利落地制止了会上的浮夸风。一年秋天，温州地区有个山区县试养柞蚕实验成功。该县县委办的同志拿了几块蚕丝织成的衣料到地委报喜。事后，他们把衣料分别送给地委领导和地委办公室的同志，都收了“成本费”。当秘书把一块衣料送给张一樵时，他说：“我不需要，谢谢他们的好意。”秘书说钱都付过了。“付了钱也不行！”秘书只好把衣料退还给县里的同志。张一樵全家老少九口人，子女尚在读书，加上一个保姆，凭他们夫妻俩的工资够紧张的了。他们还要接济老家的父老至亲，老家亲友来温州，吃住行他都要照应。所以，张一樵的几个儿子总是穿着打补丁的衣裤上学。他经常教育孩子们要艰苦朴素，俭省节约。张一樵在陪同来温州的客人观赏戏曲或文艺节目时，从来不允许家人或孩子借机去观看。即使演出单位免费赠票，他也不允许家人和子女跟自己坐在同一排。他就是这样公私分明，一点儿也不含糊。1961年，张一樵的夫人史卓英在温州地委党校文化部学习。每星期六下午，地委书记兼地委党校校长的张一樵总是步行五公里接夫人回家。有时候党校未下课，张一樵就在传达室跟门卫聊天。党校负责同志叫他去办公室喝茶，他总是谢绝说：不打扰同志们了。张一樵对待下属，一贯尊重、宽容。秘书戚俊伟回忆在他跟张一樵工作的近四年里，报告、讲话、发言三类文稿都是张一樵自己动手写的。张一樵只是要求他收集具体真实的素材，提供准确的事例和数据。工作人员遇到难处，张一樵总是尽力帮助。有一次，张一樵参加省委召开的会议，住在杭州大华饭店。一天晚上，会务处按各地区与会人员名单发入场券，安排看京剧。一位刚从温州地区调往杭州市的领导仍住在温州领导的宿舍区。会务处没有给他发入场券，他严厉地责问秘书：“你搞什么名堂？”秘书再三解释，仍无济于事。张一樵从房间里出来，说：“这是会务处不了解情况，不是他的责任。我晚上有事不看戏，这张票给你吧。”就这样，帮秘书下了台。有一天，张一樵在上班路上遇见乐清县上五宅村党支部书记黄云飞。当他得知黄云飞患肺癌无钱医治时，就打电话告诉乐清县委书记王振元，要他帮助黄云飞解决医疗费问题。他再三交代：实在不行，可以从党费中开支，给黄云飞补助医药费。1960年，瑞安县有个干部叫冯志来，写了一篇题目为《半社会主义论》的文章，质疑当时的社会主义性质。张一樵把那篇文章交给地委党校的教员们讨论。许多人说文章观点有严重错误，应该批判。也有人提出应该给冯志来组织处分。张一樵说，让他在思想认识上分清是非就行了，组织处理就不必要了。冯志来知道后，感动地说：“幸亏张一樵同志明确表态，我才躲过一劫。”张一樵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工作作风在温州有口皆碑。曾任温州地委党校办公室主任的陈明德说：“张一樵同志在温州任职期间的言行，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我心目中，他不愧为党的好儿子，人民的好公仆。称得上是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是我学习的好榜样。”作者简介：张泽民，1949年生，陈吴乡陈吴村人，中共党员。退休前曾任县政协办公室主任、文史委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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