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山(1912~1983)浙江绍兴人。自学成医。多年来从事医疗、教学和文献研究工作,均有突出成就,对《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学说有较深的研究。除主编和编写上海中医学院《温病学讲义》、《中医学基础》等教材外,个人著作有《温热论新编》,并在各地医刊上发表论文及《金匮》讲稿多篇。曾任上海中医学院副院长、学会主任委员等职。
我出生在浙江绍兴的一个镇上,父亲是一个颇有些学问的医生。鲁迅先生在《朝华夕拾》中提到一位陈莲河医生,处方时用蟋蟀一对要原配的。陈莲河,当然是一个假名,但绍兴人都知道指的是谁。我父亲就是那位陈莲河医生的朋友,其封建思想不下于陈莲河。其时虽在民国,也却不许我进洋学堂,只让在家读书,从“人之初”开始一直到四书五经,还有《古文观止》、《读史论略》。教我的是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师,讲解得很好。对这些古书,我当时就能懂得或基本懂得。当然,还要背出来。十多岁的时候,这些书读完了。就是《黄帝内经》,这却只读而不教,对其文理,似懂非懂;对于医理,知识未开,根本不能理解。还记得当时在医书上看到“白带”两字,去问父亲什么叫做“白带”,父亲支吾其词。教虽然没有教,考却要考。我最怕的是考十二经脉循行路线,为了答不出这个,不知受了多少次责难。于是,不管懂与不懂,只得硬着头皮,把全部《内经》,读熟背出。 父亲的原意,可能因为我年龄还小,有些医理教也不懂,到一定的年龄再教不迟。不料,在我十七岁的时候,他就死了。留给我的,既没有财产,也没有学问,只有一些医书,也寥寥可数。不妨开一个书目:《黄帝内经》、《原病式》、《医宗金鉴》、《张氏医通》、《济阴纲目》、《温疫论》、《温热经纬》、《温病条辨》、《临证指南》、《本草备要》、《汤头歌诀》。 丧父之后,家道贫寒,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谋职业,就在镇上开私塾,当私塾先生,真正是一个“小先生”。随着年龄的增长,什么“白带”等名词也懂得了。就自学医书。读的是《本草备要》、《汤头歌诀》以及《医宗金鉴》中各种歌诀,好在背功好,都能把它背出。学生读学生的书,我读我的“四君子汤中和义,参术茯苓甘草比”。白天时间不够用,就在晚上读到深更半夜。读这些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开得出方子,继承父业。在这个时期,也有亲友以及父亲的老主顾请我看病的,有时也很“灵”,“灵”也不知其所以然,但增强了我学医的信心。至于《黄帝内经》,早已丢之脑后,因为实在太深奥了。 真正在学医上给我开了窍的,是当时有人借给我全部《铁樵医学函授学校讲义》。讲义上讲的,我当时是前所末见,闻所未闻,爱不忍释,就把它全部抄下来。就是这部讲义,引导着我踏进医学之门。 一九三六年,我从故乡到上海××善堂做医生。所谓“善堂”者,慈善机关也。对病人是施诊给药的,医生是拿工资的。这是我正式做医生的开始。不久,抗日战争发生,上海沦为孤岛。遂于一九四一年去西南,先在桂林,私人开业。一九四六年又回上海行医兼教学,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进上海中医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这可算是我青壮年时期的简要经历。 这个时期走的路仍然是苦学,举三件事来说明: (一)书是只借不买的。为什么不买书?因为买不起。不怕笑话,这时期我买的医书只有三部:《伤寒论今释》、《伤寒贯珠集》、《金匮要略心典》。 这个借书而不买书,后来养成了习惯,现在买得起书了,也绝少买书。这里我没有提倡不买书的意思。书,还是要买的,买别的东西不如买书。书买了还要爱护,藏在书柜里或别的什么地方,但更主要的是藏在脑子里。 (二)看病的本领是偷学来的。开始做医生,给人治病,由于无师传授,又缺少经验,幸中的固有,治不好的更多(特别是大病、重病)。有一次给一个亲友治热病,详细病情已记不清,只记得有身热多日不退,大便清利,我用《伤寒论》方法治之,药似对症,但越治越重,以至神昏出疹。后来,病家请上海名医丁××诊治,一剂即有转机。所处的方完全不是我的路子,其中有川连炭(用量也极少)、神犀丹三味药。这件事对我教育很大,使我懂得了“读书与治病,时合时离;古法与今方,有因有革”的道理。跟师学习的一课,非补一补不可。但是没有条件跟,怎么办?只好去偷学。我是一个坐堂医生,在药店柜台上很容易看到别人的方子。我就几乎每张都看,都揣摩,真的偷学到了不少本领。例如上海有一位妇科名家,开的方子其药味多至二十几味,看起来似乎杂乱无章。但看得多了,就可悟出其中的道理,二十几味药中有一个规律,对某一种病症,某几味药一定用,对另一种病症,某几味药又一定用。原来那位名家,也怕人家把他的看家药偷去,故意摆下一个迷魂阵,药开得很多,实际上主要药物,不过几味。万万想不到有我这个同行,竟有办法把它偷学去了。看方子偷本领,也有偷不到的时候。当时上海有位治“伤寒”的名家,从方子中看来,不过豆豉、豆卷、前胡、苏梗之类,平淡无奇,几乎千篇一律,治疗效果却很好。这是什么道理?从方子中看不出,只好上门去偷学。好在这位医家门庭若市,我就每天花几个钟头混在病人陪客中去偷,果然大有所获。原来这位医家处方,看似千篇一律,实非千篇一律,同中有异。异处正是其秘处。随举一例,如对热病大汗出而致神疲者,往往用一味益元散,揆其用意是在导热下行,收汗镇心。 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点点滴滴,偷学到了不少治病的本领。当然,偷学来了的本领,不一定全部用得上,还得自己在临床当中去检验,下一番去伪存真的工夫。古诗有云“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我认为只要做一个有心人,他人绣出了鸳鸯,终可以悟出其针法,照样绣出鸳鸯,也许绣得更好。这两句古诗可以改为:“鸳鸯绣出从君看,不怕金针不度人。”这里,必须指出,偷学本领则可;抄袭别人的文章,剽窃别人的成果,据为己有,则不可。 一九五六年进上海中医学院至现在,可算是中老年时期,走的路还是一个苦学。写到这里,我得总结一下治学的经验。
学问,学问,学是要问的,而且要不耻下问。李时珍的学问,不少是从不耻下问得来的。我无师传授,但师父又很多:同事,我之师也;同行,我之师也;病人,我之师也;学生,亦我之师也。因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现在写好文章,往往请徒弟们看看,提提意见,这实际上就是教学相长。 二曰手勤。指勤翻书,勤查文献。有治不好的病,去查查文献,方子虽然不能照抄照搬,但一定会从中得到启发。有不少青年同志治学,也知道问,但往往去问“活字典”,不习惯于问“死字典”。试问,字典如没有人去翻,还成其为什么工具书?我在青年时期治学,没有老师可问,只能去查字典。一部《康熙字典》,几乎把它翻破。那些字应该查什么“部首”,心中大体有数,一翻即着。例如有一位同志,硬说字典上没有“豚”字,因为肉(月)字部查不到。我告诉他这个字要查“豕”字部,果然查到。又例如常用的一个“症”字,《康熙字典》上就没有,可见这个“症”字,在清朝初年,还是一个俗字,而且是一个不很通行的俗字,所以还没有收入。“证”是“症”的本字,原属一字,现在争论其不同,实属无谓。至于中医与西医对“症”的概念不同,那是另一回事。 三曰笔勤。笔勤就是要写。见到资料一定要摘卡片。读书,一定要写眉批;教书,一定要自己写讲稿。切莫抄别人的讲稿,因为用别人的好讲稿,倒不如用自己蹩脚的讲稿。至于写讲稿,我的经验是:备要备得足,削要削得凶。这样,才能讲得有骨有肉,不枝不蔓。还要多写文章。而写文章,一定要言之有物,有一点就写一点,有两点就写两点,开门见山。 宁可把论文写成札记,不要把札记拉成论文,更不要从“盘古开天地”讲起。例如写有关《伤寒论》的文章,把张仲景和他的著作再来评价一番,已经没有这个必要,而现在恰恰有这个通病。其次,要反复推敲文理,不要捏成一篇文章,写出算数。要多看几遍,多改改,避免写出“天地乃宇宙之乾坤,吾心实中怀之在抱”那样的句子。总之,文字力求简明通畅,逻辑性力求其慢,资料力求其正确。这本来是可以做得到的,问题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从事教学工作之后,我教过〈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说〉,以及各家学说的一部分。最近几年,还教过《中医学基础》,是一个“杂家”。杂也有杂的好处。教然后知困。改变一个学科,迫使我非去再钻一钻另一门知识不可,非多看一些书不可,而多看了另一门的书,转过头来对原来较熟的一门学科知识,又有所长进。中医这门学科,本来综合性很强,特别是基础课程,更有共通之处。不通《内经》,不能教好各家学说;不通《伤寒论》,不能教好温病学说和方剂。反之亦然。我以为,中医学院的中医教研组与西医教研组,应该互相配合;而中医各教研组之间(临床科除外),教师应该轮换,于教于学,可能大有裨益。不要“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博”,正是为“专”吸取营养。读书不能局限一家之言,而是要融会贯通。“专读仲景书,不读后贤书,比之井田封建,周礼周官,不可以治汉唐之天下也,仅读后贤书,不读仲景书,比之五言七律,昆体宫词,不可以代三百之雅颂也”,所以要博。我生平接触过两位良师益友,一位是贵阳王聘贤先生,一位是上海程门雪先生。这两位前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博学。遇到王聘贤先生的时候,年事尚轻,只知道从他那里借书来看,得益还不多。对于程门雪先生,是组织上指定我去问业于他的。某些学术上的疑点、难点、精微之处,一经他指点,便如点石成金,茅塞顿开。程先生一是博学,二是多思。他曾教我看看叶天士医案,我看来看去,实在看不出其中奥妙,并且受到“徐批”的影响,以为叶氏用方非仲景法。学医当学张仲景,取法于上,仅得乎中,学叶天士非是。但有一次听他分析《叶案存真》一案,案语是:“舌缩,语音不出,呼吸似喘,二便不通,神迷如寐,此少阴肾液先亏,温邪深陷阴中,瘈痉已见,厥阴内风上冒。”处方为阿胶、鲜生地、玄参、鲜石菖蒲、黄连、童便。程先生分析说:“叶氏此方实从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汤化出,彼则寒伤少阴,故用附子、干姜温经,葱白通阳,人尿、猪胆汁反佐为引。此则热伏少阴,故用阿胶、玄参育阴,鲜生地、川连清温,鲜石菖蒲通窍达邪,童子小便为引。一寒一热,两两相对。仲景之秘,唯叶氏能通变之。”他又说:“《存真》另有一案,证见脉微.下利、厥逆、烦躁、面赤戴阳,即用白通加入尿汤,处方为炮生附子、干姜、葱白,煎好冲人尿一杯。”两相对照,益见本案是以阿胶、玄参、生地当白通汤中附子,以川连当干姜,以菖蒲当葱白,而用人尿则相同。护阴清温之法从通阳温经之方脱胎而出,可谓推陈出新。”听了程老的分析,我才恍然悟到读书既要从有字处着眼,又要从无字处着眼,重要的是要多动动脑筋,从此改变了对叶氏的看法。所以尽管彼此事忙,接触机会并不多,点给我的“金子”当然也不多。但我从他那里多少学得了一些“点石成金”的“指法”,学乃大进。这是千金难买的。 最后,要活学。医生读医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看病,且不谈研究。“善读书斯善治病,非读死书之谓也;用古法须用今方,非执板方之谓也。”学过的东西,一定要到临床中去检验,看它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修改。俞根初有一段话;“吾四十余年阅历以来,凡病之属阳明少阴厥阴而宜凉泻清滋者,十有七八;如太阳太阴少阴之宜温散温补者,十仅三四;表里双解,三焦并治,温凉合用,通补兼施者,最居多数。”这实在是临床体会有得之言。这就把《伤寒论》读活了,有自己的见解了。有些理论,必须接触到临床,才体会得真切,例如《金匾要略》讲瘀血病人“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我曾把它当作“渴不欲饮”看。后来在临床上看到的肝硬变病人多了,有些病人往往诉说口中粘喊,始恍然于“但欲漱水,不欲咽”是因口中粘腻,根本不渴(当然,肝硬变病人也有口渴者)。所以《金匮》说它是口燥而不是口渴,尤在泾释为“血结则气燥也”,与“渴不欲饮”完全是两回事。又,肝硬变初期病人,往往外无胀满之形,而内有痞闷难受之感。《金匮》说“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可谓曲尽形容;尤在泾释为“外无形而内实有滞,知其血积在阴而非气壅在阳也”,更属一语破的。炙甘草汤中的麻仁,柯韵伯疑为枣仁之误,似属有理,但在临床上看到心脏病患者,在大便干结之时,病情往往增剧,必须保持大便通畅(不是泄泻),就体会到炙甘草汤中所以用麻仁之理。通过临床,得到经验和教训,再去温习理论,会对理论理解更深,而这时理论对临床才确实具有指导意义。我在青年时候曾治一湿温病人,病已多日,心下痞闷不舒,大便不通,舌苔黄,有可下之征,用小陷胸汤加味,服药后得利,胸腹宽畅,但随即衰竭而死。病家归咎于命而不归咎于医,但我终觉得小陷胸汤用得不对头,有内疚之心,而不明其所以然。后来深入研究叶天士的《温热论》,读到“湿温病,大便溏,为邪未尽;必大便硬,乃为无湿,始不可再攻也”一段,才知道我的错误,就在于湿温病大便已硬而下之,犯不可再攻之戒。《温热论》讲的真是经验之谈,对临床极有指导意义。所以要做到活学一定要联系临床实际。 学中医,在没有学通的时候,尽管苦学,不通的地方还是很多,会陷入困境,一定要熬过这个关。我是熬过这个关的。铁杵磨成针,只要工夫深,终有一日,会得豁然贯通。这以后,一通百通,左右逢源,学起来便容易了,这叫做“顿悟”,是从苦学中生出来的“巧”。但没有苦便没有巧,没有“渐悟”便没有“顿悟”。 博学要与多思结合起来,还要能返约。博学之返约与浅学有质的不同,一则守一家之言而不排斥他家,一则见闻狭隘,拘泥于一家之言而自以为是。临床决不可少,脱离临床的理论是空头理论,即使讲得头头是道,也只是“花枪”,中看不中用。 上面讲的一些,是我治学的体会。 学,然后知不足。汗牛充栋的医书,我读过的不过沧海之一粟;千变万化的疾病,我治好的不过其中一二。学问,可以达到一定的造诣,但永远没有止境。到了晚年,我重新认识到《内经》这部书,是中国医学的渊薮,深悔没有用过工夫。不学《内经》而治学,犹如无根之萍。历代医家,特别是宋以后的各家学说,无不渊源于《内经》而又各有发挥。吾有志于此而未能也。孔子云:“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我是这样想:假我数年,七十以学《内经》,可以无恨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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