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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西泠八家”的殿军，相比“浙派”印风的千人一面，他似乎总有那么一点儿不同。印论家魏锡曾在《钱叔盖印谱跋》中这样写道：“余于近日印刻中，最服膺者，莫如钱叔盖先生，先生善山水，工书法，尤嗜金石，致力于篆隶。其刻印以秦汉为宗，出入国朝丁、蒋、黄、陈、奚、邓诸家。同时赵翁次闲，方负盛名，先生以异军特起，真出其上。”赵之琛彼时正“负盛名”之际，魏锡曾评价钱松“真出其上”，可见对其艺术造诣的肯定。而同为“西泠八家”的赵之琛更是给予钱松超高评价：“此丁、黄后一人，前明文、何诸家不及也。”似乎可以这样理解，他的出现，前无古人。篆刻史上，很多人都认为，钱松虽然身在“西泠八家”，却有着不同的面目，源于“浙派”，又能够突破“浙派”的窠臼而独立存在。不只是旁观者这样看，钱松本人也如此认为。他曾在“米山人”（见图一）的印款中这样说过：“国朝篆刻，如黄秋庵之浑厚，蒋山堂之沉着，奚蒙泉之冲淡，陈秋堂之纤秾，陈曼生天真自然，丁钝丁清奇高古，悉臻其妙。予则直沿其原委秦、汉，精赏者以为何如？” 
这里，他给予“浙派”诸家中肯的评价，却也十分清晰地表达了自己于篆刻的取法是“直沿其原委秦、汉”。在“范禾私印”印款中他同样有“得汉印谱二卷，尽日鉴赏，信手奏刀，笔笔是汉”的记载，所得印谱被他反复摹画研究，先后摹汉印二千余方，有才气又这么勤奋，不得不让人心生敬意。钱松有许多字号，多与“松”相近，但其中“秦大夫”是比较特别的一个。说起“秦大夫”的来历，还得先说《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一段记载：想当年，秦始皇去泰山立碑之时，下山途中遇雨，幸有五棵古松张开树冠使他躲过了这场风雨，秦始皇遂以松之功，命名五棵松树为“五大夫”。钱松自诩“秦大夫”，一是因此中“大夫”即有引申为松之意，另一层含义也许就是他艺术观的呐喊——我就是那个回归秦汉的钱松。钱松继赵之琛而起，但并没有被“浙派”晚期的颓势所影响，一方面上追秦汉，另一方面在汲取“浙派”印风的同时，将“皖派”的“以书入印”理念加以借鉴，融合于自己的篆刻艺术之中。同时，在用刀的表现上，其变短刀碎切为轻浅的披削刀法，作为“浙派”“西泠八家”中人，钱松的突破更多于他的传承。钱松在为他的好友胡震所作的一方“富春胡震伯恐甫印信”及“胡鼻山人宋绍圣后十二丁丑生”两面印中（见图二），朱文印“浙派”印风明显，但白文印却可以看出其受邓石如的创作理念影响极大，篆意虽方，但同时笔画圆转自如，颇具“以书入印”的风范。同为兼收并蓄浙皖印风的篆刻狂人赵之谦在“何传洙印”边款中对钱松的艺术主张给予了认同，并深为能与其有相类的取法而自喜，“貌此事与予同志者，杭州钱叔盖一人而已”。钱松是赵之谦的好友，也可以说是赵之谦在艺术主张上不可多得的知音。
钱松虽为“西泠八家”的殿军，但他与其他诸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很多人认为赵之琛断送了“浙派”，但严格来说，钱松才是那个终结者。赵之琛终结的是一个流派的生命力，而钱松作为“浙派”中人，立意秦汉，兼取浙皖，他是以开创者的姿态终结了一个篆刻时代。钱松一生布衣，文人中最不缺少的就是穷，但在生命面前，穷却显得不是那么可怕。钱松于艺术成就上独树一帜，在面临生死的选择时，同样表现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决绝，面对太平军的屠城，他为免于受辱，率全家义无反顾地仰药而亡。而他唯一幸存的儿子钱式，后被赵之谦收做弟子，在生活及艺术创作上给予了师长及慈父双重的培育与关爱，这与我们心中那个桀骜不驯的赵之谦判若两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是赵之谦对钱松的一种至高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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