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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馆藏康熙帝的绘图工具盒，盒为日本莳绘漆器，盒盖用高莳绘饰芦雁，盒内放置西洋绘图工具——不同规格的圆规、标尺等。这件漆方盒从造型上看很有可能是日本传统放置笔砚的“砚箱”，为了放这些西洋工具，做了内部的改装（图一）。康熙帝用日本制作的漆器，盛装西洋的绘图工具，除里面的一件康熙款铜胎画珐琅小瓶（可能装墨汁），都是外来传入的器物及工具，而这件小瓶的工艺也是向西洋学习的技术。这是个有意思的组合混搭，西洋和东洋的用品同时得到清宫主人的积极接纳。但是康熙时期在引进外来工艺的同时，像漆器这种中国本土的传统工艺在清代初期的宫廷也还属于恢复发展中。 西方传教士将外来文化与技术带入清廷，向西方学习的画珐琅、玻璃工艺技术在康熙时期成长。等到雍正皇帝在位时，这些来自西方的工艺在清宫已经成熟，并成为清宫具有代表性的的工艺门类。而这时期的漆工艺在描彩漆技术上较突出，除了传统的吉祥图案，一些具有中国花鸟画意的写实漆画表现在器物上，唯美精妙（图二）。从现在明确为雍正时期的漆器上看，漆器造型或装饰还未明显受到西洋风的影响。但雍正时期的描金工艺在学习仿制日本莳绘工艺（洋漆工艺）的基础上，走向成熟。日本莳绘漆器在康熙时期传入宫廷，康熙帝还曾评价“漆器之中洋漆最佳，故人皆以洋人为巧，所做为佳，却不知漆之为物宜潮湿而不易干燥，中国地燥尘多，所以漆器之色最暗，观之似粗鄙，洋地在海中潮湿无尘，所以漆器之色及其华美，此皆各处水土使然并非洋人所做之佳，中国人所做之不及也。”可以看出精美的莳绘漆器得到清代帝王的垂青，并能为之所用。只不过，康熙帝对中日漆器的对比有偏颇，精益求精的技法和材料的精制才是莳绘漆器（洋漆）“最佳”的主要原因。雍正帝偏爱日本莳绘漆器，不仅收藏、使用，还仿制，雍正七年（1729）“十二月初九日，郎中海望为仿做洋漆活计修造地窨事，奏称合牌样式在外边现做未完，得时呈样，此地窨（奴才）意欲园内选地方盖造等语具奏奉，旨园内陆方盖造似斍（觉）不便，尔酌量或在西山或在外边选地方盖造钦此，随文奏称若在西山选地方盖造路途遥远（奴才）难以照看，欲在造办处相近地方盖造等语奉旨好钦此。”从这条档案看出，造窨（荫）室是雍正帝打算大量制作仿洋漆的信号，从现有雍乾时期漆器实物中已明显看出从传统描金的相对粗糙到仿洋漆力求精致的变化。 仿洋漆主要是针对日本莳绘漆器仿造型、仿纹饰、仿工艺三种方向。如洋漆包袱式盒是“样式甚好”的典型仿莳绘漆器造型的漆器。又有“持出洋漆盒一件，奉旨此盒花纹甚好嗣后造办处如做漆盒可照此花纹做，其款式不必独照此盒……”是造办处照日本漆器的纹饰做漆器的例子。到乾隆时期的造办处档案中大量出现的“洋漆”一词已与仿洋漆、描金不分你我的混用（雍正时期已出现），如：“二十八日崔总六达子柏唐阿李六十来说欲做楠木胎各色式大小洋漆盒三十对，预备年例陆续年节呈进……”这里的洋漆已不是日本漆器。笔者分析，乾隆朝仿莳绘工艺（仿洋漆）在造办处已运用成熟，并与传统描金工艺融合，“洋漆”一词只是习惯性的对此工艺的称谓，所以，在档案中也会看到同一件漆器前面叫“描金”后面又被叫做“洋漆”的记录。在今年7月到10月于北京嘉德艺术中心展出的故宫藏乾隆朝漆器展中有一件乾隆款黑漆描金山水人物方胜式盘（图三），此盘内按照莳绘工艺的技法，装饰风景园林小桥流水。这件是典型的中日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的清代宫廷描金漆器，从造型上看方胜式是中国传统样式，在日本漆器中也有做方胜式造型的漆盘、漆几（图四）。从工艺上看，此黑漆描金运用了类似莳绘工艺的洒金粉技法，尤其金粉稠密渐变到稀疏，摹仿笔墨晕染的效果，在日本漆器中经常出现。只是在莳绘工艺中擅长用高莳绘堆出有厚度的山形，而这件乾隆款漆盘用山水画中的皴染表现山的结构。此盘的方胜式开光内，是“一幅”完整的园林图景，很像中国的山水绘画，但仔细看画上的小桥、茅屋和远景的塔似“日式”，水纹也明显模仿日本漆器上的水纹。由此可见这是典型的仿洋漆漆器。还有一件黑漆描金山水图海棠式香几（图五）在器形、纹饰、工艺上都力求仿制洋漆（图六），但是从洒金的薄厚及均匀程度，山纹皴染的不同，偏写意的线条，还有几腿部装饰的蝙蝠纹与缠枝莲纹这种清宫特色的纹饰中，可以分辨出与日本漆器的不同。另一件黑漆描金梅花式盘（图七），盘内装饰有磬式纹、蝙蝠纹、卷草纹等，为清代宫廷善用的纹样，并且以对称均衡呈现清宫传统构图。从这件描金精美的漆器来看，清代宫廷漆器的描金工艺在效仿莳绘工艺的过程中技法已然醇熟。中国传统漆器的描金工艺是从北宋时代的精妙到明代的粗陋，即使在明代也有工匠去学习莳绘工艺制作出与之媲美的漆器，但是没有形成大范围的影响。清代宫廷的大量实物与文献记载证明了在学习并融合莳绘工艺后，漆器描金工艺从衰落到复兴并形成了自身的地域与时代特色。同时要说明的是，得益于唐宋时代的中日交流，日本莳绘工艺不断发展进步才产生清代帝王看到的精美的日本漆器，所以这是一个轮回的历史发展过程。
图五 清中期 黑漆描金山水图海棠式香几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七 清乾隆 黑漆描金缠枝莲蝙蝠纹梅花式盘 故宫博物院藏 乾隆朝是清代工艺美术鼎盛时期，这仰赖于康熙、雍正时期的励精图治，使国力发展至乾隆朝，政治稳定国库充盈。乾隆帝盛年时即位，在位60年。在乾隆皇帝当政时期，正是欧洲宫廷的洛可可艺术风格时期。西洋科技与文化艺术在明代晚期，就由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传入中国，到清代康熙、雍正时期，传教士帮助烧制画珐琅器物和玻璃器，尤其画珐琅工艺既有传统的造型纹饰又有西洋的样貌，乾隆时期的画珐琅装饰上不乏西洋的人物风情。而这些明显的西洋特征是否在漆器中出现？在故宫旧藏的清代漆器中，有件描金彩漆缠枝花卉蝙蝠纹方形盘，通体黑漆地上用描金和识纹描金工艺装饰。盘正中一朵牡丹花，四周以对角线方位各有一朵红色西番莲，向外放射状卷草纹，十字方向另有四朵描金牡丹花。这些花卉纹周身被卷草纹环抱，呈卷曲环绕形态（图八），与当时流行于欧洲宫廷的装饰形式相近，只不过在十字线结尾处是蝙蝠纹，这是一件中西图案相结合的精美漆器。另有一件乾隆款剔红梅花式盒（图九）满雕不对称的自然写实的花朵与卷曲的叶片，细腻娇柔，形成了具有洛可可风格的花卉装饰（图一○）。这些明显的西洋风图案并没有大量直白的应用在漆器装饰中，但是从清代宫廷惯用的传统图案中，如大量运用卷草纹（图七），捕捉到中西图案交流而相互影响的痕迹。在众多的清宫漆器中，尤其是乾隆朝漆器，来自西洋的影响是逐渐渗透的。即使西方文明没有大量被中国当时的时代广泛吸收，但就像小溪涓流慢慢汇入，潜移默化地产生不经意的影响。乾隆朝的雕漆在清宫漆器中占有重要位置，乾隆皇帝着力于雕漆的制作，在数量上远超其它漆器工艺品种。其雕漆风格的形成除了造型和纹饰以外，与宋元明三代雕漆风格最不同的是雕工，以刀代笔的雕漆呈现的浮雕是从线状平面化的结构到面状立体结构的过渡。以乾隆款剔红山水人物观莲图扁圆盒为例（图一一），坐在岸边的老者身上的衣纹虽然还是以线来刻画，而雕刻出来的身体已是符合人体结构的形态，这在前代的雕漆中未出现过。乾隆款剔红山水人物图六方盒面上题壁老者与小童身体的结构转折也是明显如此，并且衣纹线条出现了面的处理（图一二）。虽然清代雕工的“棱不磨熟”是继承明晚期嘉靖时的风格，但是一些细节已不经意受到了西方雕刻的影响，尽管这种变化还在过渡中。其实不仅在雕漆中，在其它材质的雕刻中也一样产生着类似的变化。
图一二 1 元 剔红东篱采菊图圆盒 局部 上海博物馆藏
图一二 2 元 张敏德款剔红楼阁人物图圆盒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图一二 3 明永乐 剔红携琴访友图圆盒 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西风东渐使大清帝国悄然感受到来自西洋的文化，帝王对西方科技与艺术的猎奇，有意无意影响到宫廷工艺美术。当时在与中国互通往来的邻国中，日本的工艺相较其他亚洲国家对清宫廷影响明显，在漆工艺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见证中日之间文化艺术相互交流。清代乾隆皇帝思想活跃，精力充沛，善于吸收多元文化，喜好尝试新奇，在清代工艺美术最盛时期，引领清代宫廷漆器在清中期发展至鼎盛并形成开放式的多彩风格。  本公众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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