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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2876字，阅读大约需要6分钟  书 名：《商贾史》 作 者：田兆元 田亮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1997 ISBN： 7-5321-1648-4/K·98 丛 书：中国社会民俗史丛书 本书从中国社会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商贾的历史和命运，内容包括商海沉浮，帮会、官商、儒商、贾道、贾德和行商难七个部分。书中还介绍了许多经商哲学和经营技巧。 中国商贾说来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商贾的命运几乎跟中国传统社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行为牵动着中国社会的神经，而社会的价值取向又直接制约着商贾的经营行为，从而也决定了商贾的命运。商贾与中国社会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复杂的相互联系。 主导社会文化主潮的是统治阶级的意志，这是任何社会都不能外此的客观规律。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统治者的意志在掌握着商贾的命运，仿佛是如来的掌心，商贾是怎样也跳不出其掌握之中的，这样就决定着商贾阶层受控的力度始终强大，它的独立性也就相对弱化。  在统治阶级内部，始终存在着抑商与重商两股势力，从总体上看，抑商占有主导势力，但重商的力量却一直作用着。如果说始终抑商，则商贾早就奄奄一息，很难在漫长的历史舞台上上演各种悲喜剧，所以中国社会还存在着重商的一面。问题是：既然重商，何以中国的小农社会势力那样强大，始终难以分解？如果说抑商有害，统治者又为什么那么热衷奉行，而往往在抑商政策奉行之后，社会反倒一度出现繁荣强大的局面呢？ 商鞅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的最早的倡导者和执行者，他的举措不仅没有造成秦国的灭亡、反使秦国一天天壮大，而使秦国最后一举统一了中国，这是不是说明抑商政策是对的，而商贾遭打击活该呢？显然，对于抑商不能不作具体分析。  历代统治者都颁布了各种贱商的法令，如商人不能衣丝乘车，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可是许多作大官的都是大商人及其子孙，如吕不韦，如桑弘羊，所谓“市井子孙不能为吏”之法乃为一纸空文。这似乎说明，最高统治者对商贾并不讨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抑商呢? 剥开充满矛盾的层层表皮，我们发现，所谓抑商，其实只是为了抑制私商，官商却是始终倡导的。商鞅变法对商人的禁制只是针对私商的，他的种种措施，都是怎样使得私商无利可图，而重要的行业如盐铁则由国家专营。商鞅并不认为商业不重要，他说：“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农辟地，商致物，官法民。”只有商人才能带来财富，而只有这些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才有实力发动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抑私商、重官商的政策才有了秦国的统一运动，一个国库空虚的政权是无所作为的，没有财富积累秦国不可能实现国家的统一。同样，没有桑弘羊这样的官商为国聚财，武帝时的拓疆武功便无从实现。这些事例说明,抑制私商、官营商业对于积聚国家财利是有作用的，特别是对于实现近期重大目标，官控商业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 但是，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民众，完全的官控最终会带来恶果，在一个时期的财产搜刮后，社会经济遂失去活力，经济萧条便随之而来，仿佛食用兴奋剂，一时间亢奋无比，但疲软也接踵而至。国家在较便利的情况下获得巨额财富，往往不甚爱惜，或大兴土木，挥霍浪费，或开疆拓边，耗资亿万。此时，来路已基本断绝，而开支日益扩大，入不敷出，于是社会陷入危机，秦的后期、汉武帝统治的后期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从古到今，官商的发展对国家命运的影响是引人深思的。 而古代抑制私商都是为了国家利益么?有时是，很多情况下不是。它往往是一些官僚打着抑商的旗号，却干着中饱私囊的勾当。马端临指出：“古之人立法，恶商贾之趋末而欲抑之；后之人立法，妒商贾之利而欲分之。”他们不仅仅是分一杯羹的问题，而是凭仗着权力优势，攫取巨额财富，具有强大的掠夺性。官人经商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社会毒瘤，成为一大祸根。从石崇、和珅到日今形形色色的“官倒”，都是中国商贾的真正敌人，此类恶病不除，就没有良好的商贾发展的社会环境，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也。 儒与商的关系也是中国商贾史中引人注目的问题。以往人们多认为儒家重义轻利，抑商的动议必定出自儒家，并有断言商贾之不发展为儒家思想所致者。这些都是错误的。首先，儒家的理想君主往往是经商的倡导者或实践者，如舜、如周公，或身体力行，或积极扶植商贾事业,无贱商之举。其次，儒家的创始人孔孟没有攻击商人的言论，孟子还对市场征收重利的行为予以抨击。儒家主张不能“与民争利”，所以盐铁官营重关市之税概在反对之列。儒与商存在着血缘联系，后来偶者为商就一点也不足为奇了。就中国商人的贾德贾道看，其核心还是儒家的信义，而其商帮商团的维系也多是儒学伦理。商贾中市井之气甚重自不待言,而儒家之道才是中国商贾成长的灵魂。 真正崇尚崇本抑末、抑制私商的是法家，法家的主张与儒家的主张往往形成一种尖锐对抗，我们从西汉时期多为儒生的贤良文学之士与大夫桑弘羊的一场论战就会发现这种矛盾难以调和。桑弘羊倡盐铁专营出于政治、经济两方面的考虑。他举了胸邴与吴王两个专山泽之利而谋反的例子，说明豪民的存在会威胁皇权统治；应该由国家笼盐铁之利，设山海之禁，行平准之法，坚决抑制豪商大户，实行盐铁官营。而贤良文学之士则针锋相对地指出：“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私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否定了富民豪族是国之害的学说。对于垄断铁业的弊端，贤良文学之士也有足够的认识：“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官商不能适应生产需求，生产盲目，最终危害社会。文学之士感慨地说：“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儒生之为商家辩护于此可见一斑。 这样看来，在儒学与商贾的关系上确有许多是非需要澄清。 需生们并没能给商贾帮上太多的忙，对于多数读书人来说，他们自己没能从事商贾，而又无势位给商贾以支撑。而同时，书生的穷酸又使部分商人在他们面前"甚有傲色”，造成书生与商贾问的关系紧张，这种表面的对抗掩盖了他们共同的实质追求，因为那些只会在书生面前逞能的商贾并非商贾社会的主流，而书生摆出“骨气”也是在官位和钱财均无所得后的唯一资本展示，不能改变他们反对官府“与民争利”的主张。书生与商人原本是有许多共通之处的。 尽管环境恶劣，传统社会中还是诞生了一批商界雄杰，而在近代社会，他们曾大放异彩，推进着中国经济的转型。然而，无论是商人自身，还是社会环境，中国商贾都还很难成长出叱咤风云的人物来。但愿我们能从中国商贾的发展历程中得到启示，去迎接一个群雄逐鹿商贾发展的新时代。 本书第一、二章由田兆元撰写，第三、四、五、六章由田亮撰写，第七章由田兆元、田亮合作撰写。作者水平有限，不当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前言 第一章 商海沉浮 一、曾经辉煌 二、漫长的末流生涯 三、东山再起 第二章 官商 一、官营商业 二、商人作官 三、官僚经商 第三章 儒商 一、弃儒从商 二、贾服儒行 三、由贾入儒 第四章 帮会 一、商帮 二、行会 三、商会 第五章 贾德 一、好商种种 二、商人伦理 三、商贾义举 第六章 贾道 一、经商哲学 二、经营技巧 第七章 行商难 一、商贾——可啖之物 二、抗争 三、自暴自弃 四、路漫漫 主要参考书目 该书于2007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列为“中国社会民俗史新丛书”。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华文化传统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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