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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干部南下接管浙江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新年献词》中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明确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任务。那时，我还在先遣纵队工作。先遣纵队广大指战员听到《新年献词》全文播发之后，无不欢欣鼓舞。无论是指挥员，还是战斗员，对全国革命形势发展之迅速，都始料不及。我当时的心情也是很激动、很喜悦的。  华东野战军前委(1949年2月改为第三野战军前委)为适应形势发展之需要，先后两次在徐州东北的贾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拥护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对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华东解放军1949年的六项任务，研究了如何顺利完成我党从城市工人运动中产生，然后走向农村，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又重新回到城市这一根本性转变问题。我没有参加贾汪会议，但前委扩大会议精神，对于统一全体同志的思想和行动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野总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紧张筹备渡江战役准备工作的同时，对进军华东各省市的行军路线、物资保障和对新区的接管工作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同年2月，在安徽省蚌埠成立了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谭震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委员有杨思一、黄知真、李丰平、陈洪、张雨帆、刘格平(未到职)。 3月初，三野第七兵团按预定计划沿津浦路侧翼南下进至庐江地区，抵达长江北岸。在庐江我与谭震林、王建安、姬鹏飞诸同志汇合。在我军兵临长江之际，国共两党的北平和平谈判也即将开始。望着翻滚东流的滔滔长江水，我脑海中不禁又回想起北撤时，在古窑浦泣别浙东父老时的情形。那个时候有谁会想到时隔四载，浙东新四军随南下大军就要打回来了!这时，七兵团的主要任务除安排好部队的训练和休整外，还要派出部队组织轻重武器以火力封锁和控制敌江防工事，确保有效地控制江面、渡口和船只，保障大部队全面展开渡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安排第三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统一指挥三野第七、第九兵团在裕溪口至狱阳镇(不含)一线的渡江作战。 谭震林与我分工，由我负责筹备接管浙江的组织实施，主要任务是把华东局从山东调赴浙江的大批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做好分配工作，争取一到浙江，就按省、地、市、县委成套的班子迅速撒向全省各地，不能随作战部队同时渡江。谭震林在指挥渡江作战中兼任第七兵团政委。所以渡江前后第七兵团由谭震林和我两个人担任政治委员。 4月1日，我从七兵团驻地安徽的庐江到华野总部驻地蚌埠。从华野总部了解到，华东局确定调到浙江工作的干部，有鲁中南区党委调配的区党委级全套，地委级10套，县、区委级30余套;渤海区党委调配的地委级3套，县、区委级10余套。加上铁道财办干部，总数约8000人。另外，还有早在1948年春季，由华东局、华东野战军总部调出，随华野先遣纵队南下，赴浙江工作的一批浙江籍和曾在浙江工作过的地、县、区干部。这些干部包括各级(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担负主要工作责任的和专门从事党务、军事、政府、民运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工作的，他们经过根据地建设的各种锻炼，各有一定领导工作及本职工作的经验。 南下前后，在山东滕县和苏中又经过集中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约法八章、毛主席关于加强纪律性的指示和接受城市的有关政策，是开辟浙江新区工作的一支主要力量。 自4月15日至月底，我与筹委会杨思一、李丰平及朱讯等同志一起，先后到界首(属高邮)、宝应、扬州，向南下干部纵队政委兼华东局党校校长温仰春，及干部纵队一支队(即鲁中南支队)、三支队(即渤海支队)和铁道财办的负责人，了解调赴浙江工作的干部情况，重点是了解区党委级和地委级千部的情况。渡江前后，筹委会研究了全省行政区的划分，杭州市军管会和省委的组织机构，以及各部干部的配备方案。 为了便于南下干部到浙江开展工作，在渡江前，还向华中工委、镇江地委、扬州市委多方收集浙江和杭州的情况资料，了解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经验，供南下干部学习、参考。 在这项工作中，我们得到了陈丕显、杨帆、陈光和其他有关负责同志的热情支持。 4月30日下午，我和筹委会诸同志从六灯(属江苏)南渡长江，到达镇江。 5月3日上午，我去丹阳向华东局汇报和请示工作。 陈毅和饶漱石都在，华东局指示:对接管浙江及省委的组织安排，按中央原定方针照办。南下干部带到浙江后，尽快分配下去。我军可能于今明两天进占杭州，你们今晚就出发，兼程赶赴杭州。下午，我们就到南下干部纵队接收去浙江的干部。汪道涵向八兵团部交涉了汽车、火车，把全部南下干部分批连夜送往浙江。 5月3日，七兵团解放杭州。5月4日晚，谭震林与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姬鹏飞等同志即进驻杭州。 5月5日晚，我奉命率南下干部兼程赶到杭州，与谭震林会合。至此，筹委工作结束。 胜利会师.加强团结 我率南下干部8000余人之一部，进入杭州与谭震林会合后，原于1949年2月在安徽蚌埠成立的中共浙江省筹备委员会(接管浙江的领导机构)的工作即告结束。随后，我所率领的南下干部团也先后分批到达杭州，他们是开辟浙江新区工作的一支生力军。 这样，当时浙江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有野战军的，有老解放区随军南下的，有原在当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和地方工作的(其中又分别来自浙东、浙南、浙西等各自为战的游击区)，有杭州地下党坚持城市秘密工作的。这各路干部，在解放军主力入浙，不断歼敌的进军中，而先后胜利会师后，南下大军及干部与原在浙江的游击部队及干部的团结，是有关我党我军在解放全省的战斗中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重大关键问题，是有关我军与全省广大人民的政治联系的根本政策问题。 1949年5月10日，即杭州解放的第七天，我们就召开了盛大的会师大会，隆重庆祝南下大军与坚持浙东、浙西游击战争和杭州地下斗争的同志们胜利会合。6月18日，省委又召开省直机关干部大会，热烈欢迎坚持浙南敌后斗争达10余年之久的浙南的同志们。在这两次大会上，谭震林都强调，在新的形势和任务面前，只有把解放军主力、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三方面的力量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才能适应建设新浙江的需要。 他告诫全省同志，南下大军与地方游击队的团结，南下千部与坚持浙江地下斗争干部的团结，是取得今后工作胜利的基本保证，一定要搞好。中共浙江省委还相继发出了《关于结束前杭州和浙东、浙南等地方党工作的决定》，做出了《关于南下干部与坚持干部会师后处理团结间题的指示》，号召来自各方面的干部，都应在省委和新建立的地(市)、县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步调一致，加强团结，做好工作。 由于我在浙江解放前与上述各方干部工作上都有所接触，对他们的情况有所了解，因此，按照省委分工，我对各方干部的协调工作做得多些。我还亲自到浙南，具体帮助做好会师的团结工作。我们在做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的团结工作时，始终坚持了如下的原则:对南下干部中个别不尊重地方干部的同志，提出严肃批评，并责令改正;同时教育地方干部要与南下干部坦诚相见，彼此取长补短，做到互相学习、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支持，从而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会师中的协调配合，保证了城市接管和新区开辟工作的顺利进行。 全省的会师，总的说是顺利的，尤其是在县级以上，一般各方都较自觉地注意互相团结，只是在个别地区一度发生过一些不够团结的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野战军和南下干部中的领导同志工作方法不够注意，在奉命限期到达当地之初，没有首先向当地领导干部了解情况，处理会师中的问题过于性急，曾引起当地组织的一些误会和不满。另一方面，由于当地主要领导同志在胜利形势下，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生长，组织性、纪律性欠缺，说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话，做了一些不利于团结的事。 省委对会师中的团结问题，作出了如下处理原则:本着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对各方做耐心的说服教育工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解决思想性质的问题，以求团结五湖四海汇集拢来的同志一道工作，齐心协力创建新浙江。 会师中发生的问题，涉及省委负责的事情，省委就说明是省委的责任，不应责备其他任何一方的同志。如野战军和南下干部的领导同志到达浙南时，事先组织手续不周，也是引起当地领导同志误会的原因之一。谭震林就在发给温州地委的电报中说，这是由于省委初到杭州，工作繁忙所出现的疏忽，不应责备野战军和南下干部的领导同志。又如以后当温州工作一度落在其他地区之后，受到责备时，谭震林又明确指出，这并不是什么缺点，因为省委首先要解决温州会师后的领导问题，需要谨慎，是省委有意识地把温州工作放后一步，不怪温州同志和南下干部中的领导同志，也不要急于追赶，一急，将留下后遗症，使今后工作被动。相信温州的领导同志，经过省委的教育提高以后，只要虚心学习其他地区的先进经验，小心谨慎，紧张工作，是可以迎头赶上的。 对各游击区和杭州地下党的工作，省委都明确肯定基本上是正确的、有成绩的，并指出胜利的到来，主要因素是靠解放军大量歼灭敌军和解放区群众大力支援前线。在会师全过程中，省委坚持划清这种界限，始终如一，毫不含糊。 如对温州过去工作的是非，当有的领导同志之间认识有分歧时，谭震林明确肯定温州过去的工作基本上是正确的、有成绩的，同时指出有严重的缺点;当地干部和党员，大多数政治上是好的，同时指出组织上存在的一些不纯，是可以而且必须下决心搞清楚的。但是，如果认为温州工作过去一切都错了，须采取另来的政策，又如果因为组织上有某些不纯、干部只是思想作风有问题，而采取“搬石头”的政策，不依靠原有组织，那是完全错了。那样，要搞好温州工作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并且温州工作将永远翻不过身来。 至于说南下干部去温州工作的领导同志“右倾”问题，谭震林也明确指出:省委认为不是“右倾”问题，而是领导方法有缺点。所谓“右倾”的认识，即应纠正。否则，很容易发生“左”的问题。 在召开有关双方领导干部座谈会和作个别谈话时，谭震林和我分工谈话，对任何一方的同志，有缺点当面指出、批评，启发他作自我批评;在他尚无自我批评的觉悟时，予以等待;当他作了基木正确的自我批评以后，给予肯定，勉励他向前看，在实践中改正、提高。 在配备干部时，政治上(尤其是执行政策)、组织上，以南下干部为主。但领导班子的组成，本着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消灭山头的原则，重视照顾当地干部，以利于党与群众的联系。 由于游击区的大发展是在淮海战役之后，时间短促，新发展的党员、于部又未经整顿、巩固，因此，会师后，对县以下当地干部先后举办短期集中训练班，进行形势、立场、政策、组织、纪律和党的优良传统的教育。 经过省委一系列工作，至1949年8月，会师在全省范围内大体上就没有什么严重问题了。建国初期浙江的干部队伍，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团结一致，工作积极，朝气蓬勃。后来，谭震林自己回顾三年来在浙江的工作时曾说:“虽然浙江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各有山头，各有一套作风，而在三年中始终是团结的。”他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实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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