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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1842字，阅读大约需要05分钟  与《楚辞》相比，《诗经》的宗教情绪相对淡漠，他不象在南方那样“淫祀＂之风弥漫朝野，各阶层的宗教情绪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周王室的诗篇以对上帝和先祖的虔诚礼拜表明他们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诸侯以下各阶层被排斥在对上帝的祭祀行列之外。《大雅》中的部分篇章和颂诗把周氏先祖跟上帝密切关联起来，其宗教热情与其说是祈求福助，不如说是作给别人看，他们是在搞神道设教。  《大雅》的诗篇，颂扬了昊天上帝赐周大命的辉煌历史。《生民》叙姜嫄生后稷之神异，乃“履帝武敏”，可见是上帝之子。后稷在农作上甚有作为，其祭祀时“上帝居歆”，以至自“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后稷对上帝的崇拜奠定了周王朝兴盛的基础。后经公刘、古公亶父至于王季，德行高崇，为上帝所重。“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等到王季之子姬昌文王继立，《诗经》便浓墨重彩予以颂扬。《文王》说：“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于是一切都由天定，连婚姻也上“天作之合”。《皇矣》一诗似乎让人觉得上帝拿着周朝几代先王在耳提面命、一手一脚地教他们怎样去打江山。所有这些都只是要说明：周王权乃上天所授。用周颂中的一句诗概括，叫做“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 这部分《雅》诗及《颂》诗跟《尚书・周书》是同一主题，《大诰》篇云：“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宁王，兴我小邦周，宁王惟ト用，克绥受兹命。”《康诰》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镇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二者同出一撤。 这些作者都是周王室的代言人，他们是天授王权的鼓吹者，是一批打着宗教神学招牌的政治宜传员，他们是王室最忠诚的巫者。那么，他们是不是狂热的宗教信徒呢？应该说他们尊天敬祖，是信徒，但不狂热。他们宣扬天命，但认为天不是盲目把权柄授给周的，而是因为“文王之德之纯”。周的王权是周的历代先祖凭德挣来的，这不仅是告诉人们，周得天下有内外皆宜的资本，同时也表明周人敬天重德，不把敬神当作为政的唯一手段。这些人作的是所谓“美诗”。  另有所谓“刺诗”作者，在天灾人祸时发出愤怒的呐喊。较之“美诗”作者，他们对天，对现实要理性得多。如《大雅・瞻卬》：“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虽然开女人祸国论之先，但立足现实找根源，不再盲目信从认为一切祸福来自于天。“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十月之交》的作者表现出清醒的祸福观。这些士大夫对上天表现出矛盾的态度来。一方面，他们希望通过上天的警示来规劝最高统治者及当权者改过从善。如《板》：“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假如说“美诗”是“神道设教”，这类“刺诗”就是“神道进谏”。另一方面，假如说“戏豫”“驰驱”者昊天没看在眼里，或无辜者受难，则一片“昊天不平”“不吊昊天”的话愤愤然讲出来，全然不把什么昊天上帝放在心里。这是一种高的期望值与实际上的不灵验造成的。因为昊天上帝为国王专事，士大夫不受上帝约東，也不能获得上天拯救，所以高兴骂就骂起来。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昊天上帝是什么东西他们大概没有听说过，冥冥中也许觉得上天主宰自己，望着茫茫苍穹，他们就叫它苍天。我们在《国风》中听到几声“悠悠苍天”的哀叹，仅表达出无可奈何的情绪，但得不到任何帮助。上帝不垂恩他们，怎个《国风》连一句昊天上帝的字眼都看不到，仅存一些图腾崇拜、生殖崇拜和巫术的遗习，老百姓的宗教与原始时代化，不仅没有升格，反而淡去许多。他们在失去神的束缚后，只是感性地歌唱饮食男女，心性宁静，以人的基本需求满足为最高原则。他们是上帝的弃儿。 王室的铁杆、士大夫、平民三类作者的宗教情绪差异明显。 《诗经》的宗教观可作为《礼记》制度的注脚，天子七庙，庶人无庙，故王室大祭祖，庶民不关心。昊天上帝由天子祭祀，故大夫与百姓高高挂起。 何以除王室之外，《诗经》时代的人们宗教兴趣不浓呢？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周代的神权垄断有关。统治者阻断民众与上天的勾通路径，民众被拒于神国之外，长此以往，民众与王室最终是离心离德了。 文章来源：中国诗经学会编《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第960-962页。 图片来源：网络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华东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神话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华文化传统传承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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