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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兄以新著《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见赐，还没开始拜读，但其多年前的著作《洋务先知郭嵩焘》我是认认真真读完的，受益未浅，且在拙作中有引用。 郭嵩焘是那个时代湖南乃至整个中国较早了解世界且对西方物质、制度、文化三个层面的文明有清醒认识并予以充分肯定的士大夫，他的见识超越大多数同侪，这个判断应为文史界所公认。然而他晚年所受的人生之累，和他的“独醒”，是否存在很强的甚至唯一的因果关系（语出严复挽郭嵩焘），后世人要证明这一点很难。但愿读完孟泽兄这本书，他的论证使我信服。 至于郭嵩焘的见识是否超过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乡师友，恐怕也是见仁见智，会引起争论。首先，“见识”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必须确定为同一个标准，方才可以讨论。对道咸同光时期的政治人物而言，“见识”应该包涵很广，既有对本国历史、文化、民情以及制度运行之奥妙的认识，也有对国际形势、外国制度及文化的理解，如果单说后者，我以为讲郭超过曾、左、胡是没问题的，毕竟万里持节任驻英法的公使，郭之外其他诸公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一个人见识很高，但未必有相应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影响。春秋时中国即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之说，而名垂青史的伟大人物，往往三者融于一体很难区分德、功、言。所谓“事功”，不单指政治、军事上的成就。孔子之道不行于当世，他退而筑坛讲学，教化了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正因为有这些弟子，孔子的思想才得以薪火相传，光大于后世，而成为万世师表、百代素王。孔子的教育成就便是他的“事功”，若不立此事功，其立德、立言就无从说起。“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没有教育和著述之功，许多有见识的人早被遗忘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对政治人物而言，要做成大事，产生当世及后世的巨大影响，其见识、意志、地位、手腕缺一不可。当然这四个指标未必都要出类拔萃，但不能有明显的短板。曾、左、胡于此四项都不错，郭嵩焘见识超群，然意志、手腕这两项有所欠缺，影响其在政坛的地位———没有相当的权力也就无法践行自己的见识。刘坤一的见识，远不如郭嵩焘，但意志坚定、为政有术，而致两江总督的高位，他“善用幕僚”（黄濬语），补见识之不足，故能成为促成“东南互保”的关键人物，造福于南方亿兆百姓，也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曾国藩说郭嵩焘是“著述之才”，并非看轻他。如果专事著述，其思想能启迪一代又一代后世人，如明末三先生那样，其历史地位不亚于开疆拓土、平乱富民。但郭嵩焘处在东西思想激烈变革的大变时代，思想迭代太快。郭对西方文明的认知超越同时代的士大夫，而到了他所看重的严复这代人，他的那些见识就平常了，等到了废科举、兴学堂、预备立宪的20世纪初，更是这样了。 郭嵩焘虽然晚年在长沙讲学授徒，但却没有指导出几个光大师门的弟子，这方面成就还不如王闿运。不论筠仙之识在他活着时何等卓然超前，但“郭学”未能形成较大的传播群体、清晰的传承脉络，没能开花结果。多年以后由学者挖掘出来，也只能是个“历史课题”，想要隔数代续接起来，很难，也无必要。 进入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缺乏的不是思想资源，而是因为利益攸关对某些思想资源刻意的唾弃。从这个角度来说，郭嵩焘的遭遇，是一种历史镜鉴，解读郭嵩焘这个人物，有着一番苍凉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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