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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论王船山哲学的基本精神

 时宝官 2021-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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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岱年(1909年–2004年),字季同,别号宇同,河北献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张岱年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先生被推为会长。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桃李满天下。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不幸逝世,享年95岁。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王船山(夫之)是明清之际最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伦理学说、历史观等方面,都提出了许多光辉的理论命题,做出了巨大的卓越贡献。他不仅是一个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更是一个具有高尚志操的爱国志士,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尤其值得后人钦佩敬仰。

我们研究船山哲学,要了解他们博大精深的学说体系,要认识他的多方面的理论贡献,更要了解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

何谓基本精神?一个哲学家的学说体系的基本精神就是他的学说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中心思想,也就是构成他的学说体系的核心的基本观点,也就是他在人类认识史上的创造性的独特贡献。

王船山的哲学思想是深邃而丰富的,因而其基本精神也不是单纯的。这里举出四点:(1)体用胥有;(2)即事穷理;(3)珍生务义;(4)相天造命。略说如下。

(一)体用胥有

体用问题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古典哲学中所谓体用具有多层涵义,最主要的涵义有两个:(1)体指实体,用指作用;(2)体指本质(本性),用指现象。

唯物主义者认为物质性的“气”是实体,而事物的本质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能脱离事物而独立;主观唯心主义者不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断言“心”或“识”是唯一的实体;客观唯心主义者则认为在现象世界之先之上还有一个虚无的本体,称之为“道”或“理”。

王船山提出“体用胥有”的命题,批判了否认客观世界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以虚无为本体的客观唯心主义。他说:

“天下之用皆其有者也。吾从其用而知其体之有,岂待疑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体用胥有而相需以实,故盈天下而皆持循之道”。(《周易外传·大有》)

这里首先肯定用是有,即肯定客观事物的实际存在,然后从用之有而推证体之有。

在船山著作中,所谓体用也有两层涵义,一指实体与作用,二指本质与现象。如《周易外传》说:

“体用相函者也。……体以致用,用以备体。……无车何乘?无器何贮?故曰体以致用;不贮非器,不乘非车,故曰用以备体。”(《系辞上传》十一章)

这里以车器为体,以车的可乘,器的能贮为用。体指实体,用指作用。

又如《张子正蒙注》中解释《正蒙》“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申之始”,云:

“中涵者其体,是生者其用也”。(《太和篇》)

这所谓体指本质,用指作为本质的表现的现象。

前引论体用胥有一段说:“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所谓体指本质而言,所谓用指现象而言。从用之有推证体之有,即首先肯定现象不是虚幻而是实在的,然后断定现象的本质不是虚无的,本质和现象都属于客观实在。这是唯物主义的根本观点。

由于体用有两层涵义,因而“体用胥有”也有两层涵义。“用有以为功效,体有以为性情”,这是讲本质和现象都属于客观实在。实际上,王船山更强调世界的实体是物质性的气。他再三讲:

“虚空者气之量,气弥沦无涯而希微不形,则人见虚空而不见气。凡虚空皆气也,聚则显,显则人谓之有;散则隐,隐则人谓之无。……若其实,则理在气中,气无非理;气在空中,空无非气,通一而无二者也。……而阴阳一太极之实体,唯其富有充满于虚空,故变化日新”。(《张子正蒙注·太和》)

“阴阳二气充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天之象,地之形,皆其所范围也。散入无形而适得气之体,聚为有形而不失气之常”。(同上)

“为虚为实,为清为浊,皆取给于太和絪缊之实体”。(同上)

这里明确肯定“太和絪缊”之气是实体。这肯定虚空皆气,也即是肯定世界的统一性在于物质性。这固然是发挥张横渠的学说,而比横渠所说更为详密了。王船山批判唯心主义者关于本体的虚构说:

“故善言道者由用以得体,不善言道者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人生而静以上,既非彼所得见矣,偶乘其聪明之变,施丹垩于空虚,而强命之曰体。聪明给于所求,测万物而得其影响,则亦可以消归其用而无余,其邪说自此逞矣。则何如求之感而遂用者,日观化而渐得其原也?”(《周易外传·大有》)

这里指斥道家和佛教唯心主义者是“妄立一体而消用以从之”,这个批判可以说非常深刻,非常精辟,击中了要害。唯心主义玄学家们所虚构的本体如“无”“真如”、“绝对精神”之类,实际上都是如此。王船山提出“由用以得体”、“日观化而渐得其原”,这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意义。

“体用胥有”是王船山哲学的基本观点。他们“天下惟器”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引申。关于“天下惟器”的学说,近年论述已多,这里就不详说了。

(二)即事穷理

王船山在本体论问题上提出“由用以得体”的方法论原则,在一般理论问题上又提出“即事以穷理”的方法论原则。他说:

“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故所恶乎异端者,非恶其无能为理也,冏然仅有得于理,因立之以概天下也”。(《续春秋左氏传博议》)

“即事以穷理”即是就事物的实际情况加以考察分析以达到对于规律的认识;“立理以限事”即是假定一个规律来概括一切实际情况,凡不符合那个规律的就一概加以否认。“即事以穷理”是唯物主义的客观方法,“立理以限事”是唯心主义的主观方法。王船山又说过:

“愚谓在天者即为理,不可执理以限天”。(《张子正蒙注·参两篇》)

“执理以限天”即设定一个规律,用来限制自然界的实际情况。船山认为,自然界有其客观规律,不可固执一定之理来限制自然界的复杂情况。这是唯物主义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原则。

王船山充分肯定理的客观性及可知性。理是事物之理,即在事物之中,而人有认识理的能力。人认识客观的理,不能仅靠感官,主要靠心的思维作用,而心的思维作用又以感官经验为依据。

他解释孟子“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说:

“规矩准绳元不是目力看出来底,六律元不是耳力听出来底,不忍人之政元不是师心亿度想出来底。……规矩准绳因乎象,六律因乎数。圣人不于目求明、于耳求聪,而以吾心之能执象通数者为耳目之则。故规矩六律之所自制,不得之耳目者而得之于心思,以通天下固有之象数,此以心而治耳目也。不忍人之政,上因天时,下因地利,中因人情。圣人不任心以求天下,而以天下固然之理顺之以为政,此以理而裁心思也。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察迩言以执两端而用其中。岂有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之自用者哉?”(《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

这就是说,仅凭耳力目力是不能发现自然规律的,发现规律要靠思维,而思维必须符合于客观实际,才能发现规律。既须“以心而治耳目”,又须“以理而裁心思”。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是不可能的。心如何才能“执象通数”呢?王船山没有提出详细的理论,这是时代的限制了。

王船山强调心的思维作用,但他也充分肯定心对于耳目感官的依赖关系。他说:

“一人之身,居要者心也。而心之神明,散寄于五藏,待感于五官。肝脾肺肾、魂魄,志思之藏也,一藏失理而心之灵已损矣。无目而心不辨色,无耳而心不知声,无手足而心无能指使,一官失用而心之灵已废矣。其能孤扼一心以绌群用而可效其灵乎”?(《尚书引义·毕命》)

感官经验究竟是思维的依据。唯心主义者强调心的灵妙,其实心是不能脱离感官而孤立的。船山强调思维作用,又肯定心不能脱离感官,这是一种全面的观点。王船山更论求知的方法说:

“夫知之方有二,二者相济也,而抑各有所从。博取之象数,远证之古今,以求尽乎理,所谓格物也。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隐,所谓致知也。非致知,则物无所裁而玩物以丧志。非格物,则知非所用而荡智以入邪。二者相济,则不容不各致焉”。(《尚书引义·说命中二》)

“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读四书大全说》卷一《大学》)

这里把致知与格物分为二事。所谓格物是通过观察、考查来发现客观规律;所谓致知是对于已发现的规律加以分析、推演,以穷尽其中的义蕴。这里所谓“学问”、“思辨”,语出《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格物以学问为主,但还要以思辨辅之;致知以思辨为主,但还要以学问来决疑。船山既强调思维与感官经验的区别,又肯定思维与感官经验的联系。这与他的方法论原则“即事以求理”还是一致的。

(三)“珍生”、“务义”

在人生观方面,王船山提出“珍生”之说,以反对道家和佛教“以生为妄”的观点。

他首先肯定人类必须依靠物质世界而生活、人类生活是有规律的。他说:

“夫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无妄而不可谓之妄也”。(《周易外传·无妄》)

人类是不能脱离物质世界而生存的,而生活实有其客观的规律。船山认为,既已为人,就必须珍视自己的生命。他说:

“圣人者人之徒,人者生之徒。既已有是人矣,则不得不珍其生。”(《周易外传。临》)

珍视生命,必须体现“健”与“动”。他说:

“是故圣人尽人道而合天德。合天德者,健以存生之理;尽人道者,动以顺生之几”。(同上书《无妄》)

“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动者,道之枢,德之牖也”。(同上书《系辞下传》)

“健”的观念来自周易》。《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健是运行不息之义。船山以为,健是生的本性,动是生的机能;在生活中,应保持健的本性,顺应动的机能。而动又是道德行为的枢纽,如果不动,也就无从体现道德了。船山强调“健”、“动”,纠正了宋儒“主静”的偏蔽。

生命是珍贵的,但还有比生命更加珍贵的,就是道德,即所谓“义”。船山说:

“将贵其生,生非不可贵也;将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载义,生可贵;义以立生,生可舍。”(《尚书引义·大诰》)

“立人之道曰义,……智莫有大焉,务义以远害而已矣”。(同上书《禹贡》)

体现道德理想的生活是可贵的,必须“务义”;为了实现道德理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船山论“义”,认为义有层次之不同,有“大义”“通义”之别。他说:

“有一人之正义,有一时之大义,有古今之通义。轻重之衡,公私之辨,三者不可不察。……事是君而为是君死,食焉不避其难,义之正也。然有为其主者,非天下所共奉以宜为主者也,则一人之私也。……此一人之义,不可废天下之公也。为天下所共奉之君,君令而臣恭,义也。而夷夏者,义之尤严者也。……义之确乎不拔而无可徙者也。”(《读通鉴论》卷十四)

“一人之正义”指个人对于所尊奉的君主的关系准则;“一时之大义”指个人对于天下共奉的君主的关系准则;“古今之通义”指民族关系的准则。船山特重“夷夏之辨”,认为这是古今之通义,是必须严格遵守的。船山强调“夷夏之辨”,虽然含有轻视文化落后的少数民族的倾向,但主要是要求划清民族界限,保卫民族的主权。

他主张各民族应各守疆土、不相侵犯,既反对异族的入侵,也反对侵略异族。他尝说:“拓土,非道也;弃土,亦非道也;弃土而授之劲敌,尤非道也”。(《读通鉴论》卷二十四)他主要是要求各族和平相处。他所最强调的是维护民族的独立。

船山重视“君臣大义”,这是时代的局限,但他也反对绝对君权的思想。他尝论君臣关系说:

“人无易天地,易父母,而有可易之君”。(《尚书引义·泰誓上》)

“不仁者不可以为父母,正其名而仁乃昭。不义者不可以为元后,正其名而后义乃著”。(同上书《泰誓牧誓》)

君臣关系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他批评所谓“天下无不是底君”云:

“天下无不是底父母,延平此语全从天性之爱上发出,却与敬处不相干涉。若论敬,则陈善闭邪之谓也。苟不见邪,更何所闭?潜室套着说天下无不是底君,则于理一分殊之旨全不分明,其流弊则为庸臣逢君者之嚆矢。……韩退之唯不知道,故其《拟文王操》有云'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显出他没本领假铺排勾当。……'臣罪当诛,天王圣明’,则欺天欺人,欺君欺己,以涂饰罔昧冥行于人伦之际,而可以为诚乎?”(《读四书大全说》卷九《孟子》)

船山严厉批判了“天下无不是的君”的妄论,这表现了他的进步的政治观点。要之,船山认为,为君主而牺牲,不一定是必要的;为维护民族的主权而牺牲,乃是绝对必要的。

(四)“相天”、“造命”

《周易大传》有“裁成辅相天地”之说。《象传》云:“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系辞上传》云:“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这都是主张对于自然界加以调整。王船山继承《周易大传》的这些思想,提出“相天”之说。他说:

“语相天之大业,则必举而归之于圣人。乃其弗能相天与,则任天而已矣。鱼之泳游,鸟之翔集,皆其任天者也。人弗敢心圣自尸,抑岂同禽鱼之化哉?……故天之所死,犹将生之;天之所愚,犹将哲之;天之所无,犹将有之;天之所乱,犹将治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

圣人可以相天,禽鱼任天,一般人虽非圣人,但与禽鱼不同,也能对天有所改变。船山非常重视人的能动性。他说:

“天地之大德者生也,珍其德之生者人也。……人者天地之所以治万物也;……人者天地之所以用万物也”。(《周易外传·系辞下传》)

“天地之道虽无为而不息,然圣人以裁成辅相之,则阴阳可使和,五行可使协,彝伦可使叙,赞之以大其用,知之以显其教,凡此皆人之能。”(《读四书大全说》卷六《论语》)

调整自然,治理万物,使自然界更合乎人的理想,这是人的作用。先秦哲学中,阐发人的能动作用的是《周易大传》和荀子;宋代以来,强调人的能动作用的,就是王船山。

王船山更提出“造命”之说。唐代著名的政治家李泌曾讲“君相可以造命”,船山加以发挥说:

“君相可以造命,邺侯之言大哉!进君相而与天争权,异乎古之言俟命者矣。……推致其极,又岂君相为然哉?……岂非君相而无与于命乎?修身以俟命,慎动以永命,一介之士莫不有造焉。”(《读通鉴论》卷二十四)

不但君相可以造命,一般的人,如果努力道德修养,发挥主观能动性,都可掌握自己的命运。船山对于人生的态度是积极乐观的。

当国家衰乱、民族危难之际,爱国志士应取何种态度呢?船山藉评论汉末管宁来陈述自己的志操道:

“管宁在辽东,专讲诗书、习俎豆,非学者勿见,或以宁为全身之善术,岂知宁者哉?……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读通鉴论》卷九)

宣扬道德、昌明学术,使文化传统不至于断绝,使善良风俗不至于沦丧,就是志士仁人应尽的本务。船山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王船山的哲学著作非常丰富,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光辉命题。而上述四点,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之所在。

王船山于明亡之后,在非常艰难的处境之中,积极努力追求真理,孜孜不倦从事于著述,怀着深厚的民族感情,对于过去二千年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理论总结,试图为未来的民族复兴奠定理论基础。

船山哲学的基本精神也就是爱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精神。他肯定客观实际和客观规律的存在,肯定人类的主观能动作用,肯定现实生活和道德理想的价值。他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斗志不挫,信心不改。这种专心致志为民族的生存而阐扬真理的卓越精神,是值得我们深深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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