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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去鲁时…… 孔子在鲁国入仕，真正掌有权力，按自己的理想行政，亦有几年光景。 当鲁国执政季氏在经历了阳虎叛乱之后，由于前面孔子与阳虎的不合作态度，在季桓子的授意下，鲁定公任孔子为中都宰，中都大治，一年后由中都宰为司空，又升为大司寇。鲁定公10年，当时孔子52岁，相定公在夹谷与齐国会盟，显示了高超的政治才能和变通艺术，其声望在鲁国一时骤显。 鲁定公十二年（前498年），孔子为鲁国的大司寇兼摄相事，为削弱三桓、加强君权，派子路隳三都。三都即季孙氏的费邑（今山东费县）、孟孙氏的成邑（今山东宁阳）和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东平）。起初，季孙氏和叔孙州仇、仲孙何忌想要抑制家臣势力，也支持隳三都。叔孙氏先隳郈邑。季氏的费邑宰公山弗扰起兵反鲁，率军攻入鲁国国都曲阜，逼得鲁定公和季孙氏（季桓子）、仲孙何忌（孟懿子）和叔孙州仇（叔孙武叔）躲在季氏之宫、武子之台。在孔子派弟子率军击败弗扰后，弗扰逃到了齐国。之后，成邑宰公敛处父反对隳成邑，并向三桓点明了孔子隳三都的目的，使三桓也开始反对隳三都。 隳三都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孔子“削三桓、强君权”的主张犹如在当时的鲁国政坛丢下了一枚炸弹，并且其爆炸声远惊四邻。在当时，鲁国和齐国作为东方大国，相互接壤。特别是对于齐国来说，西面为强晋、北面、东面皆为大海，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南面鲁国的崛起。历史上，齐鲁两国在边界上就时有争执，定公10年的夹谷会盟前车之鉴刚去不远，对于鲁国政治的大变革，自然感觉不安。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史记·孔子世家》 当时的齐国人都说，如果孔子在鲁国当政，鲁国必将强大，而我们国家距离鲁国最近，鲁国强大必定会先吞并我们的国家。此时，齐国大夫黎鉏出了个主意。在齐国选了80名美女，个个能歌善舞、花容月貌，又配了30辆套着四匹马的车，一齐送到了鲁国，试图以“美人计”来扰乱鲁国君臣。 齐国的“美人计”奏效了。起初迫于脸面，鲁君并没有直接将这些香车美女纳入后宫，而是假惺惺地阻挡在鲁国国都南门外。先是季桓子穿着便服，偷偷摸摸混杂在民众之中，去观看了三次。然后又邀定公，以郊游为借口，君臣双双前往“验货”。按司马公的说法：“往观终日，骀于政事。” 率真而正直的子路看不下去了，对孔子说：“老师，你可以走了……” 于是，空有一番报国之志的孔子无奈，决定离开鲁国政坛。 有时候，对于理想主义者而言，对于自己想做之事，不成功往往不是能力不足，却也可能是因为能力太强，或者太过努力。因为你想做成之事往往是别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犹如我以前听到的一个老木匠的故事：有一个木匠做箱子，别人打一只箱子花三天的时间，他花六天才完成，于是周边的木匠都说他毒，但他从未改变。 所以，一个理想主义者，必定会有三种敌对势力：一种是反对他的人，一种是不理解他的人，一种是他自己深深的疲倦和失望。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 我想将行的孔子是疲倦和失望的，疲倦于鲁国政坛的龌蹉，失望于季桓子的变心。按照钱穆先生在《孔子传》中的分析，齐归女乐在鲁定公十二年之冬，正与当时隳三都中的合围成邑之事先后同时。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上朝，只是其内心冲突与政治态势之表现。孔子前面政治上的成功，与当时作为鲁国实际的掌权者季氏的信任有莫大的关系，包括隳三都的前期，季氏由于阳虎之乱，也是大力支持的。若此时的季桓子不变心，继续支持，则隳三都一事尚可继续努力，最后成功也未可知。正因为季桓子的变心，所以不再理会围成邑之事，而只不过是借女乐来作为逃避孔子的姿态，这令孔子非常失望。 孔子欲行，但不即去，且待春祭。 按照春秋之礼，身为大司寇的孔子，作为大夫，在春祭中是要被送到祭肉的。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章句下》 没想到孔子的等待在当时就有了不同的声音。大约有三种态度，俗人（不知者）认为孔子没有得到祭肉，所以离开了鲁国。这当然是太低估了孔子；第二种说法，春祭中送燔肉给大夫，这正是春祭之礼，“燔肉不至”，就是失礼，而对于倡导以礼治国的孔子而言，当然“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离去；但孟子还给出了第三种，对于自己的父母之国（鲁国），虽然事不可为，但也不想让世人看到是因为君相的过失，所以前面的“女乐”之事，不即去。而在春祭中以得不到燔肉而方才离开。以这样的良苦用心，来表达自己对父母之国的情意，这当然是一般人所不能感觉到的。 其实，人人都有类似的感情。对于自己的故乡，哪怕是离开了很多年，即使当时在那里亦不如意，而一旦听到什么消息，其关注度也往往高于其它。即便是自己曾经待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单位），其实也有类似的感情，这大概就是人之常情吧。 所以，对于同一件事情，往往有不同的认识。当然，这些不同，有见识的高下之别，也有角度的不同。看来，任何对人、对事的判定都不可道听途说，亦不可臆断。 对鲁国政坛失望的孔子将离去，但他并不迷茫。 公伯寮诉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论语》中的这段对话应该就是出于孔子即将离鲁的期间。公伯寮其实也是孔子的弟子，曾任季氏的家臣。在隳三都中，子路作为孔子的主要助手，当时正值季氏宰阳虎叛乱而去，顶替了阳虎的季氏宰之位。公伯寮只是在当时季氏对孔子不再信任、于隳三都之事不再相助之后，乘机诋毁子路。对于落井下石之辈，世人往往反感，子服景伯其实是孟孙一族，亦出于公愤，想要通过进言季桓子而治公伯寮之罪，这时孔子制止了。并随之说出的一番话，值得玩味。 孔子曾在自我一生总结时说：“五十而知天命”。这时的孔子，已经54岁，其实早已看出隳三都之事的不成功，自鲁定公、季桓子以下，人人有责，作为鲁国主要负责人，他们的选择大概就是鲁国的时运，时运如此，在孔子看来就是天命，哪里是区区公伯寮的诋毁所能左右的。 三桓专政，臣强君弱，鲁国当时之情势，孔子应该很清楚。然而终于还是在五十多岁之时，挺身出仕，又尽力而为，这其实就是一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 做事由己，成事由天。不仅仅是一种事败后的推卸责任，更应该是一种对待事情的态度。 人，总是要有点理想的，不然何异于猫狗。 有点想法，虽然外在环境对之，有不可为之处。坚持，可能陷入前面“老木匠”的困局，这是天命。对于自身，则有躬身必行之理。 孔子失望而去鲁，却因心怀希望而周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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