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叶开 王元鹿教授是我上大学时的古文字学老师。 刚刚收到同学谭杰兄转发他去世的消息，我竟不敢相信。实在太痛惜！在普遍长寿的中文系里，七十多岁毕竟是太年轻了！ 王元鹿老师可以算是我的恩师。虽然我没有读他的研究生或博士生，但他是我这个不谙世事、第一次从乡村来到大学的乡巴佬，就那么幸运地碰到的第一位从未见到过人竟然可以如此儒雅的先生。其实，能称王元鹿老师为先生，才是我最大的愿望。然而，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无法正常叫出“先生”这个词的时代，强而为之，未免矫情。 我依稀记得，王元鹿老师可能是一个世家之后，但我也不愿意去考证了。出生于1946年，刚脱离童年就进入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然后是上山下乡，什么苦都吃过了。这样可能导致他在青年时候落下了病根，反而比他更老的、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老先生，身体长成于“天翻地覆”之前，反而更“扛得住”那些可怕的“摸爬滚打”。 四十年代中后期、五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反而身体普遍不如二三十年代的人。这岂非好几代人的悲哀？ 1987年10月，我们八七级新生上学军训一个月。军训结束不久，王元鹿老师就出现在文史楼教室里，不记得是307教室还是其他教室了。那时王元鹿老师应该是四十三岁，远不如我现在年龄大。但他头发已经花白了，再加上厚厚的近视眼镜，用一根绳子系着眼镜腿，挂在脖子后面。他走路不是大踏步，也不是如流行，而是稳稳重重的，这让身材高大的他看起来分外有气质。 同学们毕业后回忆起来，都认为王元鹿老师是现在大学里少有的儒雅知识分子，也是文质彬彬、谦谦君子的标准形象。他的样子回想起来，就是和蔼可亲。王元鹿老师不仅形象好，而且为人谦和，友善，真心关爱学生。对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新生，他看着并不吓人，更不讨厌，讲那么奥的文字学也不照本宣科，实在令人佩服。那时他的硕士论文《汉古文字与纳西东巴文字比较研究》新出不久，但已经成为了古文字学与少数民族文字比较研究领域的开创性作品。然而我对这方面的知识一无所知，完全不懂纳西东巴文字是什么意思。同时，我其实也一点都不懂文字学，更不懂古文字学。 即便一窍不通如此，但是我这样的逃课大王竟然在王元鹿老师的课堂上，一直坚持到上完。不记得为什么原因能坚持下来了，大概可能是王老师实在太好了，就是不成器如我也不好意思逃他的课。总觉得，他会那么深情地看过来，看着你，让你无处可逃。那时候的我，实际上有种感觉他就是那种最理想的父亲的模样。起码，让我联想起我自己的父亲——虽然我父亲只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他和王元鹿老师在气质上，莫名地有某种共同之处。或许是那种发自内心的友善，或者是某种悲天悯人，或者对于自己的谦逊。 在上课时，王元鹿老师对我们也十分尊重。他是真正的谦谦君子，对每一位同学都十分友好，让我们开天辟地头一回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平等与尊重。 王元鹿老师在课堂上最爱说的一句话：“也可以成为一家之说。” 这句话我和同学们记忆尤深。 无论我们课堂发言怎么忽发奇想，或异想天开，甚至讲了一通完全不知所云的话，他都会认真地倾听，表现出了足够尊重，让你越说越要流汗的样子。以至于不好意思，下课之后只好去找他的书来拜读，找他提到过的古文字学的书来读。觉得不读一下，真是对不起他。 我是从小捣蛋惯的，记得曾在课堂上声称，古文字中的“江”“河”的引申义应该是在战国之前就有了，不是学界通常认为到隋唐时才出现引申义。其实我对此毫无研究，当时这么说也许只是想出出风头，搞点一鸣惊人以引起女生的注意。应该说，当时这么说，真的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研究材料支持自己的观点。 但王元鹿老师却说很好，“也可以成为一家之说。” 因为王元鹿老师的鼓励，我立即就起劲了。回到宿舍后，我拿出刚买不久的上海古籍版影印本《四书五经》，花了两个星期从头到尾把这黑色硬精装的三卷本的蝇头小字看了一遍，出现过“江”“河”二字的地方我就一一划出来。虽然很多地方还看不太懂，但是我的方式只是找字，而不是读解，所以也算轻车熟路。然后，我把这些划出的部分摘抄下来，归拢在一起，写了一篇小文章。文中列举了出现在《尚书》《论语》《诗经》等著作里的“江”字与“河”字，并作了一些分类归纳，然后就声称在春秋战国时期，“江”“河”的引申义就很明显了。这篇小论文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甚至论据也不够充分，竟然就号称推翻了古文字学界通常认为是唐代后才出现引申义的观点。 小论文交上去后，王元鹿老师又给予了鼓励，说极有价值，打算推荐给《古文字研究》杂志发表云云。又过了一些天，我同寝室龙凤清同学不知道怎么从王元鹿老师那里带回了这篇论文，说刚知道复旦大学有位文字学教授也写了类似的一篇文章，不知道我是不是“参考过”？龙凤清同学是来自张家港的农民之后代，当时应该也是一个“粗糙”的家伙，不是后来成为“龙总”时这么霸气侧漏。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龙凤清同学竟然能如此“委婉”地说话，大概是王元鹿老师手把手教了他、嘱咐了他，要怎么怎么表达，才不会“伤害”我。这是我猜测的，但有一定的合理性。不然，刚进大学不久的“龙总”，哪可能有如此灵活性呢？要知道高中刚升大学，人人都是愣头青啊。然而即便如此，我还是“受伤”了。 我竟然不高兴了，对龙凤清同学说：“我花了两个星期在书里找词，你又不是不知道。没想到复旦大学教授竟然也只是这种水平？难道我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写的文章，竟然跟复旦教授水平一样吗？” 龙凤清同学转述王元鹿老师的话说：“你再看看这篇文章，我给你复印了。看看能不能稍微改一改，还是可以发表的。” “不改！我不改了。”我那时无知无畏，就牛哄哄说，“没想到文字学这么简单，我还改什么啊，不发就不发吧。” 就这样使小性子，发脾气，辜负了王元鹿老师的一片好心。至今，我都欠他一个深深的道歉。虽然，他宽宏大量，肯定早就忘记了。但每每想起来，我就为自己的胡闹而感到遗憾。如果我老老实实修改，发在《古文字研究》上，说不定今后就走上了古文字研究的道路了。记得后来同年级李同学似乎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一篇小论文，后来读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生，又后来成了语言学教授。 不过，以我这种华而不实心浮气躁的性格，确实也不合适做文字学研究，尤其是古文字学研究。要说古文字学研究，还得是我的老同学张再兴教授这种沉稳的性格，坐得住，沉得住气，才能扎扎实实地做学问。 可见，人各有自己的命运。 我的太太同学也是王元鹿老师的学生，自然是比我更好的学生。 我们都为王元鹿老师去世而感到十分的震惊。太太说，“要像王元鹿老师那样做老师。” 是的，学习王元鹿老师做一个好老师，应该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太太说，我们不把王元鹿教授称为教授，而是称为老师。 王元鹿老师就是我能想到的一名老师最好的样子。 2021年8月11日于多伦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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