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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产的恢复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 浙江是江南的鱼米之乡之一，谚语“苏湖熟、天下足”，并喻苏州、湖州粮食之丰。但是解放之初，浙江却是一个缺粮省，自然灾害频仍，农村常遇春荒。1949年遇到水灾，全省受淹农田有300余万亩，颗粒无收，又遇虫害，约有20亿斤稻谷被虫吃掉，灾区1950年春荒严重，有几百万灾民断粮呼救。谭震林曾经痛心地同我说，沪杭甬这块地区的浙江，这样好的产粮区，有时这样灾，那样灾，要救灾，捧着金饭碗讨饭吃，这是不行的。一定要把农业生产抓好，来解决城乡人民的民食，解决城市工业原料，维持、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造成大规模建设工业、建设新浙江的有利条件。  浙江解放后的头三年，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围绕着国民经济的恢复来开展的。经过剿匪、反霸、生产救灾、疏导工农业产品等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1950年1月，全省第一座小型水电厂—金华湖海塘水力发电厂开工兴建，设计总装机容量200千瓦，年发电量50万度。9月，电厂建成竣工。试发电时，我和省财委主任张劲夫等到工地祝贺。 10月，总装机容量达3万千瓦的黄坛口水电站也开始动工兴建。 根据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结合浙江的实际情况，1949年10月，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议确定了以生产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会后，全省农村很快兴起了大规模的治水、治虫、积肥、精耕细作的生产运动。省里也从1949年起每年投入了最大可能的水利经费，直接兴办海塘防洪工程及大型农田水利工程，同时发动群众大兴水利，根除虫害。浙江省的第一个小型水库，就是这时在金华建成的。1950年2月5日，钱塘江历史上最大的护堤工程—陈汉港混凝土石块斜坡塘工程胜利完成。从此，杭嘉湖等地沿江数百万亩耕地免受江潮侵害，数十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得到安全保障。这对农业生产的恢复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9年，全省粮食总产量达到80.61亿斤，比1948年增产6%; 1950年粮食总产达到103.39亿斤，比1949年增产两成;;1951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25.14亿斤，比上一年增长17%; 1952年，农业总产值达到28.22亿元，比1949年增长55.5%(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粮食总产量达到140.16亿斤，比1951年增长12%,超过抗战前的最高水平。这一年，浙江就由解放前的缺粮省变为粮食自给省。国民经济的恢复任务也于年底完成。 1953年10月，党中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下达后，10月23日，我们召开了为期10天的全省第四次党代表会议，传达、学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之后，各地、市、县委都先后召开党代会或干部大会，区、乡召开积极分子会议，传达、学习和宣传总路线。 从11月份开始，学习、宣传总路线的运动在全省各地展开。省委发出关于学习总路线的计划，决定从11月起到1954年I月底止，省级机关高、中、初级组及全省干部均暂停一般理论学习，集中力量学好总路线。省委宣传部专门举办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学习讲座”。我和霍士廉(时任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还曾经向浙江大学、浙江医学院、浙江师范学院、浙江农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等五个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工作了学习总路线的动员报告。 1954年2月，省委召开全省区委书记以上干部大会，我代表省委向大会作了报告。大会检查总结了全省第四次党代会以来总路线宣传方面的情况，指出'这是土地改革后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对进一步贯彻总路线的学习作了安排。据不完全统计，到1954年2月，全省有10.5万名左右乡以上干部，120万名左右的党员和积极分子，80-90%的农民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总路线的教育，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深人人心。 通过学习和宣传，全省人民的政治觉悟和千社会主义的热情大大提高。浙江农村原来就有劳动互助的习惯，解放以后，省委及各地党委都在不同程度上重视了组织劳动互助。总路线广为宣传后，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气氛浓厚了，社会主义的前途方向更加明确了，大力支援社会主义工业化，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认识提高了，“社会主义工业化要求农业从分散的落后的生产方式转变为集体的先进的生产方式”的观念深入人心。各地积极开展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并试办了农业合作社，农民参加互助合作的热情空前高涨。至1953年12月，全省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总农户的49.2%0因此，1953年的农业生产虽然遇到严重旱灾，粮食产量比1952年有所减少，但农业总产值仍达28.9亿元，比1952年增加2%(按1970年不变价格计算)。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来杭的教益 杭州的春天和秋夭，气候温和，风景怡人。建国后，毛主席常来工作或休养，一住就是一两个月。他喜爱浙江，关心浙江，把浙江视为“第二故乡”。我也因此得以不时亲聆他的教诲。 1953年12月27日，毛主席从上海来杭，由我陪同。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来浙江，在浙江住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一次。这也是我解放后第一次见到毛主席。主席来时，谭震林特地从上海赶到杭州，我们俩一起去看望他。主席那时虽已年近花甲，但精神饱满，精力充沛。他身穿洗得发白的睡衣，脚穿一双旧布鞋，朴素无华。见到谭震林和我进去，毛主席高兴地迎上前来，握住我的手说:“我以前就见过你，你叫谭启龙，家住永新县，还是'放牛娃’、'红小鬼’呢!”回想1933年夏天在江西瑞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他那亲切的话语和惊人的记忆力，使我感动不已。 毛主席这次来浙江是起草和修改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为了给毛主席起草修改宪法提供一个较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经请示谭震林同志，我们把毛主席等一行安排住在刘庄，把先前谭震林和我居住过、兼作省委常委会议室的北山街84号大院内30号房子供毛主席和宪法起草小组办公用，我则搬入孤山路1号居住。 在起草和修改宪法期间，毛主席经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耗费心力之巨，可想而知。于是我就和谭震林商量工作中间可否穿插一些娱乐活动，来适当减少毛主席的疲劳。 一天吃过晚饭，谭震林和我一起去见毛主席，建议他休息一下，打几圈麻将，还告诉他我们正好“三缺一”，请他和我们玩一下吧。毛主席听后欣然接受。为了称呼的方便，他就称谭震林为大谭，称我为小谭，还风趣地说:“大谭专门作大牌，小谭专门和小牌。”以后，毛主席在一些大小会议上也这么称呼我们，后来浙江的同志就干脆称呼我们为大谭政委和小谭政委。大谭、小谭就这么传开了。 毛主席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有一次他和我爱人严永洁跳舞，一边跳一边问严永洁:你和小谭是怎么认识的?严永洁告诉他是1938年在赣东贵溪认识的。主席听后说:我1933年在江西瑞金认识小谭时，他还是个红小鬼呢!一边说，一边还用一只手在空中形象地比划了一下，逗得严永洁哈哈直乐。 毛主席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在我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这一段时间里，他来浙江就亲自去过新登、萧山、德清、杭州郊区及绍兴东湖农场等地的农村，听取当地领导人汇报，亲自观察农田，走访农户，与农民亲切交谈，深入了解基层的实际情况。有一次，他听了我们关于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新情况的汇报后，对新登县(现属富阳县)有较深的印象，决定要去实地看看。一天早上6时，工作了一个通宵的毛主席没有休息，驱车来到新登。一下车，他就不停地向陪同人员了解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他还走到稻田边，仔细观察，走访农户家庭，和农民及退伍回乡的军人们无拘无束地亲切交谈。他充分肯定了新登县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经验，赞扬组织起来的好处。 1954年3月初，他在听了我介绍的绍兴东湖农场的情况以后，兴致很高，说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当时这是浙江省的第一个示范农场，以前是有名的“放鸭畈”、“溺鸭畈”，但由于成功地采取了“良田、良种、良制、良法”的配套技术，粮食亩产由1951年建场时的388斤，提高到1953年的709斤，成为全省的高产样板。3月中旬的一个下雨天，毛主席要我陪他去东湖农场。因为天下着小雨，我们劝他天晴再去，但他坚持要当天去。一到农场，他就迎着细雨走在了泥泞的田膛上，一边仔细观看，一边向走在他身边的农场领导人发问，对农场的科学种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毛主席好学不倦，博古通今。他幽默风趣的谈吐，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长留在我的心中。1954年我陪毛主席去绍兴视察东湖农场，在休息时，我陪毛主席坐在一张八仙桌边小憩，他对我说，绍兴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地方，也是中国当代大文豪鲁迅的家乡，你去过越王故里和鲁迅的故居吗?我说去过。 他又说:“鲁迅的著作你有没有看过?”我回答说:“只看过很少几篇。”他又问我:“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你知道吗?’’我点点头说:“知道。”他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啊。”在他这些话的启发下，有一次我到上海开会，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一幅鲁迅先生手书上述两句名言的对联复制品，如获至宝，当即买回，至今还挂在我的床头，当作座右铭，时刻督促自己不忘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视察完农场后，我又陪主席一行来到东湖参观。休息时，他和罗瑞卿、陈伯达等人议论起了《红楼梦》。议着议着，他突然转过脸来问我是否看过这本书，我回答说只看过一遍。毛主席笑着说，看一遍可不行，至少要看五遍，你才有资格参加讨论。接着他又说，这部书不仅是一部文学名著，也是一部形象的阶级斗争史，它里面有六条人命。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经毛主席这么一说，我才知道这部书里面有这么大的学问，我虽说也看过一遍，可对毛主席他们所谈的确实有些一知半解。这也激发了我要多读书，尤其是要多读一些有关历史知识的书，多探讨一些历史问题的兴趣。 当时到杭州来休养或工作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还有刘少奇副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以及聂荣臻、徐向前、刘伯承等老帅。我于白天工作之余，晚上去看望他们，不拘形式地汇报一下我们工作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这也是在浙江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使我从中得到不少教益，不仅工作上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及时的亲切指点，而且在个人思想和文化素养上也获益匪浅。 自1945年10月告别浙东父老兄弟姐妹，不过三年余转战，当年乡亲们“你们一定要回来”和战士们“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心声言犹在耳，1949年4月就“百万雄师过大江”，我们果然又回到了浙江，与坚持在敌后的军民胜利重逢，又一起战斗和工作了。浙江解放后的头三年，谭震林任省委书记，我任省委副书记，具体分管省委日常工作、农村工作、组织工作、干部教育和党报工作，其中农村工作是我所抓的重点。那时，谭震林还担任第三野战军第一副政治委员，与我同为七兵团政治委员。举凡重大决策，事先他都与我反复交换意见，然后提交省委讨论决定。我作为他的助手，按照分工，具体组织落实。省委领导集体团结一致，通力合作，团结全省干部、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迅速开创了浙江工作的新局面。 1951年10月，谭震林上调华东局工作，但仍兼任浙江省委书记。这期间，省委的实际工作，由我全面主持。1952年9月，中央、华东局正式任命我为浙江省委书记。没有想到，不到5年，我又要再次别离浙江，再赴山东。现在回想起浙江解放初期那几年的工作，由于中央的路线、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正确，对我们在贯彻执行中央指示中从实际出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支持、鼓励有加，我们开展工作大胆放手，党和国家的各项任务都能一一较好地完成，政治局面生动活泼，个人心情舒畅。那是常使我眷念的一段岁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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