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知识 | 程毅中：追思老同事谢方先生

中华书局退休编审谢方先生走了。我看到讣告，虽然早知道他已抱病多年，久治不愈，还是深感悲痛。他是1957年中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华书局的，比我入职早一年多，是中华书局早期的几个老同事之一，但比我还年轻几岁。如果不是病魔纠缠，他还会做出很多事的。我把中华书局转型后的历史，分为东总布胡同、翠微路、王府井大街、六里桥四个阶段。我们是在东总布胡同的大院里熟识的，那时大院里有一个篮球架，他常在那里玩篮球，个子较高，是个中锋的材料，我也喜欢玩，有时就跟他一起投篮，稍事锻炼。平时我们分在两个编辑室，往来很少。

我和他进一步熟悉，是在“文革”中咸宁“五七”干校的“同学”时期。他多才多艺，能拉小提琴，能画几笔水彩画。干校自己盖成宿舍之后，我们十六连在劳动之馀，还办了一份墙报。隔一两个月在路东墙上贴出一墙“大字报”，连里派我抄写大字报，接着附带拼版。我又干起老本行当“编辑”了。版面上有空白处还画点图，用美术字写标题。起初由美术编辑张凤宝女士负责，后来好像她请假探亲去了，我就找谢方帮忙，请他来画图，写美术字，也很有水平。干校十六连的墙报办得很漂亮，连当地的农民群众也有驻足观赏的。我们那一阵合作得很顺利，总算完成了连队交付的任务。

谢方先生（左）与程毅中先生（右）（照片由程毅中先生提供）

谢方的夫人在上海，他们两地分居多年。在“五七”干校期间，有一次我回上海探亲，他托我带一个包裹给他夫人（上海第九医院的崔大夫），我才第一次见到。直到后来谢方退休以后，有了自己的一套房子，他夫人才来北京住了一阵，和我家成了邻居。2000年11月，他们又决定回上海定居了。我写了一首诗送他，聊表贺意：“供职京华四十年，年年牛女两心牵。从今偕老迁乔木，海上双栖不羡仙。”实际上他来北京工作已经四十多年了，我们共事四十多年，到了退休后比邻而居，才天天隔墙相望，亲密往来，老同事成了新挚友。

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待了五年多，直到1975年干校结束后才调回中华书局。1971年奉命恢复点校二十四史暨《清史稿》的任务以后，干校有几批青年“同学”陆续调回北京参加点校工作，但没有要谢方，其实他对明清史也是很熟悉的。“文革”前他已是古代史组的骨干，担当了《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的责任编辑。总编辑金灿然先生一贯重视培养人才，从考察中发现苗子，在工作实践中锻炼青年编辑。谢方审读《突厥集史》的报告得到了金灿然的赏识，就派他当这两套丛书的责任编辑，又幸而遇上了中外交通史专家向达教授，是《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实际上的主编，当时因为被错划了右派，不能署名，但热心指导了谢方的学习和工作。详见谢方自己写的几篇纪念向达的文章。他在向达先生的指导下，加上自己五年的努力，边干边学，胜过读了五年博士生，已成为中外交通史的新专家。在中外交通史领域里声誉卓著，可以说是中华书局转型后新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学者型编辑”。也许正因为他独当一面，另有专攻，就没有参加点校二十四史的项目。应该说明，在他之后进入中华书局的赵守俨先生则是1958年底从商务印书馆转过来的，已经是业务相当熟练的老编辑了。后来古代史编辑室（曾称为“商务中华二编室”）调进了许多位青年编辑，也是在点校二十四史暨《清史稿》的老专家指导下，边干边学，锻炼出了一批古代史的新专家，成为中华书局的骨干力量。这是古代史编辑室的一大贡献。相对来说，其他各编辑室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图中左起程毅中先生、梁运华先生、谢方先生、李解民先生、崔文印先生（照片由程毅中先生提供）

“文革”结束之后，谢方回来后继续策划和组编《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和《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做出了很大成绩，《史籍丛刊》的大部分书，是在1983年以后问世的。这一套丛刊，在中华书局古代史的书目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中最著名、最重要的是季羡林先生主编的《大唐西域记校注》，也是经过多位专家多年打磨而成的一部名著，谢方做了许多精心的编校加工，实际上也是著作者之一。后来还跟季羡林先生等一起做了《大唐西域记今译》，1985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是中外交通史的门外汉，对谢方的著作毫无所知。对他了解最多的倒是局外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白化文先生。他写有《〈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及其主编谢方》一文，谈得极为详细，最初发表于《书品》1995年3期，已收入《谢方文存》附录，关心谢方先生和这两套丛书的读者可以查看。可惜的是这篇总结性的报道，写于谢方刚退休不久。其实他退而不休，1994年之后，直到2012年，他又写了许多文章，编了一些书刊。“局二代”王守一同志和他有通家之谊，帮他收集了不少新旧作品，编成了《谢方文存》。责编孙文颖女士又立即做了许多精细的编校工作。可是2012年，他已患脑病，出现失忆症状，写《后记》时就有所表示，所以有许多事略而未谈。如他写过一篇《〈中外交通史籍丛刊〉重印感言》（《书品》2000年3期），就没有收入；还有《法显》《郑和》两篇长文，不知为何不注明为新蕾出版社《中华历史名人丛书》（1993）的约稿。

周绍良先生（左）与谢方先生（右）（照片由徐俊先生提供）

此前，他和我还有一次偶然性的合作，就是2009年二十卷本的《王国维全集》，在广东教育出版社的撮合下，我们都参与了一小部分的复校，也算是一次晚到的合作。想不到2012年在中华书局一百周年纪念会上的会见就成为最后的一面了。其后他还多次说要来北京，要去广东，还想做一些怀旧述史的事，都因身体原因被家属劝阻了，可见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工作。如他早已写就的《改造 定位 创业》《三十年来的中华书局古代史编辑室》，就是为中华书局局史和出版史提供的第一手资料。如果天假以年，他的工作可能还会对“一带一路”的战略策划工作提供一些文献依据，现在只能待之后人了。

  ——本文刊于《文史知识》202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