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镇海新式教育第一人一一记慈善家樊棻

昵称42722649 2021-12-01

展开全文

樊棻（1844-1916），谱名君芳，字时勋，晚号勤稼老人。青年时因家贫去宁波棉花行做工。后去上海，受同乡商人王镇昌提携，逐渐发迹。1890年，被叶澄衷聘为叶氏新开设的义昌成五金号经理。后被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委为驻沪采办，又受李鸿章之命委办海军物料及漠河金矿，还被张之洞委为湖北铁路局转运。1899年叶澄衷去世后，任叶永承众号代表，是叶氏家庭财团总管。同年出任大生纱厂沪董。1906年，樊棻与朱荷三等创办赣丰饼油厂，任董事。1907年，叶又新、樊棻等集资50万两在上海南市日晖巷创办上海日晖织呢厂（1919年该厂改为中国第一毛绒纺织厂）。1908年，浙江兴业银行创办时任上海分行经理，同时任江苏官银号驻沪经理。1914年，浙江兴业银行总行移沪，任总行总经理。曾任多届上海总商会议董。樊棻热心公益事业，曾在家乡镇海县城鼓楼大校场旁创办公益织布厂，并在仓基弄创建便蒙学堂，附设勤稼女学。

樊棻先生是上海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学堂建设的参与者，也是镇海县城新式教育第一人。

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的书院、私塾，分别有几个到十几个学生，年龄参差不齐，聘一位教书先生，在同一个塾里，读《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五经”，开蒙识字、应试科举，这种教育体制在中国传统社会，延续了几千年。

鸦片战争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在科技落后，战争失败的阴影里，中国维新派推动了资产阶级改良运动，1896年“百日维新”，清朝的光绪皇帝颁布了上百道变法诏令，除旧布新，其中就有废科举兴学校的诏书。

当时，在上海滩打拼的宁波镇海籍富商叶澄衷先生，身处政坛变幻、商海急流的漩涡之中，他认识到创办基础教育和职业及商务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故以为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叶澄衷先生的老顺记五金洋杂货店是上海五金号中最著名的老字号，被称为五金商业的鼻祖，同时，它还是培育商业人才的摇篮，如樊棻、宋炜臣、王铭槐、汪显述等相继活跃于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声名显赫的宁波籍商人，都是从“老顺记”中走出来的。“老顺记”又是上海商务学堂的“老祖宗”。叶澄衷先生创业时期，正值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兴办洋务之际。当时，西方的物料，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是奇形诡制，构造较为复杂，进口的五金物料等都没有适当的词语可以翻译。叶澄衷先生与号友“悉力揣度，以应求取，夕则延西师，聚少年学贾之子弟，课以语言文字并商务税关各窾窍，比年上海各商务所任使者强半皆从老顺记习业来者。”光绪元年（1875），叶澄衷先生在上海创办叶记商务学馆，地址在金陵东路一条弄堂里，由樊棻负责筹建，阮可均负责招生。每年叶氏的主要企业都要选派学徒和员工到此学习，时间为一年。学堂每次招收学生50多人，其中叶氏企业员工占到一半以上，其余名额向社会招收，学费全免。授课内容有会计、商务、报关、英语等科目。

叶澄衷先生又决心要奋力改变中国的教育旧状，他出身孤寒，深感“幼年未曾识字，作业艰苦”之所难，为此他曾致书戚友樊棻、陈祖烈等人曰：澄衷少孤贫，自愧失学，每思造就人才，必须有人提倡，久欲在沪虹口设立学堂，延聘名师，专以教授中国经书为做人之根本，以使孤寒子弟、无力从师者皆得以就学。使学习之人，学有进益，大则可以成才，小则也可以谋生得业。1898年，叶澄衷先生拟在虹口地区创办缫丝厂。有一天，他们前往张家浜（今上海新建路附近）一带去看地时，见一群儿童聚集在河滩边争捕蝌蚪，此时正值潮水初涨，叶先生便劝导儿童们离开滩地，到其它地方去玩。然而顽童们不但不听善劝，反而破口大骂。回寓后，叶先生深思良久，由此产生了兴办学校的想法。数日后，叶澄衷设宴约请叶氏企业中规模较大肆号的各位经理，如樊棻、陈祖烈、王予坊、曹予銌、叶志铭、阮可均、乌询夫等人会谈。席间，叶澄衷宣布准备兴办一所学校，以教化儿童，并请各位经理兼董事。大家纷纷发言，有主张建育婴堂、医院、施材局的，还有主张兴办其它公益事业的，议论纷纷，莫衷一是。只有樊棻、陈祖烈支持叶澄衷的想法。最终，叶澄衷力排众议，始行决定。

1899年，樊棻、陈祖烈、王予坊、曹予銌、叶志铭、乌询夫等6人，被正式聘请为校董。叶澄衷委托自己的得力助手樊棻（当时为叶家义昌盛五金号经理）为接洽办学的负责人，陈祖烈为建筑校舍的经管人，并在1899年9月，捐虹口张家浜地30亩，银十万两筹建澄衷蒙学堂。之后，又聘樊棻等人为澄衷蒙学堂（为现上海澄衷中学前身）校董。可惜叶澄衷先生没等到校舍建成，抱憾谢世。

樊棻为完成叶澄衷先生的遗愿，不辞辛劳，竭力而为，到1900年，学舍终于按时落成。聘任的首任校长刘树屏，在为樊棻祝寿的文章中回忆道：“予间关至沪，叶氏介樊君推为蒙学校长，时筑学未竟，尝与樊君商量校舍之部位，书籍之庋置，教育之方法，学业之程限。或一日见焉，或日数见焉”。他与首任校长及教职员工一起，在无先例可循的状态下，开时代风气之先，建立了完善的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为以后教育普及提供了最佳样本，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其影响不可等闲视之。

澄衷蒙学堂是上海第一所由国人开办的班级授课制学校，也是上海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洋学堂。期间在学校出任校长和授课的老师或来演讲的老师不乏中国近代史上的知识分子精英，诸如蔡元培（曾任校长）、丰子恺、钱君匋、陶行知、章太炎等。一百年来，这所学校培养了胡适、丰子恺、竺可桢、殷夫、钱君匋等名流。

樊棻深感于叶澄衷先生兴办学堂的义举，在办学兴学方面，坚定地站在叶澄衷先生一边，在上海滩上兴办商务学堂、蒙学堂，亲力亲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人脉。他是在上海滩上的商海搏杀中获得成功的商业骄子，与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郑孝胥、张之洞、沈宝桢等都有往来和交集，是继叶澄衷之后上海滩上的头面人物之一，在办学过程和就任澄衷蒙学堂董事后，接受了当时最先进的教育理念，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为此，经常想起家乡镇海“科举既费，学校未创，邑中子弟欲求之而不得其所”的情景。1902年（光绪廿八年），他与同乡、宁波帮在汉口的头面人物史晋生（1863～1934）谈及此事，决定共同在镇海创办樊氏便蒙两等小学堂。他们聘请了原澄衷学堂教师、镇海人白季荪为校长，在镇海城关童李衙弄租屋建校。经费除史晋生每年捐出100银元外，其余由樊棻承担（3.4万银元）。

便蒙学堂校主——樊棻先生

便蒙学堂校董——史晋生先生

便蒙学堂第一任校长——白季荪先生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政坛反复无序，清朝政府到1906年才颁布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的政令。当时，社会通行的是私塾书院式教育，新式学堂开办之初，办学环境很不好，即使在繁盛的都会，通商的口岸，也只有一二所新学堂而已。在偏僻的乡下小城镇，世人对新式学堂更是茫然，不知学堂为啥行当。甚至有好多老师，或者有名望的宿儒，都骂这样办学是外国人洗中国人脑子，想把中国灭国，将老百姓变成他们的奴隶。

在这种环境下，许多人对樊棻办新式学堂这个举动很不理解，认为这是标新立异的举措，并且多方阻扰和反对。为此，樊棻常常为办学不顺利而感到非常烦恼，感到自己吃力而不讨好，出钱买难熬，而一腔郁闷，却没有地方可以去诉说！然而，樊棻还是下定决心，不畏万难，坚持而为。1903年（光绪廿九年）农历正月中旬，在樊棻和白季荪校长的共同努力下，樊氏便蒙学堂终于开学了，且经过苦心经营，终于在镇海县城站稳了脚跟，打下了基础。

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开班级授课，这种形式在镇海县城学校中，是第一家，樊氏便蒙学堂开创了先河。于是各地争相效仿，如后来的东管乡（现为庄市街道）叶氏中兴学堂（1904年招生，1906年更名），西管乡（现为骆驼街道）方氏培玉学校（1906年开办）等私立学校纷纷效仿，相继而起，这些学校都比官学镇海县中学堂（1911年～至今，现为宁波市镇海中学）开办得早。

1906年，由于办学卓有成效，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学校原有的课室难以容纳，于是樊棻独自捐银5000元，于同年六月，购得后大街樊氏宗祠西面仓基弄两侧土地5.5亩，开始新建校舍，后又租赁附近朱姓空地一块，建篮球场和小工场。同时，向省、县办理学校立案手续。

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农历正月，新校舍落成，讲理堂、藏书楼、教室、体育场、篮球场、风雨操场、校园、工场、厨房、食堂、学生宿舍、教职员宿舍等一应俱全。学校更名为樊氏便蒙二等小学堂。这些中西合壁的教育设施，是当时最好的校舍，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镇海县最漂亮的学校校舍。

为了使学堂能长期办下去，1911年，樊棻又捐出浙江铁路股票100股，计一万银元，不久又捐出江苏海通垦牧公司股份一部分，计田264亩。此后，又以浙江铁路股票易购上海商务印书馆和汉口德华房产公司股票，把以上各项作为基金，每年以股息收入，补贴学校常年经费开支。

便蒙学堂开班以后，常有附近居民和农、渔民家女孩子到学校门口、窗口窥听老师讲课，啧啧称羡。樊棻知悉后，认为女童也应获得知识。为教育女童，1910年（宣统二年）秋，樊棻在仓基弄附近建造“勤稼别墅”时，于别墅东南另建屋宇，设立女校。女校有学生数十人，其教育和管理概由便蒙小学白校长负责。

1917年，樊棻病逝，享年73岁。他为创办便蒙小学前后总计捐助银元34000余元。

樊棻逝世以后，由于学校资金由基金提供，封闭运行，不受影响，学校一直保持良性循环发展，到1933年便蒙建校30周年时，该校已有教职员工15名，学生546（男497，女49）名。在教育质量和规模上名列镇海县各私立学校之首。

镇海县中学堂的创办，樊棻先生也做出了贡献。宣统元年（1909），政府兴学堂、废科举时，县内有识之士察时度势，认识到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原清翰林院编修、曾督四川、江西两省学政的盛炳纬，倡议建立镇海县中学堂，提出将镇海县城演武厅、大校场房屋地基变卖，所得款项作办学经费。当时由樊棻先生出资25000余银元，买下了这块地，用于开办公益布厂，解决了县中学堂的开办资金问题。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便蒙小学教师合影

日寇侵华后，由于商务印书馆被日冦炸毁，损失惨重，对便蒙经费造成重创。以后又历经战乱，校名几经更易。经过多年的变故，如今的便蒙学校已经看不到任何建筑痕迹了，留下的只是同时代人的片言只语的片段记忆，和极其稀少的文字资料。作为一代巨商、慈善家的樊棻先生为开发乡邻民智所做的贡献（著名的中共早期活动家陈寿昌烈士，就是樊氏便蒙学堂的学生），和他的殷殷桑梓之情，不应被遗忘，永远值得后人敬仰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