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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说:韩愈成才是依靠伯乐吗

 风雨黄昏后 2021-12-04

这是我对八下语文教材《马说》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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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1800字,阅读大约需5分钟

《马说》一开篇就提出了自己的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是伯乐发现了千里马,假如没有伯乐,那也就不会有千里马了。第二句则揭示了一个现象,“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常有”和“不常有”的数量反差之中,大部分千里马被埋没的命运简直是注定的。

那些没有被发现的千里马,只能在“奴隶人之手”中受尽屈辱,和普通的马“骈死于槽枥之间”。这样的马,一生是委屈的,因为它本“有千里之能”,最终却不能“以千里称也”,生命的可能性不能够实现,尤其是这匹马意识到自己能够日行千里的时候,如何能不憋屈呢?

一匹能日行千里的马,为何不能以日行千里著称呢?韩愈认为是“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这样就导致这匹有千里之行的马吃不饱,吃不饱就没有力气,就像是一个很健壮但是饭量也很大的人,和常人吃同样多的饭,常人已经撑了,他还饿得摇摇晃晃。总是没有力气,自然也就既不能跑远又不能负重,甚至连普通的马都比不上,反而被认为是劣马。于是,一匹能成为千里马的马就被埋没了。伯乐自然不会犯这样的错误,而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对待有千里之能的马,——“食之能尽其材,策之能以其道,鸣之能通其意”。

其实,当马的千里之能显现出来之后,做到这些都不是难事。真正的难处仍然在于一个“知”字。马“食不饱”的根源在于“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以至于马的“才美”不能够被发现。而马的“才美”要被发现,要么是“才美外现”,要么是有“伯乐”。前者有赖于个体的成长,最终让他人“知”(知名);后者有赖于独具慧眼之人的“知”(发现)、提携与培养。

那么,如何让别人“知”呢?

韩愈首先想到的是“鸣”,发出自己的声音,希望有人能够“通其意”。《马说》大概作于795-800年间。据宋朝程俱《韩文公历官记》记载,韩愈“贞元二年,始至京师,举进士,凡四举,至八年乃等第,年二十五矣”。二十五中进士不可谓不早,但考虑其第四次科举才考中进士,似乎其才华也并不引人瞩目。此时,已经是公元793年。之后,韩愈又“三选于吏部,不得官。闻吏部有博学宏词选者,再试,才一得,又黜于中书”。吏部选官,韩愈没有得到机会。博学宏词科,是专门选拔能文之士的,“十三能文”的韩愈竟然也没有考中。前前后后,韩愈在吏部受挫6次,始终不得任职。这一耽搁,就到了贞元十一年(796年)。正月起,他三次上书当时的宰相请求任职。这三封书分别是《上宰相书》《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后廿九日复上宰相书》。此时,韩愈还不过是一介“前乡贡进士”,哪怕是吹捧对方为“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发”的“周公”,仍然得不到任何回复。(程俱《韩文公历官记》:“十一年正月,三上书时相,不报。”)但他屡试不中,不被认为是有才之士,无法仕进,也实在是平常事。因此,韩愈“五月去京师,有不遇时之叹”。

不过韩愈是一个性情坚韧的人,他“三岁而孤”,被兄嫂抚养长大。又自学成才,“七岁已知诗书,能记他生之习。十三能文”。虽然无法通过正常途径进入仕途,而不得不先后去做了节度使董晋、张建封的幕僚,任推官这样的小官职,但他始终“有忧天下之心”,未曾想过“不得于朝,则山林而已矣”。此后,韩愈几经辗转,终于任职监察御史,又屡经沉浮,但他始终不忘记“进学”。所作《进学解》,虽是满腹牢骚,却也是自身所持之道: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
今先生学虽勤而不繇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不显于众。……动而得谤,名亦随之。投闲置散,乃分之宜。

不管境遇如何,韩愈始终坚持自身的修炼。最终,“执政揽之,奇其才”(《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一》),韩愈的“千里之能”终于被发现。当韩愈、柳宗元主张“载道”“明道”,掀起古文运动,成为文坛盟主,谥号为“文”,影响了此后数百年文坛风气,甚至被苏轼誉为“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的时候,谁会想到他竟然是曾经是吏部试博学宏词科的落第者呢?

韩愈不是通过“鸣”让别人真正地认识了自己,而是通过日复一日的“勤”“思”,让自己的“才美外现”,成为真正的“千里马”。

因此,有千里之能的马最终能否成为千里马,其关键又不在于他人知不知,而在于自己是否发现了自己的“千里之能”(潜力、天赋,或者说天命),又能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培养自己,使潜力成为实力。“伯乐”确实能够发现一个人的“天赋”,成为一个人成才道路上的助力,但诸事皆依赖于“伯乐”,怕是曲解了韩文公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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