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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的。 余英时先生前几天于美国寓所去世，享年91岁。 据说还是在睡梦中走的，没有病痛，可谓善终。 （二） 上一次读到余先生的消息，还是在上个月。 陆扬教授在一个讲座中，提起余先生在疫情期间，几乎足不出户，天天就在家里做读书、写作。 现在想来，他临终前，可能也才刚刚读完书，搁下笔吧，这是种多么令人羡慕的死法。 （三） 对于一个度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生命历程的老人来说，死亡，早已不再能令其有何恐惧。 像他以前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说的：“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 在这件事上，他也真是将儒家精神践行到底了。 （四） 我最早知道余英时，当然还是因为钱穆。 1949年，钱穆和唐君毅、张丕介等一批从大陆到香港的学者在九龙创办了后来大名鼎鼎的新亚书院（原名为亚洲文商学院）。 余英时先生于1950年入学，师从钱穆先生，成为新亚书院第一批毕业生。1990年，钱穆先生去世后，余先生也写了多篇文章悼念和回忆恩师。 （五） 那时我在校图书馆啃《国史大纲》，为更多了解钱先生及其学术成就，余先生的那几篇文章我当然也都读了，并深深为那份真挚的师生之情所打动。 然后我就又读了余先生那本著名的《士与中国文化》，尽管也读得很辛苦，但依旧不敢怠慢。 不知为何，对于这样的一些学者，我总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尊敬，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六） 关于余先生丰厚的学术遗产，我没有任何资格评价，只能尽力读他的书，尝试与他对话。 有关于他的许多争议，尤其是那些不基于学术思想，而是出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所给他扣的帽子，我却是见一次就想冷笑一次 。 不过余先生肯定是不会在意的，研究历史的人，自然早已对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反正时间，迟早会给出最公正的说明。 （七） 我并不崇拜他。 事实上，也正是他教会我的，不要崇拜任何一个个人，不要把任何一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不要迷信领袖，也不要迷信大师。 一个人，最重要的是做自己，尽力成就自己，完成自己，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要博学知服，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八） “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 “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 “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九） 余先生千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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