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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瓶的主要窑口和流行时代

2021-11-29  RK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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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四系瓶的主要窑口

明代陈眉公(字继儒)的《妮古录》中记载:“余秀州买得白定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从陈继儒对白定瓶的四纽、斜书“仁和馆”等特征的描述来看,其所指应为磁州窑烧造的四系瓶,而非定窑产品。这一点在《中国陶瓷史》中已有定论,指出:“彭城近几年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书'馆’字的这类四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证《妮古录》之误”。当时彭城窑遗址出土四系瓶标本极少(仅一片斜书“馆”字的瓷片),还是据此推断彭城应为“仁和馆”铭四系瓶的产地。1988年叶喆民先生在第二届全国磁州窑学术讨论会上提交的《磁州窑书法的欣赏》一文中再次提到,“仁和馆”铭四系瓶并非定窑所制,在彭城出土的瓷器残片中有类似器物,如带“永和馆”、“仁和馆”、“状元楼”等馆铭、文字的四系瓶也时有发现。本文上面列举的近年来彭城镇旧城改造,特别是考古发掘出土的一大批带馆铭、文字、图案的四系瓶标本为最新实物资料,进一步证明彭城是生产四系瓶的(尤其是带馆铭的)主要窑口无疑。确实,到目前为止全国古瓷窑址中尚未发现哪一处像彭城镇这样出土大批四系瓶的。

磁州窑分布在以彭城为中心的滏阳河流域和以观台为中心的漳河流域,观台窑是否也生产四系瓶?建国后,因彭城窑遗址压在城市之下,所以对磁州窑遗址的调查、勘探、发掘重点放在观台。观台窑有过1958年、1960-1961年和1987年的三次考古发掘和1964年故宫博物院李辉柄先生的一次实地一调查,特别是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邯郸地区文保所等单位联合对观台窑进行了发掘,发掘而积480平方米,出土完整或可复原器物两千余件,瓷片数十万片。199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了《观台磁州窑址》发掘报告,将观台窑发掘遗迹和出土器物分为四期七段,上限为五代至宋早期,下限为元末明初。瓶是观台窑中极富特色的一类产品,《观台磁州窑址》发掘报告将它分为19型,但两千余件器物及数十万片残片中竟未发现一件四系瓶标本,此前的几次考古发掘和调查也未发现四系瓶,这与彭城窑出土大批四系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两地发掘都有元代地层,观台窑却未见四系瓶出土,其原因有待进一步深入探究。此外,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沉船出土的磁州窑瓷器被定为观台窑产品,其中也未发现四系瓶的踪迹,可见观台窑很可能不产四系瓶,这还有待新的地下考古资料进一步证实。


(二)四系瓶的流行时代

关于四系瓶的流行时代,以往观点不统一,这从以往全国各地出土四系瓶的断代上可见一斑,有定宋代的,有定金代的,有定南宋的,还有定元代的,众说纷纭,似无确凿的年代、地层等断代依据。《中国陶瓷史》从“仁和馆”铭的内涵入手,认为:“'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骚的名称。……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并通过检索《嘉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等文献资料,得出:“……仁和县也有可能建于(南宋)绍兴十九年。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得晚于是年”的结论。因当时四系瓶的材料极少,只能从“仁和馆”馆铭与“仁和县”的关系去推测。由于目前彭城窑一大批带馆铭、文字四系瓶新材料的出土,我们可以对四系瓶的流行时代重新认识。

  在此我们列举一些有助于四系瓶断代的线索和标准器物:

  1、彭城出土的四系瓶是在盐店、大庙坡遗址元代地层中发现的,有确凿的地层关系,共出的有元代流行器物龙凤坛、鱼藻盆(草鱼、鲤鱼、鲶鱼形态各异,品种丰富,前所未见)等。

  2、彭城出土的四系瓶中有带年号的,如大庙坡遗址元代地层出土的“元贞馆”铭四系瓶;近年来还发现有“皇庆年”、“大德年”款四系瓶。“元贞”、“大德”同为元成宗铁穆耳的年号,“元贞”共两年(1295一1297年);“大德”共11年(1297-1307年)。“皇庆”为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的年号,共两年(1312-1313年)。另外,河北省石家庄私人收藏一件书写“贞元馆”铭四系瓶,“贞元”为金海陵王完颜亮的年号,共4年(1153-1156年)。“贞元馆”铭四系瓶似乎存在较早,但是否为绝对纪年器。有两种可能,一为“贞元馆”铭是贞元年间所书,那么,这件四系瓶即为贞元标准器;一为“贞元馆”于贞元年后还存在,是老字号,一直延续下来,如此,“贞元馆”四系瓶则无法确定为贞元年间的器型。在此存疑。

  3、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书写八思巴文“美酒”铭四系瓶。八思巴(1239-1280年)是**萨迦派第四代传人萨班·贡噶坚赞的侄子。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尊八思巴为“国师”。八思巴创制了新字,1269年由忽必烈颁行天下,元人称这种文字为“蒙古字”、“国字”,也称“八思巴字”。八思巴字元代灭亡后废弃,使用时间仅一百多年。因此,这件书写巴思八文“美酒”的四系瓶的流行时间应为1269年后至元代灭亡之间。

  4、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书写“大都春”铭四系瓶。大都为元朝首都,忽必烈以开平为上都,辽燕京为中都。至元四年在中都东北兴建新都,至元九年(1272年)改为大都。因此这件书“大都春”铭的四系瓶制作年代当为改迁“大都”后元代的产品。

  5、峰峰矿区文保所藏一件书元散曲小令《山坡里羊》四系大瓶,经查有关元曲文献资料,这首《山坡里羊》散曲小令为元代著名散曲作家陈草庵的《叹世》之作,近人隋树森编《全元散曲》收录其《叹世》之作26首,即包括这首小令。磁县文保所收藏的一方长方形瓷枕上书陈草庵另一首《叹世》小令《山坡里羊》:“风波实怕,唇舌唇舌休挂,鹤长鹤(凫)短天生下。劝鱼(渔)家,共樵家,从今莫说贤愚话,得道助多,失道寡。渔(愚),也在他;贤,也在他。山坡里羊。”这两件磁州窑器物当是同一时期作品。此外,还有书写“金盏儿”、“一支(枝)花”、“沉醉东风”等元曲曲牌名的四系瓶。这些书写元曲和曲牌名的四系瓶应定为元代。

  6、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出土了龙凤四系大瓶,后英房遗址在元大都范围之内,出土器物应定为元代。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初步断定,近几年彭城出土的带馆铭、书元曲文字、绘龙凤花卉四系瓶的流行时代主要应在元代。但就全国范围来讲,不排除有金代四系瓶的可能性,如黑龙江兰西县金代墓葬出土的“清酒肥羊”四系瓶、石家庄私人藏“贞元馆”四系瓶等可视为早期作品。结合四系瓶的造型、装饰和纪年器,可以大致推测一下四系瓶的总体流行时代:金代四系瓶较少见,黑龙江兰西县金代墓葬出土的“清酒肥羊”蛋圆形四系瓶为金代;橄榄形四系瓶金代、元代都存在,但主要在元代流行;器型硕大的长圆腹四系瓶(有人称四系坛)在元代流行;棒槌形四系瓶在元代中后期流行,并极有可能去掉四系而发展成为明清时期的棒槌瓶,是棒槌瓶的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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