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艺术家：GILBERT Victor (1847-1933) 作品：THE GALA BALL 如果每个月在文学杂志上写专栏，我会写什么呢？前几日跟女儿聊天，她说“生活是那么地深，应该有一些容易阅读的”。“容易阅读”是我当时在说的话题，她说“生活是那么地深”倒是让我惊了一下，她也是真的长大了！平时我们讨论的话题通常都很具体,好像还没讨论过“生活是那么地深”的问题。最近，随着她到了法定可以喝酒的年龄，我会提醒说“不要混着喝，如果突然感觉喝醉了就找一杯热水，然后给我打电话”、“要跟关系非常好的朋友去跳舞俱乐部，关系一般的不要同行，晚上出去玩最好有一个男性朋友。”我们有时也会讨论一点点私人生活，不会谈得很深，但很清晰，不会模糊。比如她会说：喜欢我的人挺多的，可能我是一个对大家都挺好的人，但是我没有特别喜欢什么人。对于我女儿来说，如何恰当地控制好自己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前些年的时候她说过她不会让任何人看到她的情绪），但是总的来说，她不需要反抗什么，也不需要不放过任何一种她可以抓到的自由。  棉棉的女儿 Prudence Johnson-hill “容易阅读的文字”有点类似于那种“容易吃的食物”，比如我刚才下楼去厨房喝水，我边啃着村口面包房的小饼干，边想这饼干应该叫“作家的小饼干”或者“作家的小想法”。这是一种又硬又厚又脆、圆形的、中间镂空、不含牛奶的小饼干。有各种口味的，我挑的是有香料和盐味的。它非常简单，给人一种可靠的感觉。  村口面包房的小饼干，意大利的特点是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特色食物和文化 ——作者注 “我的生活圈子非常狭窄，至少比我的情感要来得狭窄，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多少年我就是这么过来的。有一天，我认识了一个叫士的人，他说这可以通过阅读和编故事来弥补。我信了他的话。没过几日，他又跑来补充说，他那日只是随口说说，我不必当真。我又信了。可见我是极容易轻信的。终于有一天，士带着一个模样与他相仿的男人来找我，说是来帮我扩大视野。” 随手翻开《请女人猜谜》，看到这一段。这本孙甘露的《请女人猜谜》是上一次回上海时买的。我不记得是在哪家书店，好像那家书店的特色之一是有一些作者亲笔签名的书。这是住在城里的好处之一，无路你多么熟悉这座城市，你还是会有惊喜，有一天你还是会突然走进一家像梦一样的书店。这家书店应该是在离华山路不远的地方。我有点反应不过来去年（2019年）在华山路住过，我刚才查了一下跟朋友的通信记录，去年三月我在上海，当时我住在华山路，我的窗外有一棵很大的梧桐树，树叶茂密。楼下马路对过有一家面包房（magnificent bread destination），老板是日本人，尽管他说就是要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会吃的面包，不花俏，无添加”，但是有几款面包很特别。我经常想，如果我小说里的赛宁是真实存在的，到了现在，也可以是这样的一家略带哥特风格的超级迷你面包房里做面包的，当然他还是会弹吉他。 三年前，我在离罗马不远的一座中世纪小村庄安了家，虽然还是一直去上海，但是在上海已不再有自己固定的住处了。有时在夜晚的高架桥上，我看着车窗外，会突然反应过来现在自己就是自己最理想的读者了——那种特殊的游客。那段时间我还住过淮海大楼。淮海大楼建于1934年，曾经叫Empire Mansions、恩派亚大楼、帝国大厦。据说这栋雄伟的建筑最初是海鸥的形状，飞在霞飞路上的海鸥。走在那条连着三个单元的有弯道的走廊上，会有一种没有尽头的感觉，住在这样的公寓里最意味深长的部分其实是邻居。我住的这一套是时装设计师廖晓玲的。那段时间上海总是下雨，我的朋友一颗流星说那雨下得就像是有人找不到了自己的前任了。雨蒙蒙的夜晚，透过阳台的窗户我依然可以看见远方的霓虹灯闪耀着红色的“MAYA”。那些日子我被一位在网上认识的人类深深地困扰着，我总是在午夜以后戴着耳机穿过长长的走道，乘坐老式电梯，来到楼的背部倒垃圾，倒完垃圾我会去街上的超市转一下，超市外总有一些从夜店里出来的孩子们，可能是从MAYA里出来的，而我的记忆中MAYA是一家十几年前的夜店。 我拿着口袋书《请女人猜谜》走出书店，来到一条有着落叶的路上，耳机里当时放的是Paul Oakenfold，我上了一辆黑色的专车，赶往雍福会。 雍福会的建筑建于上世纪30年代，曾是前苏联、德国、越南和英国等国的领事馆，菜单以古法本帮菜改良而成，我喜欢老上海菜，尽管吃素以后在雍福会就没啥可吃的了。大概是在2002年至2003年之间，我都是找Park97的老板Tony Zhang帮我订雍福会的桌子。我的瑞典朋友Joen Bonnier在这里过了三十岁生日，当时他们家从瑞典飞过来几十位亲戚朋友。Bonnier是很重要的出版世家，比如斯特林堡的大部分作品都是Joen的爷爷出版的。记忆中的那场生日会，在幽暗的光线里，Joen的亲戚朋友轮流演讲，还一起唱歌……在前年Joen的婚礼上，我听见新娘英国来的朋友们在临时搭建在花园里的木质洗手间里议论：哦今天的演讲很新颖！我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这座房子在战争期间保护过一些瑞典作家，在十几年以后的今天才想起来搜维基百科，我搜到Bonnier家族是由15个国家的175家公司运营的瑞典私营媒体集团。我要说的是那些年交朋友虽然不是那么单纯但也还是很单纯的。  Joen Bonnier与我心中最美的两位上海女孩佟晨洁和王雯晴一起帮我拍了一部艺术短片《短片资本主义》 ——作者注 从Joen Bonnier婚礼回来以后我常幻想有一部欧洲的夏天的电影，一个夏天的度假小城，在那里连H&M商店的夏日打折party上都有演讲，比如天气，比如夏天飞回来的鸟，男女主人公住在一个从爱马仕（专卖店）到马（散着步的平原）只有十几分钟的荷兰与比利时的边境地区，有大片绿得像地毯一样的平原，各种大大小小的谈话，涉及到上海的部分，都是有关人际关系的讨论。  克诺克的鸟 前几年在巴黎认识了WeiWei（她一直都是这样用汉语拼音来写自己的名字），她是浦睿文化的陈垦先生介绍我认识的。那晚WeiWei最后拿出了一瓶藏箱底的红酒。WeiWei事后唠叨过这件事情，她说跟不喝酒的我的第一次见面最后把藏箱底的酒都拿出来了。刚才我特地打电话去问她这瓶酒是几几年的，我觉得应该记录一下，她说是1982年的。那天巴黎下雪了，在等回酒店的出租车时，我跟陈肯还谈到了死亡的问题。WeiWei此时在米兰，她丈夫换了一个新工作，他们从巴黎搬到了米兰。疫情以前，WeiWei一半时间在巴黎一半时间在雍福会，无论是在巴黎的家还是在雍福会，有WeiWe的地方就有沙龙和音乐。因为她，从前在地下文化场景里活动的朋友现在经常出现在雍福会，在我看来这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在雍福会我认识了住在伦敦的时装设计师李阳（Yang Li），WeiWei多次强调我俩一定要认识。当李阳出现在我面前坐在那里时，我确实感觉到了化学反应，WeiWei就是这种会制造魔术的夜晚的主人，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  雍福会，我记忆中的上海最美的餐厅 ——作者注 李阳曾经开着那辆黑色复古跑车改装版BMW E61 M5，从伦敦开到比利时与荷兰的边境，我当时住在一座养着一些马的庄园里。我拿着手电筒一路顺着他汽车的轰鸣声找到了他，这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比利时和荷兰边境的天气大部分时间呈现出欧洲冬天特有的阴郁和潮湿，绿色的雾笼罩着我们，偶尔会有强烈的早上的阳光，以及火红的夕阳悬挂在低空中。李阳住在庄园另一头的马房楼上，我们在厨房见面，并且不停地换杯子、盘子和各种纯银餐具。房东认为喝完一杯茶就应该把杯子放进洗碗柜，哪怕很快要喝另一杯。某一个可能我和李阳都被各种餐具搞晕了的时刻，他突然看着我说：你真的很像野生动物，有病的。那以后他开始叫我Paranoid Chill（神经过敏地放松）。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也许正对着厨房窗外那一排排修剪成圆球状的植物，房东也在，他们让我紧张。后来我们离开了厨房，开着车到了城里，十分钟我们就从荷兰来到了比利时，过国境的时候，导航里会有一个声音提醒：欢迎你到了比利时。我们来到克诺克海边，想找个中国餐厅吃碗面，下车时李阳看着我穿的羽绒外套说你这样穿真的很像刚从中国过来的（我们担心中国刚刚爆发疫情会让人紧张）。我会所可是我这衣服是意大利的。他指着我羽绒服外扣紧的腰带，他说这个就很像……中餐厅没有开门，我们走进一家光线明亮的海边餐厅，就像走进了那种十九世纪末至二三十年代的欧洲水彩画，那些画的主题通常有关时尚女士、海港景色、蔬菜、花卉、舞会沙龙。现在回想起这家餐厅，仿佛到处都在反光，这是餐厅外的玻璃房（英语里当地人说是veranda，是阳台的意思，但这是在一楼，中文里肯定有一个专门的词但我想不起来了）。这里坐满了吃午饭的爷爷奶奶们，李阳拖椅子的声音听着特别刺耳，他坐下之后拿起餐巾纸大声地醒鼻子，我边做着手势边说：注意点！这时我们邻桌的先生看着我笑了笑。是不是很多人看着我们？尤其看着李阳那张被长发遮得乱七八糟的漂亮的类似蒙古人的脸——哦天啊，点菜时他居然非常有礼貌地说着荷兰语。坐在我左侧桌子的是一位单独用餐的女士，李阳悄悄地对我说她的帽子是一种几十年前就已被禁止使用的动物皮，然后他又说她的衣服是什么什么动物的皮。阿弥陀佛。这个奇特的神经过敏放松的中午，我感兴趣的是我和李阳走进餐厅的那一刻，看上去我们是两个从各自的灾难中刚刚活过来的人，缓慢而茫然，带着各自的类似创伤应激障碍，这一刻的我们被我放大和拉长。他进门时也穿着羽绒服，黑色的，是他自己的牌子Yang Li。他还穿着他自己牌子的开司米毛衣。他有时会观察我的衣着，他说我穿的都是那种不贵但尽量特别的衣服，他的原话不是这样的，但我是这样理解的。他原话大致是说：你精心挑选了那种不贵但可以让你找到sugar daddy的衣服。李阳是国外长大的北京人，他的中文不太好，所以有时会产生一种奇特的效果，比如一些比较庸俗的词被他说出来听上去也不庸俗了。他自己也说他喜欢说中文，可以更大胆，因为他其实不是那么清楚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克诺克海边有一家很有名的赌场，Casino de Knokke是一座建于1929年的建筑，超现实主义画家玛格丽特为这家赌场创作了巨大的360度的壁画，该壁画完成于1953年，包括八块名为《魔法域》的画。我曾在冬天赌场装修的时候去过，我的朋友马西明的妈妈Vivian Berko带我和叶晓薇去的，马西明这个名字是外办取的，他的真名是Maximin Berko。那是一次超现实主义经验。赌场当时在装修，由6吨威尼斯水晶制成的枝形吊灯照亮了空旷的大厅。枝形吊灯的直径为8.5米，高为6.5米，最初的记录是使用了大约22000块玻璃和2700盏灯，每一部分都是从威尼斯海运到克诺克的。赌场还有其他超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最初是原作，我看到的是复制品）。他们那个时候做这些都很自然，那时还没有很商业的行业风气。这是给我开健康证明的医生Paul Geerinckx告诉我的，他还告诉我，在他小时候，一个夏日平常的下午，他在赌场观看过一场裸体拳击比赛，当时还有乐队。赌场乐队的前成员包括1930年代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手Jef Maes。  Casino de Knokke 我和李阳花很多时间在车上，他汽车的轰鸣声让我们很有存在感，渐渐地我们开始编故事：男主人公一直在向身边的年长的女主人公表演开车，有时他还让她下车来拍他开车，有时他们接电话和打电话，听上去在处理各种令人不安的事情。天色黑下来的时候李阳开始听网络电台，他有一个一直在追的节目，渐渐地，我们发现疫情爆发了。回到伦敦以后，李阳告诉我每天他都要听着新闻节目入睡。我不太理解怎么能听着新闻节目入睡呢？也许是为了明白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后来我也开始听着电台入睡。渐渐地我开始继续编故事：女主人公也是每晚听着新闻节目入睡，她一无所有，每晚在各种谈话节目回顾自己的一生，就像一艘小船飘在海上。 出生于南京丝绸世家的汪兴政先生，在雍福会放了近千件跨越朝代的收藏。他的几家店都是自己设计的。走进雍福会的大门，就像走进一部电影，时间被他一层又一层地叠起来，我喜欢这条通往餐厅的小径。我也喜欢Jean George那条从洗手间通往餐桌的走廊，听着自己的高跟鞋在木地板上缓慢地踩出一窜长长的细腻的脚步声……在深棕色及琥珀色丝绒般的柔和中，在桌子跟桌子之间，谁都看得到谁，目光却不会撞到一起。今晚雍福会的庭院里有音乐会，我看见汪文伟在那里调音，他瞪大着眼睛看着我，就好像二十年前，那时我会做演出。 我走进餐厅，刚要问我的桌子在哪里，我看见了一张英俊的脸，这次回上海我们还没来得及见面，他怎么会在这里呢？其实他是来看汪文伟演出的。他立刻站起来说要给我叫吃的。我说：我有朋友在楼上。接着我迅速想了一下说：你跟踪我！他立刻回答道：我刚吃完你就进来了，这布局也太牛了吧！我哈哈笑着上了楼，我的朋友已经到了。 Staffan Ahrenberg是住在巴黎的瑞典人。他父亲Theodor Ahrenberg是瑞典国宝级收藏家，主要收藏毕加索、马蒂斯、夏加尔等。Staffan也是收藏家，他还在好莱坞做过电影制片人，比如我们看过的那部《全蚀狂爱》就是他制作的。2011年时他买下了艺术出版社Cahiers d’art。Cahiers d’art是由Christian Zervos于1926年创立的法国艺术和文学杂志，也是一家出版社。出版物中比较有名的是33卷毕加索图录，这套图录由毕加索本人亲自参与编辑的。平时我叫Staffan“上海Fan”，他是我刚才提到的Joen Bonnier的朋友，也是 Samuel Keller的好朋友。Samuel Keller也到了，还有一位他在瑞士贝勒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我认识Samuel Keller的时候，他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director，后来他去了瑞士的贝勒基金会博物馆担任director。Samuel Keller是Jonathen Napack和香格纳画廊的Lorenz Helbling介绍我认识的。十几年前的那个星期，他们分别给我打电话说周末要给我介绍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的director，那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我还问他们说：是电影导演吗？  Samuel Keller第一次来上海时庄杰拍的，2002或者2003年期间，应该是在上海热带风暴人造沙滩的跳舞party上，当时Jonathan Napack也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