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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在为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所作序文中，开篇就是：“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论升降焉。”[1]以百年为时间段对古籍版本学进行回顾、总结和展望，堪称真知灼见。古籍版本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部分，有着极悠久的历史。它的发展不可能像现代科学技术一样一日千里，而是有其自身的规律性的，表现出较强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本文拟以近百年以来中国古籍版本学为对象，冀望通过对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考察，能从其百年流变的轨迹中探寻出未来版本学发展的方向。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20世纪的古籍版本学并不是横空出世的，而是在先秦两汉以来版本学不断积累、发展的基础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要对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进行总结，须先将它置身于版本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作一个总体定位，因为非如此不能厘清其源流，也便不能明察其得失，更不能妄评其进展。
1 中国古籍版本学流略
中国古籍版本学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了版本学的萌芽，如出现了同书异本的比勘活动，出现了“良书”（《墨子·非命上》）的概念。至西汉时，河间献王刘德提出了“善书”（《汉书·河间献王传》）的概念，第一次从内容、字体、年代和著者提出了自己的选书标准。成帝时刘向等人受命整理国家藏书，撰成《别录》和《七略》，标志着版本学的初步形成。但这一时期学科的分化和独立尚不明显，版本学与校勘、目录诸学一起共融于古籍整理这个母体之中，同属于广义校雠学的范畴。
魏晋南北朝以后，由于纸张的普及，特别是佛经的流入，同书异本现象更趋普遍，版本学也因此获得较大发展。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人物是南梁释僧佑和北齐颜之推。由于佛经跨地域、跨文种的翻译传播，催生了“正本”、“异本”、“定本”、“前本”、“旧本”等一系列版本术语（见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也提到了“误本”、“俗本”、“古本”、“江南本”、“江南旧本”、“河北本”等名词，说明这一时期人们的版本概念更为明确了。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还萌芽了考订版本源流的思想，如僧佑针对当时佛经“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的状况，提出了“万流同归，百虑一致”[2]的思想，并逐渐摸索出一套整理和考订版本的方法。颜之推还首创了用金石文字来校订版本。
由隋唐五代而入两宋，由于文献制作技术的进步，特别是唐代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及至宋代的普及，同书异本的数量空前增加，为版本学最终确立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而历代善本观的不断发展，及至宋代的成熟，则为版本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因子；历代官定正本、私家校雠、注释群书、史志目录等学术传统实际上也都包含了“广勘异本、择善而从”的内容，这些文献整理活动的历史积累对推动版本学的确立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支持。宋代版本学对中国古籍版本学的贡献有四：一是在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基本规范的版本学术语，并首次出现了“版本”、“善本”等版本学核心概念；二是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善本观，表现在宋人既继承了汉魏以来尊崇古本、写本、官本、精校本、足本的传统，还能在特定的文献环境下进行一定的变通，如陆游提出“善本不必是古本旧本”[3]，朱熹提出善本当以“文势义理”为准而“无论官私”[4]，彭叔夏提出善本当为“不可以意轻改”[5]者（相对精校本而言），吴若则提出善本“虽未必皆得其真，然求不为异者”[6]等观点，这些都是宋人善本观成熟的标志；三是确立了版本学研究的两大核心内容，即鉴定古籍版本和考订版本源流，并在版本鉴定方法上多有开创之功；四是出现了一批重要的版本目录，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和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尤值得一提的是，南宋出现了我国首部研究单书版本系统的目录专著——曹士冕的《法帖谱系》，该书第一次用绘图的形式形象地揭示了版本之间的源流关系。
元代历史较短，知识分子地位低下，学术研究衰落，版本学无可称道。入明后，版本学才稍有发展。这一时期版本学的代表人物是胡应麟。他在《少室山房笔丛·经籍会通》里对图书制作的演变源流、雕版印刷的起源以及自己的善本观进行了阐述，提出了衡量版本价值的七个标准，具有一定影响。值得称述的是，明代版本学开始了对宋元本，特别是宋本的专题研究。如此由宋代对个别、具体的版本进行研究，发展到对整个朝代版本的特征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应视为版本学的一大进步。但明代版本学的不足也很明显，其版本目录与宋代相比不仅没有得到相应发展，还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退步。这表现为在明代为数不多的藏书目录中，大多只记书名，连提要也不多见，更不记版本，故学术价值不高，如高儒《百川书志》、周弘祖《古今书刻》、赵用贤《赵定宇书目》、范钦《天一阁书目》、刘若愚《内版经书纪略》等即是。
清代是我国古籍版本学的繁荣时期。由于考据学的极盛，文字训诂、音韵、校勘、辨伪、辑佚诸学蜂起，各种研究方法相互交融，考据学的方法也渗入了版本学研究中，使版本学研究方法更趋完善和周密，从而推动了版本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版本学大家，如钱曾、黄丕烈、钱大昕、顾广圻、孙星衍、吴骞、钱泰吉、张金吾等。这一时期，版本目录大量涌现，对版本的著录更趋全面和完善。除一般的版本目录，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季振宜《季沧苇藏书目》等外，还出现了一大批善本目录，如钱曾《读书敏求记》、曹溶《静惕堂书目》、朱彝尊《潜采堂宋金元人集目录》、徐乾学《传是楼宋元本书目》、黄丕烈《百宋一廛书录》、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等。其中钱曾的《读书敏求记》是我国第一部提要式的古籍善本书目，它为版本研究成果的表述找到了一种比较恰当的方式，也为清代提要式善本书目的发达（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起到了开山引路的作用。清代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行款的特殊的版本目录，如江标的《宋元行格表》；清人孙庆增、缪荃孙还摸索出了一套程序化的编制版本目录的方法。可以说，清代学者将传统目录在版本学方面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至。另外，清人在版本学题跋方面，也颇有成绩。清人题跋汇为专集的有王士禛《渔洋书籍跋尾》、彭元瑞《知圣道斋读书跋尾》、陈鳣《经籍跋文》、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顾广圻《思适斋题跋》、瞿中溶《古泉山馆题跋》、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钱泰吉《曝书杂记》、陆心源《仪顾堂题跋》等，其中很多版本鉴定的经验总结，均可视为版本考证的专题汇编。
由上可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经历了由先秦的萌芽到西汉的初步形成、由六朝隋唐的发展分化渐至宋代的确立、再经元明时期的停滞消退辗转达至清代的繁荣这样一个曲折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古籍版本学长期以目录的形式存在，故历史上有版本目录学之称谓。此外，人们鉴定版本或考订版本源流的经验、方法大多散见于历代文集中的序、跋、叙录及笔记、校勘记中，没有版本学论著的出现，其研究成果的表述都是经验性的。这些都与版本学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特点有关。
2 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这两个阶段各有其特点，前者是清代版本学的余绪，后者则表现出了一些现代学科的特点。
2.1 20世纪前半期的中国古籍版本学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因外寇入侵，国内战争及各种政治动乱，历史文献遗存遭到严重破坏，版本学研究也因此受到一定影响。但同时由于近代西方机械印刷技术的引进，文献印制效率大为提高，各类版本数量大为增加，又为版本学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另外，由于清代版本学的巨大惯性，这一时期虽然政局风雨飘摇，但还是涌现出缪荃孙、叶德辉、王国维、罗振玉、陶湘、钱基博、傅增湘、郑振铎、张元济、孙毓修、向达、赵万里，王重民等一批著名版本学家。他们卓有成效的学术研究活动，有力地推动了版本学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我国版本学的几部总论性的著作，即叶德辉的《书林清话》、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及钱基博的《版本通义》。《书林清话》成于清末，刻于1919年，它采用笔记体裁，全面系统地提供了有关古代图书版本的各种知识，包括书籍、版本的各种名称，版刻的源流和历史，各地的刻书风气，历代著名的官私坊刻及优劣，历代刻书的规格、字体、纸张、用墨、工价、书手、刻工、牌记、讹舛，图书的装订，古代的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彩色套印的创始和传播，历代刻书、抄书、藏书、借书的掌故，还有图书作伪方面的资料。该书虽带有较强的经验性色彩，但仍堪称总结性的版本学专著。除此之外，叶德辉还著有《四库全书版本考》、《郋园读书志》、《藏书十约》等，也多版本知识。张元济的《中国版本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6年影印）是我国第一部以“版本学”为名的版本论著，把版本学从史学中独立了出来。钱基博的《版本通义》1931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全书分四部分：“原始第一”记上古至五代版本；“历史第二”记宋元明清版本沿革；“读本第三”记四部要籍善本；“余记第四”杂记治版本之心得。该书可贵之处在于，它较早地提出了“版本之学”的说法，并且第一次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版本学进行专门系统的阐述。1931年中国科学社还编纂排印了《中国版本略说》，也可视为版本学论著。以上几部总论性专著的出现，标志着版本学已经寻找到了摆脱目录学附庸地位的道路。除总论性的著作外，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专论性的版本学著作，如孙毓修的《中国雕版源流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18年版），向达的《唐代刊书考》（1928年《中央大学图书馆第一年刊》）和《中国印刷术的起源》（1930年《中学生》第五号），蒋元卿的《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1936年《安徽大学季刊》第一卷第2期），均可视为刻本源流方面的专论。
这一时期编制的版本目录主要有缪荃孙编《艺风藏书记》、《艺风藏书续记》、《艺风藏书再续记》、《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清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王国维《五代两宋监本考》及《两浙古刊本考》，陶湘《明吴兴闵版书目》，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孙殿起《贩书偶记》及《续编》，故宫博物院编《故宫所藏殿本书目》，张允亮《故宫善本书目》，傅增湘《双鉴楼善本书目》、《藏园群书题记》及《藏园群书经眼录》，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赵录绰《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乙编》，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善本书影，如杨守敬《留真谱》，瞿启甲《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张允亮《故宫善本书影初编》，柳诒征《钵山书影》，刘承斡《嘉业堂善本书影》，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王文进编《文禄堂书影》，陶湘编《涉园所见宋版书影》，顾廷龙和潘景郑合编《明代版本图录初编》等。其中《明代版本图录初编》开始把目光由宋元本转向明代版本，一改乾嘉以来的“佞宋”风气，这对于扩大版本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积极影响；这一时期的题跋汇编有缪荃孙辑《士礼居藏书题跋续录》、《荛圃藏书题识》、《荛圃刻书题识》、《红雨楼题跋》，王大隆辑《荛圃藏书题识续录》、《荛圃藏书题识再续录》、《思适斋书跋》，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罗继祖编《大云书库藏书题识》等。
20世纪前半期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发展的重要转型时期，一方面在继承传统的版本目录、叙录、题跋等方面不遗余力，另一方面在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上又多有创新，出现了善本书影、版本图录，出现了研究刻本源流的专著，出现了总结性的版本学专著，标志着这一时期的版本学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2.2 20世纪后半期至今的中国古籍版本学
这一时期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2.2.1 第一阶段(1949～196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古籍版本学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版本学专著有陈国庆的《古籍版本浅说》（辽宁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张秀民的《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中国书店编的《古籍版本知识》（中国书店1961年版）、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中华书局1962年）、张秀民的《活字印刷史话》（中华书局1963年版）等。《古籍版本浅谈》对两百多个版本学术语作了简明扼要的解释，对普及版本学常识和推动版本学术语规范化起了一定作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提出了印刷术起源于唐代的“贞观说”，并论述了中国印刷术对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影响；《古籍版本知识》出自古籍鉴定大师雷梦水、张宗序手笔，列举资料极为丰富，如清代武英殿刻书、官书局刻书、民国精刻本等都是各书所论不及的。关于版本鉴定方面，该书也极富特色，真假俱呈，详辨优劣，特别是从价格上来判断版本取舍，实践性极强。《古书版本常谈》是作者长期从事古籍整理的经验总结，重点论述了古籍版本源流和古籍版本的鉴定问题，配有插图，通俗易懂，可惜明代部分稍显凌乱，清代部分又过于简单；《活字印刷史话》论述了我国泥活字、木活字及金属活字的起源、发展、变化源流。
建国初期，为了摸清家底，各大图书馆还编印了大量版本目录，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复旦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书目》、《武汉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广东中山图书馆藏善本书目》、《天津市人民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国地方志综录》、《中国丛书综录》等。《中国地方志综录》是一部方志版本目录，由我国著名方志学家朱士嘉先生编撰，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58年出版增订本。上海图书馆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华书局1959至1962年版）是我国一部大型丛书版本目录，共著录丛书2797部。这个阶段编印的古籍名家题跋有顾廷龙辑、叶景葵撰《卷庵书跋》，潘景郑校订、毛晋撰《汲古阁书跋》等。
这个阶段还汇编了一部规模空前的善本书影，这就是1960年由北京图书馆赵万里主编的《中国版刻图录》，该书收录古籍善本550种，图版724幅，选辑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历代雕版印刷的书籍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的样页，按刻版时代和刻版地区编排，内容分刻版、活字版、版画三个大类，卷首有序文一篇，展示了各个时代刻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历史。值得一提的是，该书所选书籍已不限于宋元善本，已经注意到了传世最多的明清刻本。
此外，这一时期在各类学术报刊上还发表了一批相关论文，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有101篇，其中关于版本学基础理论的有4篇，主要是介绍版本、善本的概念，以知识普及为主；关于版本形制与类别的有10篇；关于版本学史的有3篇；关于写本源流的有4篇；关于雕版印刷起源的有7篇；关于历代刻书源流的有8篇；有关活字本、插图本、拓本等源流的有18篇；考订单书版本源流的有40篇；研究版本鉴定方法的有5篇；版本辨伪的有2篇。这说明对传统古籍版本形制的演变源流、版本源流的考订仍是这一时期人们研究的热点，对雕版印刷起源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版本学基础理论仍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
总的来看，这个阶段的版本学与20世纪前半期相比，仍没有获得质的飞跃，表现为各种研究成果在表现形式上仍然是以版本知识的经验性描述为主，还没有出现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版本学理论论著。另外在对中国印刷术起源问题上，研究方法稍显苟简，未能综合各种研究方法多角度地来考察雕版印刷的起源。
2.2.2 第二阶段(1966～1977年)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阶段几乎所有的社会文化事业都遭受了浩劫，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冲击，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版本学研究亦不能幸免。在除“四旧”的声浪中，许多珍贵的古籍版本也被付之一炬，版本学研究也陷入低潮。值得一提的是，历史考古领域还留住了版本学的一丝生气，如70年代初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湖北江陵和云梦睡虎地、甘肃武威旱滩坡及长沙马王堆等地发掘出了一批先秦及秦汉时期的竹简帛书，如银雀山西汉竹简本《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甘肃武威汉代医简、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甲乙本、《战国纵横家书》和《治法》等，这些考古发现为研究汉代简策制度和帛本提供了实物依据。另外，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76年编成《红楼梦版本论丛》，是这一时期研究单书版本源流的专题汇编。与大陆版本学的冷清形成对比的是，这一时期台湾省的版本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台湾文海出版社1971年出版了潘承弼、顾廷龙《明代版本图录初编》，柳存仁著有《明清中国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台湾中山图书公司1972年版）、骆建人完成了《文中子著述版本考》（台北商专1974年版）、唐明敏1975年撰成《李白及其诗之版本》。
2.2.3 第三阶段(1978～2005年)
1978年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的车轮驶入了一个快车道，中国古籍版本学也由此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在版本学专著、版本目录、书影、研究论文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版本学专著
根笔者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出版的版本学专著有近百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一批以“学”、“论”为名的版本学论著，如昌彼得的《版本目录学论丛》（台北学海出版社1977年版）、洪北江的《古书版本学》（台北洪氏出版社1982年版）、屈万里，昌彼得的《图书版本学要略》（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版）、施廷镛的《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严佐之的《古籍版本学概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戴南海的《版本学概论》（巴蜀书社1989年版）、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陈宏天《古籍版本概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程千帆等《校雠广义·版本篇》（齐鲁书社1991年版）、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大学1992年版）、姚伯岳的《版本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2004年有修订版《中国图书版本学》）、李致忠《古代版印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版）、骆伟《简明古籍整理学与版本学》（澳门图书馆暨信息管理协会2004年版）等。这批“论著”跟以往任何时代的版本学研究都有所不同，除了对传统的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古籍版本鉴定规律及版本演变源流进行研究外，还开始了对数千年来古籍版本学的发展进行历史总结，虽然这种总结还是片段的，不成系统的，有时甚至是混乱和矛盾的，但毕竟开始了对学科的自我审视；另外，这一时期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构建版本学的学科体系，如曹之先生《中国古籍版本学》在版本学基础理论方面，对什么是版本和古籍版本学、版本学与其它相关学科的关系、版本学的研究内容、版本学研究方法等作了深入探讨。这些都是版本学独立、成熟的标志。至此我们可以说，中国古籍版本学已经摆脱了目录学、校勘学的羁绊，完全可以自立于学术之林。
这一时期还有专论版本鉴定方法的专著，如魏隐儒、王金雨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年版）、李清志的《古书版本鉴定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黄燕生、林岩《版本古籍鉴赏与收藏》（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魏隐儒的《古籍版本鉴赏》（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李致忠的《古书版本鉴定》（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以专著的形式对古籍版本的鉴定方法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总结。
有考订一书版本源流的专著，如魏绍昌《〈红楼梦〉版本小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蒋星煜《明刊本〈西厢记〉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朴现圭等《〈广韵〉版本考》（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版）、高正《〈荀子〉版本源流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郭惠美《〈芥子园画传〉及其版本研究》（台北1994年版）、傅刚《〈文选〉版本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版）、张玉春《〈史记〉版本研究》（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金英淑《〈琵琶记〉版本流变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版）、刘世德《〈红楼梦〉版本探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国风《〈太平广记〉版本考述》（中华书局2004年版）、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和《〈文选〉版本撷英》（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俞樟华等《〈史记〉版本及三家注研究》（华文出版社2005年版）等。
有考订某一作者或某一类著述版本源流的专著，如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1979年编《马列主义经典作家著作集的版本和主要检索工具介绍》、万曼《唐集叙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唐弢等《鲁迅著作版本丛谈》（书目文献出版社1983年版）、刘尚荣《苏轼著作版本论丛》（巴蜀书社1988年版）、李致忠《宋版书叙录》（1994年版）、施金炎《毛泽东著作版本述录与考订》（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蒋建农等《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金宏宇《中国现代长篇小说名著版本校评》（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欧阳健《古代小说版本简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其中有为数不少的新书版本研究的专著，突破了传统的古籍版本研究的范围。
有专论写本源流的专著，如马今洪《简帛：发现与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的文字记录》（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
有研究雕版印刷起源的专著，如赵万里《中国版刻的发展过程：谈谈印本书籍发展简史》（湖南省图书馆1978年编）、洪荣华《雕版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曹之《中国印刷术的起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潘吉星《中国、韩国与欧洲早印刷术的比较》（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钱存训《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其中《中国印刷术的起源》以大印刷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全方位、多学科地论证了“唐初说”，纠正了前人许多似是而非的观点。
有研究历代、各地刻书源流的专著，如瞿冕良《版刻质疑》（齐鲁书社1987年版）、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巴蜀书社出版1989年版）、江澄波等《江苏刻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卢贤中《古代刻书与古籍版本》（安徽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张志强《江苏图书印刷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谢水顺《福建历代刻书》（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周心慧《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瞿冕良《中国古籍版刻辞典》（齐鲁书社1999年版）、叶树声等《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史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杜信孚《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北京线装书局2001年版）、北京图书馆编《闽蜀浙粤刻书丛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方维保等《徽州古刻书：刀走龙蛇文脉长》（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徐学林《徽州刻书》（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
有研究活字印刷源流的专著，如史金波等《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西夏和回鹘活字印刷术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
另外，还有普及版本学知识的专著，如李致忠《古籍版本知识500问》（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宋庆森《书海珠尘：漫话老版本书刊》（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有专门研究期刊版本的专著，如聂家昱等《期刊版本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版）；有名家版本学论集，如《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阳海清主编《版本学研究论文选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王绍曾《目录版本校勘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版本学丛书，如任继愈主编的《中国版本文化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该丛书以奚椿年先生的《中国书源流》为开篇，从《宋本》、《元本》、《明本》到黄裳的《清刻本》及姜德明的《新文学版本》，是中国版本大致按时代纵向发展的一条线索，大致勾勒出了中国历代版本的代表性文化风貌；从《稿本》、《批校本》、《坊刻本》、《家刻本》、《活字本》、《插图本》到《佛经版本》、《少数民族古籍版本》，则是一个版本专题的系列，展示了我国版本横断面的文化风采。
由以上所举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版本学专著与前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不仅数量很多，而且在版本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结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2）版本目录、索引、专题汇编、书影
这一时期的版本目录有台湾省“国立中央图书馆”1980年编《老列庄三子图书版本展览目录》、杜信孚《明代版刻综录》（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版）、《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以《中国地方志综录》为蓝本）、杨绳信《中国版刻综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分经、史、子、集、丛五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自1989年起分期出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中文古籍善本书目》（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周国伟编《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湖南省古籍善本书目》（岳麓书社1998年版）、施廷镛编著李雄飞校订的《古籍珍稀版本知见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张泽贤《书之五叶：民国版本知见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版）等。
版本索引有山东大学图书馆编《影印善本古籍及古籍善本书影书名索引》（1979年）、王菊花编《黄庭坚著作版本及其诗文研究资料索引》（江西大学图书馆期刊部1985年）、王肇文《古籍宋元刊工姓名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罗伟国《古籍版本题记索引》（上海书店1991年版）等。
版本资料的专题汇编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湖北分会1980年编的《〈双合莲〉各种版本汇编》和《〈钟九闹漕〉各种版本汇编》、方光品编《福建版本资料汇编》（福建师范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朱一玄编《古典小说版本资料选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等。这些版本资料的专题汇编为版本研究者提供了较好的条件。
版本书影有上海图书馆编《善本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黄裳《清代版刻一隅》（齐鲁书社1992年版）、吴希贤《所见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版本图录》（中国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中心1995年版）、黄永年等《清代版本图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出版《重整内阁大库残本书影》、林申清《宋元书刻牌记图录》（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等。北京图书馆编《盋山书影》、《嘉业堂善本书影》、《涉园所见宋版书影》、《铁琴铜剑楼书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版）、张泽贤《民国书影过眼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民国书影过眼录续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版）。这一时期的书影已经完全不受宋元善本的限制，明、清刻本甚至民国时期的图书都已有了书影。
（3）版本学论文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1978年至2005年，国内各种学术期刊上共发表版本学论文2230篇（各年发表论文数如表1所示）。从表1我们可以看出，从1978年始，版本学论文数量逐年上升，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峰顶，并一直维持到90年代初期。这是由于改革开放伊始，人们经过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开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学术研究中。进入90年代后，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版本学研究开始降温，版本学论文数量明显回落，至90年代末期降至谷低。但进入21世纪后，版本学论文数量又开始回升。这表明，经过一段起伏波动之后，版本学研究正在进入一个相对理性和成熟的时期。
表1 国内学术刊物1978～2005年发表版本学论文数量统计表
通过对这2230篇论文主题内容的分析，笔者又得到如下数据：自1978年至2005年，版本学发表论文最多的领域是对单书版本源流的考订，共916篇；其次是对古籍版本鉴定方法的研究，共205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古籍版本学确实是一门致用之学，研究版本鉴定规律和考订版本源流是其两大核心内容，也是它自立于学术之林的基石。余下的领域由高到低依次为，研究历代刻书源流的有202篇，写本源流的有179篇，版本学史的有175篇，版本学基础理论的有165篇（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基本概念的介绍，研究层次不高）、古籍版本形制与类别的有114篇，研究活字本、插图本、拓本、石印本等版本源流的一共有109篇，古籍版本作伪与辨伪的有100篇，雕版印刷起源的有65篇。从以上所举可以看出，对刻本源流的研究占据了各版本源流的主导地位，对历代写本、抄本源流的研究也具有重要地位，而对其它活字本、插图本、拓本等的研究则相对要少得多。另外，古籍版本学史及版本学基础理论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3 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研究进展
以上所举，是笔者对历代版本学的发展状况、成就及地位所作的粗线条勾勒，而要探寻20世纪以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进展，则必须对这些研究成果进行具体的文本内容分析。
需说明的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包括四大研究内容：一是对古籍版本源流的考订，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版本源流是指对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的研究，包括对写本、刻本、活字本、插图本、拓本等源流的研究。狭义的版本源流是指对单书（含丛书）版本演变源流的考订，主要是考其版本数量、版本系统并判定其优劣；二是对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研究，主要是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来鉴定版本；三是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四是古籍版本学史的研究。依笔者看来，前面两大研究内容是传统古籍版本学的核心内容。近百年来，中国古籍版本学在版本鉴定和版本源流考订方面虽也有所发展，但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继承性；而对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和古籍版本学史的研究，则是传统古籍版本学所没有的，它使得古籍版本学有了现代学科的特征。中国古籍版本学在这两方面的研究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开拓性和创新性。因此，本文探讨中国古籍版本学近百年来的研究进展，也主要是从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和古籍版本学史两方面来进行的。
3.1 中国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进展
中国古籍版本学长期以来有实无名，寄身于校勘、目录学的名下，除了它本身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问之外，另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版本学理论建设长期受到学界的漠视。似乎版本之“术”只是雕虫小技，登不得大雅之堂，充其量只是图书鉴赏家和书贾的事情，而版本鉴定只能“观风望气”，可意会不可言传，由此产生种种曲解。20世纪初期虽然有了《书林清话》这样一部版本学专著，但它主要还是版本史料的罗列，缺乏理论色彩。相比之下，钱基博《版本通义·余记第四》，专记治版本之心得，已有版本学理论的萌芽。直至1979年，吴则虞在《四川图书馆》第1期发表《版本通论》，对“版本之名义及其研究对象”、“版本学之功用及与其他学术之关联”、“版本学研究之方法”进行了详细阐述，标志着中国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真正开始。此后有李致忠《论古书版本学》、郭松年《古籍版本与版本学》、卢中岳《版本学研究漫议》、邵胜定《版本学有广狭二义论：从版本学的对象说起》、严佐之《版本学没有广狭二义论》、刘尚恒《古籍版本学的功用》、郭松年《古籍版本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关系》、姚伯岳《“版本”考辨》等一批论文出现，对版本定义、版本学的功用、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到后期，在此基础上又有一批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综述的文章出现，如王国强《关于中国古籍版本学基本理论研究现状述评》，周铁强《近年来古籍版本学理论研究述评》，石洪运《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曹之、司马朝军《20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李明杰《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等。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五方面展开。
3.1.1 “版本”的概念
“版本”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最早“版”与“本”是各有其义的。“版”用作图书，最早指的是木牍。而“本”用作图书最早见于西汉刘向《别录》：“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冤家相对。”对这个“本”字，后代学者最有争议。一是以叶德辉、张舜辉为代表，将此“本”理解为卷轴装的帛书。张舜辉的理由是：
许多卷轴积存在书架上，轴头都是露在外面的。这轴头，便是所谓“本”。《说文》：“木下曰本”。“本”的原义和“根”相同。清末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说：“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这话是对的。因根计数，起于卷轴。就卷子中的木轴而言，可以称根，也可称本。那末，“版”的名称原于简牍；“本”的名称原于缣帛是确无疑义的了。后世因合二者而连称“版本”，未时也已很早。自从有了雕版印刷术以后，人们习惯于用版本二字作为印本的代称[7]。
二是以余嘉锡、曹之先生为代表，将“本”理解为用作校勘的“底本”（简策书）。余嘉锡在《余嘉锡论学杂著·书册制度考》中这样解释：
寻《风俗通》之意，“一人持本”者，持竹简所书改易刊定之本；“一人读书”者，读传写上素之书也。以油素之书写自竹简，则竹简之书为原本，故呼曰“本”。其后简策之制度既废，写书者借人之书传录，则呼所借者为“本”[8]。
这是在“版本”辞源理解上的分歧。
在现代“版本”概念的理解上，学者们在表述上也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版本仅指刻本和写本，如施廷镛称：“所谓版本，实写本与刻本的合称。”[9]另一种观点将版本理解为图书各种实物形式的总称，如顾廷龙认为：“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10]曹之认为：“宋代所谓'版本’单指刻本，并不包括写本在内。元明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发展和图书制作方式的复杂化，'版本’一词的含义逐渐扩大，成为一书各种本子的总称。也就是说，除了刻本之外，还包括写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石印本，等等。”[11]姚伯岳也认为：“版本就是一部图书的各种实物形态。”[12]此外还有一种折衷的“广狭二义说”，如严佐之认为：“古籍版本有广狭二义。狭义的古籍版本专指雕版印本，广义的古籍版本泛指包括写本、印本在内的，用各种方法制作而成的古代图书的各种本子。”[13]有学者认为，张舜辉在《中国校雠学分论（上）——版本》一文中把“版本”解释为“印本”，显然是误解了张先生的意思，张的原意是说两宋时期的版本指的是印本，而并非张本人将版本理解为印本。
应该说，“刻本和写本说”抓住了版本的主流，但没有将活字本、拓本、套印本、插图本、石印本等包容进去，显然不妥。“广狭二义”说反映了版本概念演变的历史。“版本”一词虽最早现于宋代，但最初确实不是一书各种本子的总称，仅指刻本而言，不包括写本在内。有朱熹《谢上蔡语录后序》为证：“熹初得友人括苍吴任写本一篇，后得吴中版本一篇。”[14]但“广狭二义说”却未能反映版本概念的现实。由于刻本书的极盛，“版本”一词的频繁使用，它的外延渐而扩大，将写本、拓本、活字本等其它版本形式也囊括进去了，成了一书各种本子的总称。因此，将“版本”理解一书各种实物形式的总称，是最接近版本概念的本质的。在此，笔者不妨对版本下一定义：所谓“版本”，是指同一种书在讲授、传抄、翻刻、复制等流传过程中，因篇章卷次、文字内容、装订方式、载体形式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的各种文本的具体物质形态。
3.1.2 “版本学”的概念
对什么是版本学，历代版本学家可谓聚诉纷纭，莫衷一是。据不完全统计，关于版本学的定义多达数十种。较具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旧刻旧钞说”。叶德辉认为：“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本旧钞，是为板本之学。”[15]二是“版本鉴别说”。《辞海》认为：“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是为版本学。”[16]三是“源流说”。如谢国桢认为：“说明书籍刊刻和抄写流传下的源流，叫做版本学。”[17]周连宽称：“研究各种版本的起源及其发展全过程，是谓之版本学。”[18]无独有偶，施廷镛也认为：“研究各种版本的起源及其发展全过程，是谓之版本学。”[19]四是“文献价值说”。严佐之认为：“鉴定版本时代也好，考订版本源流也好，其最终目的还在于比较、确定版本内容的优劣，在于研究版本'在反映原书内容的特殊作用上’。从这一意义上讲，版本学乃是以研究版本文献价值为主的一门科学。”[20]五是“图书揭示服务说”。李致忠认为：“中国古书版本学是以中国古代图书为对象，以版本鉴定为核心，以考订为主要方法，凭借多学科知识、借助校勘学、利用目录学完成全面揭示图书任务；并忠实地为中国古代社会各学科研究服务的辅助性科学。”[21]六是“物质形态说”。程千帆认为：“版本学所研究的内容无不与书的物质形态有关，因此可以概括地说，版本学是研究书的物质形态的科学，是校雠学的起点。”[22]七是“规律说”。顾廷龙认为：“依我看来，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有了许多不同的本子，就出现了文字、印刷、装帧等等方面的许多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其规律，这就形成了版本之学。”[23]郭松年称：“古籍版本学是从古籍的版本源流和相互关系中，研究古籍版本的异同优劣，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评定古籍版本的功用价值，并从中总结工作的规律性和方法的一门科学。”[24]曹之认为：“古籍版本学是研究古籍版本源流以及古籍版本鉴定规律的一门学科。”[25]
上述诸说，反映了历代学者对版本学本质认识的多元性，也可看出人们对版本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旧刻旧钞说”是清代版本学家的观点，尚停留在文物鉴赏的层面，此“佞宋”风气之余绪；“版本鉴别说”仅局限于鉴定版本的具体方法，视野似过于狭隘，忽视了对版本源流关系的考察；“源流说”反映的只是版本学研究的部分内容，有以偏概全之嫌；“文献价值说”、“图书揭示服务说”谈的是版本学的功用，而非版本学的定义；“物质形态说”揭示的是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没有深入版本学的内在本质。科学研究的任务在于揭示特定事物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版本学亦当如此。版本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内在矛盾，是人们利用版本与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形成的错综复杂的源流关系及版本差异之间的矛盾。因而笔者以为，曹之先生提出的“版本源流及版本鉴定规律说”比较可取。版本源流又有广狭二义之分，广义的版本源流是指图书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如写本源流、刻本源流等；狭义的版本源流是指单种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即同书异本的版本系统。版本鉴定不仅包括出版年、出版地、出版者等相关事项的判断，还应包括版本优劣的比较、真伪的辨别等。
3.1.3 版本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是版本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对于它的认识，人们也存在不同的看法。举其要者，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一是“图书说”。如李致忠认为：“中国古书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古代图书。”[26]戴南海亦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形式在内的各种古籍图书。”[27]二是“文献说”。如邵胜定认为：“版本学和它的兄弟学科一样，研究对象是一切需要整理和利用的文献资料。盖其学虽名版本，但它的对象应包括一切历史文献资料。”[28]三是“版本说”。严佐之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图书版本。”[29]姚伯岳持相同看法：“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版本，这本应当是毫无疑义的。”[30]曹之、司马朝军亦认为：“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写本、刻本、拓本、活字本、套印本、插图本等一切形式的图书版本。其中，写本和刻本是其重点研究对象。”[31]
很显然，“图书说”混淆了图书与版本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实际上，图书的外延要比版本宽泛得多，有许多内容并不属于版本学的研究范畴，版本只是图书诸多外延的一个方面。“文献说”更是将版本的范围扩大到一切文献，而文献的外延比图书还要大，更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否则将混淆版本学与文献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关系。“版本说”以具体形式的图书版本为研究对象，亦有待完善之处。这是因为，图书的版本形式总是在发展变化中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态，而未来的图书版本形式对于我们来说还是未知的。以不确定的图书版本形式作为学科的研究对象，亦有不妥。研究对象应是对一门学科进行界定的基本理论规范，包涵了该学科可能发生的一切矛盾因素，因而应该是具体的抽象物。故笔者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对象是同书异本之间可能存在的一切形式差异及文本内容关系的总和。它具体表现为一定的版本形式差异，但其实质是同种图书不同版本的文本内容之间的关系。这样来规范研究对象，既避免了片面地将版本学研究定位在只注重版本形式的“观风望气”的层面，又给未来可能出现的图书版本形式预留了发展空间，保持了学科发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3.1.4 版本学的研究内容
传统中国古籍版本学是以研究版本鉴定规律和考订版本源流为核心内容的，因此有学者对版本学研究内容的认识也局限于此，如《辞海》修订本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内容是“研究版本的特征和差异，鉴别其真伪和优劣。”[32]谢国桢认为版本学应“说明书籍刊刻和抄写流传下来的源流。”[33]此所说的源流，指的是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仅指广义的版本源流，显然忽视了对单书版本源流的研究。以上结合起来实际上是对传统古籍版本学研究内容的归纳。随着学科的发展，人们对版本学研究内容的认识也在进一步深化，逐渐突破了传统的两大核心领域。如郭松年认为，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一是继承总结发展古籍版本学的基本理论，二是研究古籍版本发展变化的源流，三是研究不同刻本、校勘本内容的异同优劣，四是审定鉴别旧刻、旧抄古籍的版本和总结提高鉴定古籍版本的科学方法，五是研究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34]卢中岳在《版本学研究漫议》一文中也提出，版本学研究的内容大致包括版本学的一般理论、图书版本的内容与形式的研究、图书版本发展过程的研究、版本学史四个大的方面[35]。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将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内容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及其研究内容，古籍版本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研究古籍版本学的意义和方法等；第二、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历史，其中包括古籍版本学的发展阶段、各阶段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人物等；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其中包括写本源流、刻本源流、雕版印刷术的起源等；第四、单种（含丛书）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其中包括版本数量、版本系统、版本优劣等；第五、古籍版本鉴定的规律，其中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36]此种归纳比较全面、系统、科学地构建了中国古籍版本学体系，已为学界广泛接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人将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与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混为一谈，认为研究图书版本的演变源流其实就包括了对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的研究，这显然是混淆了广义版本源流和狭义版本源流的区分。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属广义版本源流，指的是写本源流、雕版印刷的起源、刻本源流、活字本源流、拓印本源流、插图本源流、石印本源流等；而单书版本源流属狭义的版本源流，指的是一本书在历史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错综复杂的版本系统。搞古籍版本鉴定必须研究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不了解古籍制作方式演变源流，就不能搞好古籍版本鉴定。这就好比鉴定一件产品，如果不了解产品制作的工艺流程，就无法鉴定产品。
3.1.5 版本学的研究方法
20世纪版本学研究方法也经历了一个由经验主义向理性主义的发展过程。
版本学研究历来具有很强的形式主义倾向。钱基博《版本通义》一书结尾处说：“于戏！版本之学，其始以精校雠，其蔽流为古董。”[37]这是对版本学历史的概括，颇有见地。版本学研究的形式主义倾向表现在古书版本鉴定上，过于强调版本的形式特征，如行款、字体、印章、牌记、避讳、刻工、纸墨、装订等，由此片面强调经验的作用，讲究师徒私授，主张“观风望气”、“鼻嗅手摸”，以至于把版本研究引上了一条玄而莫测的道路。这种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是造成版本学长期作茧自缚，不能自立于学术之林的一个原因。对此，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有意识地构建版本学研究方法体系，如吴则虞在《版本通论》[38]中最早提出，版本学研究方法有二：一是历史之研究，主张从版本源流和学术源流发展历史的角度来鉴定版本；二是实物之研究，也即版本形式的研究。这实际上是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版本鉴定方法作了总结。卢中岳在《版本学研究漫议》一文中，根据所研究问题的内容、性质以及研究所担负的具体任务，率先提出了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和实验研究法；曹之在《中国古籍版本学》一书中也提出了文献考证法、比较研究法、实验研究法、计量研究法。这说明当代版本学家已经开始着手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了。笔者以为，在版本鉴定和版本源流的研究上，对于传统的依靠版本外在形式的方法不能一概斥之为“玄乎其玄”，因为这些确实前人多年积累的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我们应尽可能地继承它，在应用中加以验证并使之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对于后学者而言，更应该从学术发展的源流，充分发挥文字校勘以及史料考证成果的作用，参之以历代书目，从古籍制作方式的发展源流进行考证，然后再参考刻版风格、印刷方法等外在形式反映出来的一般规律，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这才是版本研究的正途。
以上是就版本鉴别和版本源流的研究而言。实际上，在古籍版本学基础理论和版本学史的研究上，同样应有科学的方法，而这方面往往为一般学者所忽视。比如在版本学基础理论建设方面，应更多地吸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养，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在理论构建的层次性、系统性、科学性方面还应加强；在版本学史的研究中，应该遵循学科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不应从故纸堆中的只字片语中就匆忙得出结论，而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版本学放到整个社会学术环境下进行综合考察。
3.1.6 版本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在此问题上的认识也颇多歧义。其实，在最初的文献整理工作中，版本与校勘、目录诸学分界并不明显，而是合而为一的。中国古籍版本学与校勘、目录、辨伪、辑佚诸学一起，都是从文献整理工作中发展起来的，同属于古典文献学的范畴，彼此之间结成了亲密的关系。在文献整理工作中，历代学者由于在不同时期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往往以偏概全，以其各自的工作重心来命名整个文献整理工作，造成了古典文献学长期以来有实无名的状况，也给界定上述诸学科的关系带来了混乱。据刘向《别录》所载，“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39]很显然，这里“雠校”的本义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校勘。而事实上，刘向等人的整理典籍工作还包括版本的选择、文献的分类、叙录的撰写等，只是因校勘在其工作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后人为了称呼上的方便，便以校雠学来命名整个文献学的研究内容了。这其实是个历史的误会，但既已约定俗成，也就一直沿用至今。如程千帆、徐有富所著《校雠广义》分版本篇、校勘篇、目录篇、典藏篇，以“校雠广义”之名取“古典文献学”之实，其实也是为了尊重历史起见。但如果今天仍有人主张以校勘学来包举版本学，则真是对版本学的历史和现状均视而不见了。
在近代，版本学还曾被视为目录学的一个分支，有“版本目录学”之称谓，崔建英说：“版本学和目录学是同源而同时诞生的，后世曾版本学、目录学分称，不过是有所侧重，如史志目录，过去只标目，不问何本；研究版本的，往往着重对一部书版本的考证、分析。但自《遂初堂书目》而后，凡反映具体收藏的目录，很少有避开版本的……因此版本学与目录学就又合流，汇为版本目录学。正式这样叫起来，好象始于近代。”[40]
对于版本学与校勘、目录学的关系，张舜徽有很清晰的划分，他在《广校雠略》说：
近世学者于审定书籍，约分三途：奉正史艺文、经籍志及私家簿录数部，号为目录之学；强记宋、元行格，龂龂于刻印早晚，号为版本之学；罗致副本，汲汲于考订文字异同，号为校勘之学。然揆之古初，实不然也。盖三者俱校雠之事，必相辅为用，其效始著。否则析之愈精，逃之愈巧，亦无贵乎斯役矣[41]。
笔者以为，上述认识反映了版本学与其相关学科关系的复杂性。它们本是同根同源，在最初的文献整理工作中，彼此之间的分化和独立并不明显，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古籍版本学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特质，是对版本源流的考订和对版本鉴定规律的研究。这是其它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替代的。校勘学重在校正古书在抄写、翻刻等流传过程中产生的字句、篇章的错误，力求存真复原，为阅读和研究提供接近原稿的本子。故校勘一书，必广罗异本，从中择一善本作为底本。然何书为善？需对各本进行鉴定，对其版本源流进行一番梳理，才好择善而从，这就需要用到版本学的知识。反之，通过内容的校勘，也可为版本鉴定提供一种有效途径。目录学重在部次群籍，揭示文献信息。版本项是目录著录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录不涉及版本则难以反映图书的前面情况。目录学要完成指示读书门径的任务，更离不开版本项的揭示。同样，版本学在考证版本源流和鉴定版本时，各种古籍书目是必不可少的工具，版本学成果的揭示离不可目录这个载体，否则无所依附。古籍作伪包括作伪书和作伪本，版本学与辨伪学因古籍版本作伪而产生关联。古籍版本作伪多因书贾射利，在版本上做手脚，或以新充旧、或以俗充雅、或以残充全、或以劣充善，不一而足。所谓版本辨伪就是运用文献考证等辨伪方法，通过考察书名、著者、卷数、序跋、牌记、避讳、纸张、藏印、及古籍内容等，来辨别版本的真伪，是版本学和辨伪学的重要交叉内容。辨伪学为版本学提供了独特的考证方法，版本学则为辨伪学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辑佚学是研究辑佚活动基本规律，总结辑佚整体活动过程、原则、方法及相关问题的一门学科[42]。它与版本学的关系是，辑佚作为一项古籍文献的研究整理活动，往往是各种文献学知识的综合运用过程，其中就涉及了版本的鉴定和善本的选择问题。版本学与文字、音韵、目录、辨伪、考据诸学一起，成为辑佚者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反之，辑佚成果则为版本学提供了“辑佚本”这种新的版本类型，丰富了版本学的研究内容。中国古籍版本学与校勘学、目录学、辨伪学、辑佚学等相关学科同为古典文献学的一分支，它们之间是相互渗透、互为利用、各自独立、共同发展的关系，主张以其中任何一门学科包举其它学科的做法都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3.2 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进展
鉴于中国古代学术活动多从文献整理这一基本过程出发的事实，可以说，中国古籍版本学实已融入中国传统学术之中，在中国学术史上理应有一席之地。早在20世纪30年代，同为古典文献学一支的校勘学和目录学，已有了自己的学术史专著。时至今日，古籍版本学史研究却仍处于拓荒阶段。这固然与古籍版本学实践性极强的学科特点大有关系，但研究者主观的漠视、理论意识的匮乏与此也不无关联。正如阳海清先生所言：“中国之版本学既源远流长，但关于版本学史的研究似尚处于拓荒阶段，有待深入耕耘和开发。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浩如烟海的版本学资料去进行挖掘和整理，编写出一部观点鲜明、脉络清晰、史料翔实的中国版本学史，是摆在版本学界的严峻课题。”[43]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它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展开。
3.2.1 关于中国古籍版本学形成时期的争论
对中国古籍版本学形成时期的判断是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理应首先解决的问题，否则后面的研究工作便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很难深入。但偏偏在这一关键问题的认识上，历代版本学家的分歧最大，争论最多。远者认为先秦就有了版本学，近者认为版本学才刚刚着手建立，之间又有“西汉说”、“宋代说”、“清代说”等。在已有的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中，或语焉不详，或论据不足，颇有缺憾。对版本学形成时期的判断已成了制约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的一个“瓶颈”。兹择其要，举历代学者观点如下：
（1）先秦说。曹之认为：“早在先秦随着同书异本的大量出现就产生了版本学。汉代刘德、刘向等人的版本学是在先秦版本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4]
（2）西汉说。钱基博说：“版本之学，所从来旧矣！盖远起自西汉，大用在雠校。”[45]顾廷龙说：“版本之学，始于何时？观于商周彝器，秦诏莽量，往往有同文异范的，如《虢叔钟》，《史颂敦》之类，此可谓版本的权舆。直至西汉扬雄、刘向用不同本子的书笈，大事校雠……刘向为校雠学之创始者，实亦为版本学之创始者。”[46]卢中岳说：“我国的版本学是随着古书版本问题而产生发展起来的一门学问。一般认为，其发端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时。”[47]魏隐儒、王金雨说：“作为一门学科，版本学的历史，已有近两千年了。一般认为它创始于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48]郭松年说：“从版本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总校群书时，已经是广搜异本，雠正一书，讲求版本之学了……所以说汉刘向不仅是校雠学的创始人，实际也是版本学的创始人。”[49]来新夏说：“从刘向大规模校书，开创目录学的时候，就把广搜异本作为一道重要的程序，也可以说，版本学和目录学是同源而同时诞生的。”[50]
（3）宋代说。叶德辉说：“古人私家藏书，必自撰目录。今世所传，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是也……诸家所藏，多者三万卷，少者一二万卷，无所谓异本重本也。自镂板兴，于是兼言板本。其例创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目中所录，一书多至数本。有成都石经本、秘阁本、旧监本……同时岳珂刻九经三传，其沿革例所称，有监本、唐石刻本、晋天福铜版本、京师大字本……合二十三本。知辨别板本，宋末士大夫已开其风。”[51]他认为版本学是在宋代目录学中产生的。张舜徽称：“像这一类的直称印本为版本，在两宋时已盛行了。他们所称版本，乃对写本而言，是专指雕版印成的书。和'版本’的原意虽不相符，但是约定俗成，也就相沿不改。并且由原来单纯的书本名称，一变而为学术界的专用名词了。于是出现了'版本学’的专门研究，成为校雠学的内容之一。”[52]李致忠认为：“自宋代尤袤编制《遂初堂书目》起，始在一书之下著录多种不同的版本……版本学就这样慢慢地形成了。”但同时又说，“早在雕板印书大兴之前，人们就是非常讲求传本的。其意义与后来的讲求版本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亦不过是区分优劣，校订异同。不过那时的书籍还是靠手写传抄而流布，尚不是靠雕板印刷来流传，所以不好直接称为版本学。但就实际意义而言，和后世确切概念的版本学，在内容上并没有实质的不同。因此，确切含义的版本学固然是起自大量的雕板印书之后，但就其内在的真义讲，则是早自西汉就已经起源了。”[53]刘国珺认为，宋代“可称为古籍版本学的确立期”，“（宋代）版本目录使版本学由原来寄身于目录学的地位，逐渐取得与之互相利用而表现自身的资格。”[54]
（4）清代说。汪辟疆认为，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因“一书兼载版本，则又开后世版本学之先河。”但同时又认为，清乾、嘉时期的黄丕烈“是版本学的真实建立者”。[55]胡道静认为：“乾隆修《四库全书》时，版本学还是在形成的端倪时期……何义门（焯）利用善本进行校勘的工作与钱遵王（曾）鉴定一些名贵的版本，就是这个端倪时期的代表。”又称，“也许可以说，黄荛圃是版本学的真实的建立者，因为他是O型的功能者，能够掌握全能版本价值的开创人……他对版本学全面研究所倾注的努力，开拓了版本学综合细致工作的途径，使得这门学问兴旺发达起来。”[56]吴枫认为：“'书目’（《天禄琳琅书目》）以版本时代分类，将宋版、元版、明版、影宋版、抄本，各从其类，分别叙列并对刊刻时代、地点、收藏家姓名和印章题记，详加考证。从此，各藏书家关于宋元旧刊和名人手抄，展开了广泛的研究讨论逐渐形成古籍版本学。”[57]戴南海认为：“考订版本源流，是版本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从此（黄丕烈）以后，版本研究有了丰富而充实的内容，开始独立成为一门专门之学。”[58]周铁强认为：“《读书敏求记》、《天禄琳琅书目》的出现及黄丕烈对古籍版本的考订，标志着古籍版本学的初步形成。”[59]可见，“清代说”也并非完全一致，分别有起自黄丕烈、《读书敏求记》、《天禄琳琅书目》三说。
（5）当代说。严佐之认为：“在我国，版本研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有说'版本研究应以刘向父子对这些简策图书的搜集整理时为始’），但其独立成为一门专学的时间却不久（有说'版本学在清代确已自成为清代学术领域中与目录、校勘等等并存的一门专学了’），而作为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版本学才刚刚着手建立。”[60]
综观上述版本学起源诸说，之所以存在如此大的分歧，关键在于没有提出一个大家一致接受和认可的理论标准。研究者局限于自身的视野，选取的切入点迥然各异。笔者以为，“先秦说”从历史过程出发，穷本溯源，从先秦的同书异本现象出发来探讨版本学的起源，符合事物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版本学的起源和版本学的形成是不是同一概念，是否有了同书异本现象就有了版本学，这两个问题实有值得商榷之处。“西汉说”以刘氏父子校理图书为滥觞，只是验证了版本学萌芽于校雠学的事实。“宋代说”以尤袤《遂初堂书目》的出现作为版本学形成的标志，只是从版本学的表述形式出发，而忽视了版本学研究的本质内容（鉴定版本和考订版本源流），其立论依据尚不足以令人信服。“清代说”则从研究内容出发，以版本研究的细化及版本源流的考订标榜版本学，叠映出清代版本学达到的高度，其讨论的版本学实已进入繁荣期，而非形成期。“当代说”更是过犹不及，忽视了版本学的发展历史。
2003年，武汉大学李明杰的博士学位论文以《中国古籍版本学的发源及形成时期考辨》为题，以详实的史料全面论证了版本学确立于宋代的观点。该文第一次从文化生态环境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判断中国古籍版本学形成时期的四个理论标准：社会基础、研究对象及核心研究内容（版本的鉴别及版本源流的考订）、理论（善本观）及研究方法、学科形成的具体标志（版本目录及版本专著），将版本学由萌芽至确立视为一个历史的渐进过程，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先秦以来同书异本的差异是版本学得以确立的物质基础和内在动因，而善本观的产生和发展为版本学的确立提供了理论因子，“广勘异本，择善而从”的学术传统则为其提供了外来动力和实践支持。
3.2.2 关于中国古籍版本学历史分期的讨论
历史分期是学术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钱基博、叶德辉、顾廷龙等版本学家多持三段论观点，把版本学史大致分为萌芽期（西汉）、初步兴盛期（由宋至明）、鼎盛时期（清代）三个阶段；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专辟一章，将版本学史分为产生期（先秦两汉）、发展期（魏晋至宋金元）、兴盛期（明清）、当代版本学。姚伯岳则把版本学史分为萌芽期（先秦至五代）、初步兴盛期（宋至明）、繁荣期（清）、现代版本学的独立与发展期，此二者可谓四段论的代表；刘国珺则主张将版本学史分为孕育阶段（周秦）、萌芽阶段（西汉至唐宋五代）、确立阶段（宋、金、元）、兴盛阶段（明清）、总结研究阶段（民国初至当代），此又可谓五段论的滥觞。历代学者对版本学史分期的不同，反映了他们对版本学发展的过程持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西汉、宋代、清代等几个关键时期的认识则保持了难得的一致。
3.2.3 关于某一阶段中国古籍版本学的研究
断代的版本学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宋、明、清及近现代，如曹之《宋代版本学述略》[61]叙述了宋代版本学家在治学、藏书、刻书过程中取得的版本学成就，并对宋代版本学发展内因进行了探讨。王皓《宋代版本学成就管窥》[62]从版本研究范围的扩展、鉴定方法的初创、研究专著的发端以及版本研究对相关学科发展的促进等方面对宋代版本学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刘国珺《明代版本学的主导思想及其影响》[63]认为，主导思想是研究明代版本学的关键问题，明人对宋元版的高度崇尚并由此而引起的大力研究，是统领明代版本学的主导思想。谢国桢《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64]则对明清版刻的种类和源流进行了梳析，并从史料的收集出发，对书目、类书、丛书、方志、野史笔记等的使用上对明清版本目录学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刘国珺《清乾、嘉、道间版本学的突出成就》[65]将清乾、嘉、道间版本学的成就归结为版本目录学思想的确立及其体制的完善、版本鉴定理论的初步建立与版本鉴定方法的日臻完善、对历代版本的求实评论及对各类版本价值的深入论述三个方面。胡道静《从黄荛翁到张菊老——150年来版本学的纵深进程》[66]从继承和发展的高度，详述了从黄丕烈到张元济这150年来版本学的纵深发展，并着重介绍了张元济的版本学成就。此外，朱太岩的《建国四十年来版本学成果述要》[67]，石洪运等的《建国以来古籍版本学研究综述》[68]及《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述评》[69]，王国强的《关于中国古籍版本学基本理论研究现状述评》[70]，周铁强的《近年来古籍版本学理论研究述评》[71]，曹之、司马朝军的《20世纪版本学研究综述》[72]，李明杰《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综述》[73]等，开始对近现代版本学进行全方位的总结。
3.2.4 关于版本学家及其流派
对版本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入清以后的黄丕烈、叶德辉等知名版本学家身上，对其它版本学家的研究则很少。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将黄丕烈列入赏鉴家之列（有贬低之意），被后人（包括张舜徽、王大隆、余嘉锡等名家）广泛沿用，对正确评价黄丕烈在版本学史上的地位造成了不良影响。为此，王绍曾发表了《如何正确评价黄丕烈在版本学上的贡献》[74]，通过史料的发掘，发现黄氏最大的贡献在于把目录、版本、校勘紧密结合在一起，特别是把版本与校勘紧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版本在校勘中的作用。据此，他认为黄丕烈不仅是一位校勘学家，更是清代版本学的奠基人。严佐之《黄丕烈版本学思想辨析》[75]把其版本学思想归结为“佞宋”、“读未见书”和“书籍贵有源流”三方面，并对历史上对黄氏“佞宋”思想的误解进行了澄清。王晖《黄丕烈鉴定版本方法刍议》[76]对黄氏《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中鉴定版本的方法进行了总结，指出其鉴定方法并不是孤立、简单地使用，而是将诸种方法融会贯通，从各个角度对版本进行综合地、全面地考察。刘国珺《谈叶德辉的版本学》[77]则对著名版本学家叶德辉的版本学成就作了总结。其它比较有特色的论文还有曹之的《鲁迅与古籍版本学》[78]、杨殿珣的《略论王重民同志对于版本学的研究》[79]等。对于版本学的流派，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80]认为，版本学发展到宋代才逐步形成了流派：岳珂校刊《九经三传沿革例》（按：《九经三传沿革例》实为元人岳浚校刊，此误。）是“校雠家之言版本的”；尤袤编《遂初堂书目》是“藏书家之言版本的”。入清以后，“卢文弨、钱大昕、段玉裁、阮元、顾千里等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的”，是为一派；“鲍廷博、吴骞、陈鳣、黄丕烈等是为搜集版本而从事校勘的”，是为一派；邵懿辰、莫友芝等从事知见传本之研究，一目之下，详列众本，这是又一派。李致忠《古书版本学的起源与演变》[81]从版本学脱胎于校勘学，并借目录学表现出来的史实出发，认为版本学最早是和目录学融合在一起的，即版本目录学派，它发端于刘向父子的《别录》和《七略》，而定型于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明清以后，版本学的核心，即古书版本的鉴定“开始从目录学家那里向藏书家和书贾方向游离”。卢中岳《版本学研究漫议》[82]则认为，现今版本学有两个流派，是在近代发展起来的。一派侧重于从图书内容的角度来研究版本，重在考证版本源流，研究一书或群书的版本异同，为文史学界的版本学；一派侧重于从图书形式上来研究版本，重在鉴别什么时代的版本，为图书馆学界的版本学。可见，在版本学流派的认识上，先贤们的认识尚存在较大分歧。
综上所述，20世纪中国古籍版本学史研究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如版本之学由来已久，然源自何时，成于何期，迄今尚无定论；对版本学的历史分期，学者们也是各执一词；写本时期的版本学史研究几乎还是空白；对历代版本学家善本观的认识、对版本鉴定的经验和方法的总结还不够全面；版本学家选取面比较窄，对其版本学思想的挖掘急需加强；忽视了从学术史发展的大环境来考察版本学的发展；至于对版本学在与其它学科共同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版本学在整个中国古代学术中的历史地位的探讨等，仍显薄弱；版本学史料的发现和整理还远远不够。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大力加强。
4 中国古籍版本学研究展望
中国古籍版本学是一门既古老而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自先秦就有了萌芽；说它年轻，到当代才基本建立了自己完整的学科体系。但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古籍版本学的发展必将与时俱进，焕发出新的活力。笔者以为，未来古籍版本学的发展仍将在版本学基础理论研究、古籍版本学史、版本源流的考订（含广狭二义）和版本鉴定四大领域内展开。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版本学将进一步厘清版本、版本学概念的实质，并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使之能适应新出现的版本形式；随着时代的变迁，未来善本观也将不断得到充实，并被赋予新的内容；随着版本学的独立发展，版本学的学科地位将得到进一步加强；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版本学研究将进一步融入中国出版文化的大范畴中去。从出版文化的角度来研究版本学，将成为一个崭新的视角。
在古籍版本学史方面，近期已出现了一个小的研究高潮。相信未来随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研究力量的增强，在版本学的起源及形成时期问题上学界将达成共识，从而为版本学的深入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对写本时期的版本学史研究、对历代版本学家善本观的研究、对版本学流派的研究也将进一步引起人们的关注；未来版本学史的研究，将更多地从学术史发展的大环境来考察版本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的关系、版本学在中国整个学术史中的地位，这将成为版本学史研究的下一个亮点。
在考订版本源流方面，对于古籍制作方式的演变源流，已有的研究者大多将目光聚焦在刻本源流上，而对历史上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主导地位的写本源流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空白点；在活字本、插图本、套印本、拓本、石印本源流研究方面亦需加强；在雕版印刷起源问题上，前人虽然做了很好的研究工作，但与国际上对此专题研究的热度相比仍显薄弱，与我国作为印刷术的发源地的地位还很不相称，应力求在研究方法上有新的突破；在历代刻书源流方面，已有的成果通代的研究居多，而断代的少，全国性的多，地方性的少；在单书版本源流的考订方面，版本研究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不仅明、清版本，民国及建国初期的版本也将是未来研究者的重要对象，这也是版本学史与时俱进的体现。
在版本鉴定方法上，将进一步向以内容鉴定法为主的方向发展。因为对于大多数研究者而言，并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大量接触宋元旧本，“观风望气”式的鉴定版本的经验便无法积累、形成。因此，未来版本的鉴定，将更多地从古籍制作方式的发展变化源流，从学术发展的源流来进行考证，并参之以历代书目、校勘及史料考证的成果来鉴定版本。
另外，信息技术的发展也将为古籍版本学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契机。出于保护古籍、普及版本知识和弘扬我国出版文化的目的，中国古籍版本数据库的建设应提上议事日程。运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将中国古籍中的善本实现数字化，不仅可以大容量地永久保存古籍版本资源，还可以提供快速的图文检索，让读者在网上就可以很方便地欣赏到宋元旧本的书影，还能实现文献内容的全文检索和知识发现。这将不仅为研究者在鉴定版本和考订版本源流时提供可资参考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大量深藏密室人未识的图书版本得以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为古籍版本知识的普及提供了极大便利，是一项功德无量的重大举措，也是未来古籍版本学必须关注的一个新领域。（李明杰）
【注释】
[1] (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2] (梁)释僧佑撰．出三藏记集·卷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95
[3]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三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4] (宋)朱熹．韩集考异．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影印本
[5] (宋)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自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6] (宋)吴若．杜工部集后记．见：(清)仇兆鳌撰．杜诗详注·卷二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7] 张舜辉．中国校雠学分论（上）——版本．华中师院学报，1979（3）
[8] 余嘉锡．余嘉锡论学杂著·书册制度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
[9] 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0] 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四川图书馆，1978（11）
[11]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8
[12] 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3]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14] (宋)朱熹．晦庵集·卷七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15] 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
[16]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1475页
[17] 谢国桢．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齐鲁学刊，1981（3）
[18] 周连宽．论古典目录学、校雠学、版本学三者的关系．广东图书馆学刊，1984 （4）
[19] 施廷镛．中国古籍版本概要．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20]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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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四川图书馆，1978（11）
[24] 郭松年．古籍版本与版本学．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4）
[25] 曹之．中国古籍版本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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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戴南海．版本学概论．成都：巴蜀书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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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严佐之．古籍版本学概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30] 姚伯岳．版本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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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郭松年．古籍版本与版本学．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1980（4）
[50]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北京：中华书局，1981
[51] 叶德辉．书林清话'古今藏书家纪板本．北京：中华书局，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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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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