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文共3889字，阅读大约需要06分钟 摘 要：秦汉时期的太湖与东南学术整体上属于边缘性的学术，但却富有特色。东南学者传承《楚辞》，并开创汉大赋传统，形成汉代的辞赋之学。东南地区的楚化是汉代，尤其是西汉的主流。在儒学神学化的大背景下，东南的学者并未随波逐流，王充著《论衡》予以尖锐批判，表现出理性主义精神。在史学流域，班马大师均出西北，东南的学者这次奋起捍卫地方文化精神，《越绝书》和《吴越春秋》两部地方史书的完成，标志着东南吴越文化传统的回归。同时，它也是东南文化与正统文化相协调的产物。 关键词：边缘化；辞赋之学；异端；地方史 批判与异端之学 汉武帝时期的汉文化进入了全盛时期，然归其要，不外二事：一是儒术大兴，此儒术实兼百家；二为崇尚《楚辞》，汉赋繁荣。对于太湖流域的学者来说，前者参与有限。如朱买臣，虽然在朝廷说《春秋》，但朱买臣却很难称得上是经学大师。后来东汉有包咸为师于宫中，可称帝王师。包咸于《论语》造诣较深，被《后汉书》记入儒林传，这是了不起的。但他的出名与为师帝王有直接的联系，称一代儒宗尚有距离。事实上，太湖流域的学者没有在儒学独尊后取得多少地位。而太湖辞赋之学在发起后不久，其他地区的学者迅速崛起发展，覆盖了太湖学者的光芒。加上东南之地的吴楚叛乱，淮南王叛反，在王朝的眼里，东南之地有些令人恐惧，故而在朝廷里，东南太湖之地的人不得重用。武帝时为反击匈奴，需积累钱财，洛阳商人大被重用。桑弘羊用孔谨、咸阳等，专一打击私商。盐铁官营后，吴地太湖一带经济迅速下落，成为帝国的真正的边缘地区。  汉代的儒学，是被神化的儒学。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及神学目的论，使儒学被充分神学化。谶纬神学在两汉时期成了文化主流，孔子及其经书被神化。东汉光武帝刘秀十分注重谶纬，因为他上台也借助了谶语的力量。汉章帝时召开了规模盛大的经学讨论会——白虎观会议。会后编写的《白虎通义》成为法定的儒家神学的定本。谶纬神学成为朝野崇尚的基本文化倾向。 就在谶纬神学甚嚣尘上的时候，一位东南地区的学人坚定地站出来予以反击。他就是东汉著名的思想家王充。王充曾入太学受学，又师从扶风经师班彪。然而，他却没有陷入东汉谶纬的泥沼。曾为小官，晚年弃官著书，写作《论衡》等书，成为一位战斗的学人。 《论衡》的基本主旨是“疾虚妄”。“《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语，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施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谶纬神学从最本质上讲是虚妄之言。王充是一位清醒的理性主义者，他和谶纬神学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谶纬神学的主角是孔子，在汉代，他被高度神话化了。可王充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写出《问孔》篇。指出孔子的言论“上下多相违”，这种批评不是钻牛角尖，而是追求真理。“苟有不晓解之问，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他举例说，孔子对子贡说治国有三要素：足兵、足食、民信。三者中不得已要去的话，就去兵，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王充认为这就错了：“使治国无食，民饿弃礼义。礼义弃，信安所立？”并且说，孔子对冉有讲过，要让民众先富后教，而对子贡则说去食存信，岂不是前后矛盾？所以，王充对孔子一点也不迷信。王充还写了《刺孟》篇，说孟子讲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是“浮淫之言”，跟俗儒没什么区别。  出于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观念，王充以自然天道来反对神学目的论。他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譴告》）那么，所谓的灾异都是荒唐迷信。整个汉代儒学都笼罩在“天人感应”的迷雾下，如果说天人无关，这就动摇了儒家根基。因而，史学对东南的淡化进一步缩小了太湖流域在编或神学的大厦了。王充明确的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也不随行以应人。”这样，王充就明显站到主流儒家神学的对立面了。 王充批评流行的文化价值观。坚持真理，在客观上，他也是太湖文化区边缘化后的一种反映。他是要以自己的才华和能力表达个性与独立精神。 太湖地方史学 在经学的边缘地区，史学也边缘化。司马迁、班固皆北方学者，在他们的笔下，固然有实录的愿望，但其黄河中心与中原中心的基本观念不变，东方作为蛮夷的基本看法也不变。中原学者对史学的控制使太湖流域的文化流传受到一定的影响，给太湖区域的学者的心灵带来不快，使他们在文化上缺少自豪与自信。这时，太湖流域的学者彰显自我的情绪便滋长起来。在历史学领域，除司马迁、班固这样的通史和断代史大家外，地方史在吴越之地兴起来了，这同样是汉代史学界的大事。我们可将其视为对中原史学中心的一种反动。 汉时东南与太湖流域的地方史独多，如有杨方撰《吴越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此二书后人罕见。唯会稽人赵晔的《吴越春秋》及吴越贤者的《越绝书》流传至今。为什么其他地区的地方史没有这样大的发展，而唯独太湖地区的学者这样重视自我历史的张扬呢？这实质上是太湖学者的一种自觉的文化行为，他们要传达的是这样的理念：太湖地区同样属于中国文化的总框架，太湖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价值是同一的，太湖地区承担了同样重大的责任，因而，太湖地区的文化是不能忘记的，也是不可忽视的。  《越绝书》在第一卷中这样说：“勾践之时，天子微弱，诸侯皆叛。于是勾践抑强扶弱，绝恶反之于善；……以其诚在于内，威发于外，越专其功，故曰越绝。”又说：“桓公，中国兵强霸世，威凌诸侯，服强楚，此正宜耳。夫越王勾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霸。”显然，作者将勾践的事业与齐桓公的霸业相提并论，是要极大提高东南一隅的地位，把吴越的争霸及北上会盟看做是“尊事周室”的崇高行为。或许越王勾践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很合乎周礼，也与传统的道德规范相左，如，勾践公开发假誓，把当年的盟誓所具有的一点诚信精神完全扫荡干净了，也很难说他为周王室做了多少好事。事实上，越王是传统道德的破坏者。 但是，吴越之地的学者就不这么看了，他们认为，吴越二霸十分了不起，吴越的事迹要传下去，于是，把写吴越历史也看做一项崇高伟大的事业。“贤者辩士，见夫子作《春秋》而略吴越；又见子贡与圣人相去不远，唇之与齿，表之与里。盖要其义，览史记而述其事也”。（《越绝书》卷一）那么写作吴越史乃是继承《春秋》的事业，司马迁作《史记》，本应该将吴越历史扩而充之，可是他所作有限。于是，一部补正史之不足的史书就这样脱颖而出了。《越绝书》原来有25篇，现存15篇，保留了许多吴越之地的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分经、传、内、外各门，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义，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尤保持吴地地名典故较多，如卷二“吴地传”便留下了丰富的吴越之地的历史地理档案，其时间跨度从太伯奔吴到汉武帝时期，对认识吴地地理及政区流变颇有价值。另外，该书对范蠡文种的治国之策，计然的商业策略记载颇详。这种记载也是价值的张扬。这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我们看到，太湖流域的经济在盐铁官营后，显露疲惫之象。范蠡等开创的商业传统受到压抑，但其精神却赖此书流传，是太湖固有传统文化的伸张。 赵晔的《吴越春秋》原12卷，今存10卷。就史料价值看似乎不如《越绝书》，但《吴越春秋》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多少新的史料，而在于它张扬传播太湖流域的事迹，宣扬其价值观，并把这种价值观提升到与古代礼仪道德具有同等价值的地位。他们要发出太湖流域的声音。太湖地方史的出现，改变了太湖地区的文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使以往那种楚风主流得到改变，古旧传统得以延续。如强调孙武的功业，强调范蠡的事迹，都是力图不忘传统，回归吴越之地的文化本位。 值得注意的是，二书都提到一个重要的人物，那就是子贡。二书有很大的篇幅论及子贡受孔子命安鲁的系列外交之行，并称赞说，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越绝书》并称说该书之撰就在于子贡去圣不远，与孔子互为表里，是为了表彰子贡的业绩。那么这就意味深长了，因为这实际上就是争取文化中心的地位。吴越霸王事业的演绎，是孔子及其弟子的旨意下的行为。在儒学一统的背景下，太湖的历史纳入了大的儒学框架了。显然，这种儒学不是思孟学派的心性之学，是子贡之学，王霸之道兼而有之。这种内涵与汉代武帝后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表达出太湖之地的学者弘扬区域文化，并积极参与主流文化的用心。 《吴越春秋》《越绝书》的撰写，为太湖流域的学术文化增添了亮色。 辞赋之学，批判与异端之学和地方史学，是汉代太湖流域学术的代表性成就。 余论 应该说，作为一个区域，秦汉时期太湖地区的学术不能说成就很低，只是与其前期的辉煌比，缺少有份量的大师与大作；与汉主流文化比，徘徊在边缘罢了。以上所述，我们能明显感到太湖学术还是很有特色，在中国整个学术发展过程中，它是有地位的。 太湖辞赋之学在文化传承中有独特的贡献，它是秦火后南方对中国学术文献流传的重大贡献，是惟一能与北方传承经学的功业相提并论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太湖辞赋家是汉赋的开创者，他们对有汉一代的代表性的文化样式有开创之功。 对汉代主流学术发出不同的声音,其它学者也有,但像王充那样,以广泛的理论深度剖析谶纬神学的荒诞,宣扬理性主义精神,在整个汉代是无出其右的。  而太湖地方史学为区域文化大声呼吁,复归吴越本位文化,将其与主流文化接轨,贡献甚大。与《春秋》那种以一国历史为名,而实际上表现整体历史的体制不同,《吴越春秋》和《越绝书》是比较典型的地方史,在史学体裁上也多有创新。在汉代众多的文化区域里,唯独太湖人写出自己的历史,可见这一群体何等尊重自己的传统,也同时看到,太湖文化面临了危机,他们确实需要建设自己的文化。而这种建设,明显地将东南文化纳入了文化整体之中。 以上三方面,是太湖学术的独特之处,但我们也看到,太湖学者努力追从主流文化,在保持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方面也作出了辛勤的努力。朱买臣说《春秋》,包咸为太子师,深究《论语》,都应看做是对王朝合理的优秀文化的认同和响应。他们所反对的是非理性的迷信。在天文学方面,陆绩继承张衡的浑天说,为文以响应之。这种响应性的行为表明这一区域对一统的国家的深刻认同。 秦汉时期的太湖学术从整体上看只是一种边缘性的学术文化,对整个王朝的学术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太大。太湖学术的盘整,正是为了迎接一个新的思潮的到来。 文章来源：《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图片来源：网络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