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自己采访自己贱吗？
答：不贱。即使贱，也不重要。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那种精神负担很小的人。相比于十全十美的君子，我更喜欢和有明显弱点的人相处，因为彼此都没有太多压力。我习惯把事情分成两种，一种是不能含糊、必须保证的，一种是可以随便、忽略的。实际不能含糊、必须保证的就几件事，一是写作、阅读，二是赚保底的钱，三是爱太太和妈妈，四是对待朋友，不吝惜举手之劳。到了中年，就知道人不可能永远保持干净。有洁癖的人是活不自在的。生活中很多细节要忽略。我举一个例子，“做活动”，书籍出版后，作者总是要做活动，但去做了又会让人觉得是在抛头露面。卡瓦菲斯写过一首诗《尽你所能》，上半阕是：“如果你不能照着你的想法来塑造生活，/至少尽可能地试着/不要通过和世界的太多接触，/不要通过太多的活动与谈话，/来贬低它。”他太干净了，他设置的不是什么底线，而是一种过高的标准线。每次我去做活动，都会想到他的这首诗，我理应为此羞愧，但我就是不羞愧，因为我明白：一个人只要把作品写出来了，他参不参加活动并不重要。
答：就是觉得在做的事让自己厌烦，违背了自己的意志。比如不想碎石，却在采石场没日没夜地打石头，看不到尽头。
问：太多人有这种痛苦。
答：如果在可以选择、有机会选择的情况下，仍然选择去干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去和自己不喜欢的人登记结婚，我觉得是懦弱。
问：你这人的毛病就是好为人师。
答：可不是吗。我自己大病缠身，还常常教人如何健康呢。
答：我不放弃自己对自己的理解，我只是不反对别人的塑造，也不沉醉于别人对自己的塑造。因为说到底，我要的是自己下一本书，我已经出版了 11 本书，我想人生如果能出 15 本书就差不多保本，20 本有点意思。我想自己的这一二十本书里最终有一两本——就一本也好——能幸运地流转到下一个时代就好。要是没有流转，我就不开心。
答：差不多。我每天都在推进这个计划。有计划然后推进它，这种感觉很爽。
问：有没有想到不能干这事儿了，比如卧床了。或者说得更不祥一点，那个了。
答：毁灭和取消是人生的另一部分，甚至是另一半。像烟花那样炸掉也没什么不好。这些年，我认识的一些人，有的过世了，有的落马，有的遭遇失败，使我产生一种认识，就是人生难免一场毁灭。或者毁灭一场。我并不是很哀伤。因为毁灭是常态，毁灭就毁灭。人都要毁灭的。
问：你对贾平凹怎么看，他已经写过二十本书了。有一种意见是说，越是老作家，应该写得越少一些，给年轻人更多空间。
答：我只看过贾平凹先生的《废都》，以及一些短的文章。我虽然没有看过他这么多书，但我对他勤奋的写作态度——甚至可以称之为“写作精神”——还是深表钦佩。我也不觉得一位老作家写作，就是对年轻作家的伤害。老作家在体能和想象力上有时是不如年轻作家的。我之所以支持贾平凹先生，是因为他的作为符合加缪所说的：“更多地去生活”。我们没有彼岸，也就是说，只有这一生，我们每活一天，都是减少一天，都是在消失。抵抗这种荒谬命运的方式就是更多地去经历，去生活。加缪比较推崇演员、作家、唐璜，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的人，扮演了太多的人，也创造了太多的人。我对那些早早封笔的作家总是感到遗憾，并且不解，如果有余力，为什么不多写一点呢。我想可能不写有他们自己的理由吧。“见好就收”对我来说，是个遗憾的词汇，“更多地生活”，或者说，“最多地去生活”，才是闪闪发光、让人心潮澎湃的词汇。让我们战斗到死吧，哪怕是为了欲望。哪怕是贪婪。开干吧。
问：你最近这一本干得似乎不太好，豆瓣打分那么低。
答：说实话有些让人丧气。
问：他们打分公平吗。
答：既然我给别人打分是那么公平，那么别人给我打分也一样很公平。不过我很久没有打分。打分其实很痛快。
问：怎么个痛快法。
答：就像把银色的叉子一把插进蒸好的鲜嫩的鸡肉身上一样，插，我插，插插插。
问：你有没有想为什么别人的打分会低下来。
答：我想除开他们说的那部分外，还和我逐渐进入探索状态有关。我本性里有喜新厌旧、不肯重复的东西，喜欢折腾文本、形式、语言。过去写短句，现在写长句。过去重视动词，现在重视名词。过去反对的，现在迷恋。这似乎是在自我辩白。这可能是导致打分低的一个小小原因。更大的原因无疑是人离开了他“未成名的状态”。我不能说我现在就有名，但我现在应该是一个可以称为作家的人，正是有了这种名分，人的凶狠程度不如他在做文学青年的时候。在没有名分的时候，整个生命都在为写作燃烧，人十分地凶狠，那时候也年轻。现在已经有一些矜持和慵懒的东西来到生活里。我不可能回到那种状态，人烧不起。现在只有细心利用这个年龄的优势，就像杰克·伦敦写的老拳击手一样，更多地利用自己的经验，和对拳击运动的理解。以前我靠理想推动自己，现在靠一种像微微烧着的火一样的焦虑推动。
问：你是不是永远都不如从前了。
答：不会的。因为我的生命还在渴望爆发。而且不只在臆想中渴望，我的日子都是为这场爆发做准备。
问：要是没爆发呢。
答：那不是很正常吗。
问：你这个人就是这样，喜欢把没实现的事先说了。不够深沉。
答：有什么关系呢。深沉难道是实绩吗。
问：最近的写作项目是什么？
答：一个叫《未婚妻》的长篇，它偏近于一种自传性、精神性的写作，已经写过 20 万字，写了一年半。它体现了一种写作的转向。我一直喜欢看格非教授的文论，他比较喜欢志贺直哉和小林秀雄，提到自传性写作在当代写作中的重要意义。我在阅读完《追忆似水年华》之后，从它的评论者莫洛亚那里感受到一点，人类的写作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巴尔扎克式的，朝向社会，一种是普鲁斯特式的，朝向内心。我很高兴自己把《追忆似水年华》读完了，从此我是读完它的隐形俱乐部的成员了。我知道的读完它的有诗人严彬、文学博士徐兆正。哈哈，读完它很开心。虽然现在几乎忘光了。这和登陆珠峰，完全是一回事。
问：写到 20 万字，有没有感到厌烦？
答：在过去，写作写到中盘会感到厌烦，但这部长篇还没有出现厌烦。因此我想到，编造故事编造到一定程度时，自己会很不耐烦，但是从自己经历过的事出发，去写，就会觉得像进入一个意外的世界，不断地能看到新颖的东西。这似乎很奇怪，却是很真实的。因为只有通过回忆，我们才知道自己过去的生活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那些纯粹编造的故事，都是从我们烂熟的经验里得到的，写起来容易厌倦呢。
问：我瞧你现在有些语无伦次了，要不咱今天歇歇？我瞧瞧呢，已经 4400 字了，距离俞冰夏老师提出的 5000 字要求只差 600 字了。
答：我们把这件事在今天之内做完吧。我们很久没有今日事今日毕了。写回忆体、自传体的小说，很有意思，正是通过这种写作，我想清楚祖母和母亲很多行为的动机是什么。她们是对立的。过去生活我哪里会考虑那么多，但现在我想到，她们为什么要对我这么说。这中间有她们关系的制约。婆媳关系是很难美好的。
问：振作一点，最后一个问题，总结一下，你现在的写作和过去写作的分野。
答：我的小说写作是从 2006 年开始的，一直到这本小说集《骗子来到南方》，始终是以控制为主。换句话说，我是上帝，我控制着我笔下人物的生与死，控制着他的一举一动，控制他的每句话。我设计了他们的一切。可以说，我殚精竭虑。这也自然而然导致我的小说出现一些毛病，比如“用力过猛”“设计过度”，比如“人物不太像是人物自身”。我管这段时间的创作为“编织期”，也就是说，我在编织故事，编织人物。我像纺织女工一样纺织着自己的故事。如今，也正是通过《骗子来到南方》这本小说集，我慢慢走向另外一种创作模式，即我作为作者，一旦构思完大纲，就不再去控制我的人物，不再去控制他们的言语和行为，我每天写一点就停工，不去管小说，然后，让我吃惊的是，我越是不管小说，小说就越是在我散步和冥想的时候，自己冒出来。它就好像是一种神迹。就像是有一口泉水，每天你把它的水汲走以后，泉水自己又冒出来。一点也没有枯竭的迹象。最近我看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回忆自己写《佩德罗·帕勒莫》的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小说已经在我的头脑里构思了许多年，我终于觉得为这本思考了很久的书找到了笔调和气氛。但是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创作《佩德罗·帕拉莫》的直觉到底是哪里来的。就仿佛有人对我口授似的。我在街上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便立刻在绿色和蓝色的纸头上记下来。在'古德里奇’公司广告部下班后回到家里，我马上把记下来的东西抄在笔记本上。我用手写，使用的是绿墨水和谢弗斯牌自来水笔。每次我都留下一个抄了一半的段落，这样我就可以为明天留下一块未熄的火炭，或者为明天准备一条可以接下去思考的线索。”这段话我读了好多遍，觉得它分外迷人。
问：说得真棒。那你建议读者还买你的短篇集《骗子来到南方》吗？
答：怎么不建议？当然要买啊。里边有几个故事我自己很喜欢。特别是《育婴堂》《愤怒》《生活风格》。有些作品是作者永远都会喜欢的，这几篇里的《育婴堂》就是。我记得我过去的作品比如《巴赫》，有人会很喜欢，但我一直不太爱它。
问：（鼓掌）说得太好了，去睡觉吧。
答：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