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域高原的悲欢离合

这是历史杂货铺的第123篇原创文章

文/一如

雪域高原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其神秘之处在于别具一格的风俗、支离破碎的环境，以及扑朔迷离的历史。为何政教合一的形式在此地能够实现？藏传佛教教派是在怎样的契机下形成？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的真实意图如何？弄清楚了这三个问题，雪域高原的神秘面纱可能会揭开一二。

传统的西藏范围远超今日，面积达460万平方公里，包括西藏和青海全境，周边辐射至不丹、尼泊尔、锡金，以及新疆南部；甘肃和宁夏局部；四川的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云南的丽江和香格里拉。

按文化属性划分，整个西藏可划分为：法域卫藏、人域康巴、马域安多三个区域。

卫藏：如今西藏全境，分为前藏、后藏和阿里。“前藏”是拉萨和山南地区；“后藏”是日喀则地区，“阿里”是整个藏北高原。

就地貌环境来说，前藏后藏都属于东流的雅鲁藏布江流域，阿里则属于西流的印度河流域。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横亘卫藏内部，山脉以南是重要的河谷地区，适宜发展农业；山脉以北，各个方向的大山挡住了海上的水汽，自然条件恶劣。

政治文明孕育的前提条件是以财政手段和军事手段压制社会，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因素则是廉价的交通成本和治理成本。但卫藏地区的地理环境恶劣，生态严酷，地形被分割得极为破碎，无法形成大规模的人口聚集繁衍，破碎的地形使交通极为不便，因此交通成本和治理成本奇高无比。这一地形因素导致西藏无法形成成熟度较高的政治环境。

康巴：大体包括西藏的昌都地区，四川的甘孜州、阿坝州，以及云南的迪庆州、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地处横断山脉，河流自北向南，俯瞰此地如同被褶皱过的纸团，高山峡谷林立，虽临近汉人，但由于横断山的阻隔，其扩张获取资源的可能性极低。

安多：处于河湟谷地的安多地区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汇的地，是丝绸之路从河西走廊到西域的咽喉地带。有着优良的地貌特征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按说安多地区可以孕育出成熟的政治生态。但河湟地区被中原所占，安多地区的土著人丧失了对这一重要财富区的掌控，无法建起大规模政治体。

这三大板块的地理劣势，最后却形成了雪域高原统一的、短暂的、成熟的政治生态——吐蕃政权。这其中的内核因素是什么？

这一切的突破口都要来自唐古拉山南河谷的卫藏地区。卫藏中，阿里地区资源匮乏，不具有政治文明建立的条件，雅鲁藏布江上游的后藏亦是如此。而处于山南雅鲁藏布江大峡谷中游的前藏，这里有顺着雅鲁藏布江大峡谷而来的印度洋水汽，气候湿润，适宜发展农业。农业具有稳定性，可以聚集大量的劳动力和财富，因此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政权组织。

7世纪初前藏地区囊日论赞之子松赞干布迅速崛起，并完成了对雪域高原的统一，之后吐蕃政权一直盘踞雪域高原两百多年。那么松赞干布是通过怎样的手段将各自为政、分散孤立的部落贵族统一的呢？

早在有文字记载以前，阿里地区就有了苯教，这是卫藏最早的宗教，影响力逐渐扩展到全藏。苯教有着众神崇拜的萨满教特征，众神崇拜的信仰往往匹配的是众多部落氏族并立的政治生态。

臃仲苯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朝，以苯教作为文化传播的象雄文明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政治生态。各个部落的首领同时具有宗教身份，甚至宗教身份高于政治身份。苯教的教义深刻影响着雪域高原人民上千年，且渗透到百姓日常生活中。那么既然在地理环境破碎、且资源稀缺的小共同体中，控制各个部落的最小成本是宗教，但苯教又根深蒂固。面对如此局面，松赞干布则是重新选择宗教思想来奠定自己的统治基础。

松赞干布通过和亲的策略，获得了正当性的宗教传播渠道。他从大唐迎娶文成公主，引入汉地佛教，从尼泊尔迎娶尺尊公主，引入印度佛教。如果说苯教和佛教的区别，那最本质的区别则是，前者是泛神崇拜，具有特殊性，后者具有普世性。普世性的宗教更适合统一王朝的精神需求。

因此在统一的道路上，松赞干布与各个部落赞普之间的矛盾冲突，最终体现在佛教和苯教的冲突之上。

有了普遍性佛教信仰，从精神层面可以统一各个苯教贵族，但贵族制度的离心率较强。在中原地区，中央政府维持贵族的方法无外乎是土地、人口、税收。但在资源匮乏、人口分散的雪域高原，松赞干布想要在与贵族的政治博弈中取得竞争优势，必须从外部攫取资源。

虽然安多地区和康巴地区无法成为政治中心，却是松赞干布向外掠夺资源的重要通道。尤其是安多，东可入汉地，北可入西域，对吐蕃至关重要。康巴地区地处横断山脉，是天然的军事屏障。因此安多与康巴可视作吐蕃的边疆，它们以特定的方式定义着吐蕃；倘若没有这两个地区，雪域将难以获得其政治秩序。

所以吐蕃在崛起之后首先灭掉的就是占据安多地区的吐谷浑。公元638年，吐蕃以吐谷浑破坏其与大唐的婚姻为借口，大举进攻安多地区。随后吐谷浑被灭，紧接着松赞干布又灭掉旁边党项和白兰羌。

此时，安多地区归于吐蕃，也成为吐蕃攫取丝绸之路商贸资源的关隘之地。松赞干布利用从安多地区攫取的财富来赎买卫藏地区的贵族赞普，二者之间达成暂时性地合作。但在没有自生性的资源情况下，这种方式极其脆弱。

雪域高原在松赞干布治下发展为雄健有力的吐蕃，松赞干布又持续不断地通过对外战争获取财富，以形成中央政府对具有离心倾向的苯教贵族的绝对压制。

但是吐蕃的这种生存逻辑与大唐的帝国战略之间构成了直接冲突关系，两者因此进行了长期的战争。

对于吐蕃来说，青海与西域（及河西走廊）都是其必争之地，青海作为其对外通道，西域（及河西走廊）则是它必需的财政来源。吐蕃与大唐争夺的主战场在青海一带，这也就意味着其在西域大规模用兵的能力势必受到削弱，因此在这个方向上便不得不与西突厥乃至后来的突骑施联手。

对大唐来说，这样一种南北联盟会让自己在西域遇到麻烦，因此便在更西的方向寻找到盟友大食（阿拉伯帝国），形成东西联盟。如此一来，吐蕃与大唐形成了：突厥-吐蕃之南北关系VS大唐-大食之东西关系的对峙局面。

自此吐蕃与大唐之间陷入了拉锯战，一度让其陷入困境。公元755年，吐蕃在与大唐的竞争中迎来转机。这一年大唐发生安史之乱，为了平叛安史大军，大唐不得不从西域-中亚调军东守，吐蕃获得了天赐良机，趁机迅速攻占大片西域疆土，占领北庭都护府。紧接着吐蕃大军又连续攻陷了于阗、西州，包围了唐朝安西都护所在地龟兹。自此大唐的西域重镇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皆落入吐蕃囊中。

吐蕃与大唐相互攻伐的白热化事件莫过于公元763年，吐蕃率吐谷浑和党项二十万大军东侵占领大唐国都长安，唐代宗逃至陕州。

两大都护府被占领，严重损害了回鹘利益。于是在除掉大唐这个敌手后，吐蕃又陷入了与回鹘的争夺战中

频繁的对外战争使吐蕃中央政府的实力大大削弱。当中央政府没有足够的外来资源与苯教贵族竞争时，贵族的离心倾向开始显现。

在松赞干布执政时期，佛教和苯教并未发生重大冲突。到了赤祖德赞时期，佛苯之争异常激烈。

赤祖德赞规定每七户百姓供养一位僧人，且作为寺庙财产，寺庙无需向政府纳税。这个措施进一步架空苯教贵族所主导的政府。赤祖德赞对苯教贵族的压制换来了他们强势反弹，最终被苯教贵族刺杀。

最终朗达玛在苯教贵族的拥簇下成为新任赞普，上台后朗达玛开始了灭佛运动，近百年时间内，佛教遭受毁灭性的打击，大量佛教寺庙被毁，小昭寺被当作牛圈使用，连将佛教带入藏地的文成公主也被打为罗刹鬼转世。

公元842年，朗达玛被佛教徒刺杀。吐蕃于是内部陷入分裂，各个贵族以及将领开始内斗，最终吐蕃政权崩溃掉。

吐蕃政权的崩溃，使雪域高原原本奄奄一息的佛教再次得到新生。吐蕃政权崩溃之际，有三名佛僧藏饶赛、约格琼、玛释迦牟尼带着大量佛经从卫藏地区逃往安多地区，从此佛教在安多地区继续繁衍生息，形成了所谓的“下路弘法”。

11世纪，中亚的突厥人频繁远征印度，大量印度佛教僧人沿着印度河河谷北上逃至阿里地区，就此开启了佛教在雪域高原的“上路弘法”。

朗达玛灭佛前，佛教在卫藏地区的军事贵族中繁衍生息，此所谓“前弘期”。此后佛教在阿里和安多两个吐蕃的边远地区开始发展，此所谓“后弘期”。

随着赞普的消失，吐蕃又重新分裂成大量的部落贵族。因此后弘期的佛教不再像前弘期的那样必须要面对整个帝国，而是要面对大量的部落。在这一大背景前提下，后弘期的藏传佛教都是以家族秘传的形式传播。秘传的结果就会导致各个传承系统之间沟通不便，因此藏传佛教分化出众多的教派。

这些教派按照先后出现的时间顺序分别是：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格鲁派。最终教派领袖取代了雪域高原原有的封建贵族，成为高原新的历史动力。各教派的寺院变成了既是经济又是政治的组织，他们有时相互竞争，有时又结成联盟，但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特性。

雪域高原由短暂的政治属性演变成宗教属性，最终在蒙古的扩张中又重新获得了另一种政治属性的参与。1247年窝阔台的次子阔端代表蒙古与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在凉州会晤，此次会晤西藏与蒙古达成协议，从此雪域高原并入中央版图，而萨迦派在蒙古的支持下成为雪域高原统治者。

元明清三代，雪域高原的成熟的宗教秩序在中原成熟的政治秩序的冲击下不断自我完善，并最终往外输出，成为东亚帝国治理政治手段无法触及地区的非政治性触手。

雪域高原内生的政治秩序因其破碎的地理环境变得异常稚嫩，为了使自身政治生态成熟起来，吐蕃历代赞普通过宗教手段（佛教和苯教）和对外军事攫取财政的手段来不断尝试。但用军事手段获取财政资源来维持宗教贵族的做法异常脆弱，朗达玛死后，吐蕃政权崩溃瓦解。最后貌似非常脆弱的宗教手段却最终替代了政治手段来统治臣民，但宗教手段只能在政治生态低且国际环境闭塞的情况下才能生存。面对元明清政治生态的入侵，雪域高原的宗教生态又不得不进行自我整合，重新找到适合自身生存的方式——成为东亚帝国非政治的精神秩序触手。最终雪域高原形成了无法复制的、独特的政治生态：低成熟度的政治与高成熟度的宗教融为一体。

参考文献：

《周伟洲藏族史论文集》——周伟洲

《枢纽》——施展

《青史》——廓诺·迅鲁伯

《白史》——根敦群培

《西藏和蒙古的宗教》——图齐、海西希

《蒙古帝国的兴亡》——杉山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