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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再婚后,朱安回忆:他给许广平剪发,对我不太好,我没啥指望

2021-12-04  万法皆是缘

对自己的封建小脚的妻子朱安,鲁迅自始至终都怀着一种“畏怯的同情”,只可以远远地供着,心怀愧疚,不可靠近,恐生厌恶。

有一句话说“两个好人在一起,却互相伤害。”鲁迅是好人吗,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朱安呢?倘若是寻常的定义,她定然是好人,但在鲁迅看来,这个好字,却又要多加一个引号。因为这份好多了一份尴尬的不必要以及无可奈何。

朱安自然是对鲁迅很好的。

甚至她对鲁迅的好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有一次鲁迅生病了,吃不了饭,朱安就给他烧粥,每次烧粥前,都要很费劲地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糊。她还托人到稻香村等有名的店里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买些鲁迅平时爱吃的菜下粥,但是她自己却一点也不吃这些菜。

她还很费劲去猜测鲁迅的心思。朱安的菜烧的很好,鲁母不止一次和别人夸赞说自己的儿媳妇做得一手好菜。可鲁迅基本不和她讲话,她就观察鲁迅平时吃饭,哪道菜今天吃得多些,下一次就做得多些。

那时候他们住在砖塔胡同,房间很小,鲁迅的书桌就在朱安的房间里。朱安的房间和邻居家很近,邻居家的小孩很吵闹,朱安就去拜托邻居,大先生在家的时候请一定要保持安静。她自己呢,在鲁迅写作的时候,就在厨房备饭奉茶,绝不发出一点声响。只要鲁迅咳嗽了一声,她马上就会悄悄靠近观察,大先生是不是要喝茶,是不是要吃饭了。

她什么都为鲁迅想到了。但是她的关心有时候却会弄巧成拙。她没有读过书,很多事情都是按照她自己的想法自我揣测出来的。

有一次,鲁迅的学生常维钧来了。那天天气炎热,扇着扇子都要出一堆汗,结果朱安泡了两杯热茶,还送去两碗热气腾腾的藕粉当点心。常维钧很尴尬,热上加热,这怎么吃呢?鲁迅就对常维钧摇头苦笑着说,既然拿来了,就吃吧,无非是再出一身汗而已。

那时候的鲁迅已经是有名望的公众人物,所以可想而知这样好心的尴尬必然是不少的。但这已经是朱安所能做到的所有对外努力。可她和鲁迅的世界毕竟是太远了。两个注定是不会有交集的人,强行凑在一起,必然是互相伤害。哪怕这是两个好人。

但鲁迅是真的不喜欢朱安。

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认真。他的眼神恍惚,从来没有折射出她的影子。

后来两个人甚至连话都不说了,交流绝对不会超过三个字,早晨朱安喊鲁迅起床,鲁迅答应一声,朱安喊鲁迅吃饭,鲁迅又答应一声,晚上朱安睡得比较早,睡前总要问门关不关,鲁迅就说关或者说不关,要么朱安找鲁迅要家用钱,鲁迅这会才会超过三个字,要多少。

鲁迅是能不和她交流就绝对没有交流。为了省得和她讲话,他甚至想出来这样一个办法,他在床底放了一个箱子,这个箱子的盖子面朝上对着朱安的房间门口,鲁迅每次把要换洗的衣服脱下来放在床底的箱子里面,朱安就把这些衣服拿去洗洗干净,再放在门口的箱盖子上面。鲁迅过来拿箱子和盖子,上面都盖着一层白布,外人也不知道里面的奥秘。

家里就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刻意的安静,两个人好像不是夫妻,而只是搭伙过日子的。

后来母亲鲁瑞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有一次问儿子,“她有什么不好?”

鲁迅只是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

鲁瑞又问:“怎么谈不来呢?”

鲁迅说:“和她谈话没味道,有时还要自作聪明。有一次我告诉他,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她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其实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就是全中国也没有,她怎么能吃到。这样谈不下去了。”

谈话不是对手,没趣味,不如不谈。

鲁迅虽然试图和朱安交流,可是朱安一开口就让他觉得话不投机半句多,没了谈话的期待,自此就再也不想跟朱安讲话了。

曾经的鲁迅对于妻子还是有几分期望的。

他在日本留学,听闻母亲为自己定了亲,虽无可奈何无法退婚,但还是去了信,对女方提了两个要求:

希望你可以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

他显然对于自己的未婚妻子是有憧憬的,希望她能够放弃裹脚,能够识字,不求跟上自己的脚步,但起码自己能够有说话的对象。

但是朱安觉得这绝不可能。但凡正经人家的女子又怎么会不是小脚,读书就更不可能了,“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小熟读《女经》的朱安觉得读书是全没有必要的。

她说:“即便没有放足读书,我始终都是周家媳妇。”

她封建且固执,最可怕的却是自以为是,而这种自认为的聪明更是将她和鲁迅的关系,越推越远。

离家七年,定亲的那年,朱安21岁,而现在她已经28岁了。

朱家派人来问鲁母怎么鲁迅还未归,绍兴的老礼儿,女孩子28岁了还未出嫁,意头不太好,更何况他们还听说鲁迅在日本娶了个日本女人,连孩子都有了。

鲁母慌了,连忙给在日本的儿子写了封信,谎称自己得了病。鲁迅见了信,着急忙慌地就买了船票回了家。

他自然是极孝顺的,可等到了家,却傻了眼。母亲身体健康自不用说,家里也盖了新房,装了修,新房也已经布置起来了,万事俱备,欠的就是他这个新郎官。

鲁迅向来是厌恶欺骗的,可是这次骗他的却是自己的母亲,他觉得荒唐至极的同时又是无可奈何,只好点头同意结婚。其实他对婚姻本身是采取一种无所谓的态度的。他对自己身体状况本来就不乐观,现在又投了革命,死无定期,所以他常自嘲:“我躬不阅,遑恤我后。”

而现在这种情形,也就是如同鲁迅在小说《孤独者》中描写的魏连殳一样,“什么都可以的”。

既然已经无所谓,那就无所在乎。

他在东洋避了7年,为的就是不与朱安结婚,到现在情形亦是这样,他也只能接受。倘若新娘子是温柔体贴的倒也还好,可现在这个新娘却是个十足的“聪明人”。

结婚当天,鲁迅带着一个对他来说近乎是屈辱的红缨大帽子,里面还装着一只长长的假辫子。新娘子从花轿里出来的时候,一身古装,可是刚迈出来一只脚,绣花鞋就掉到了地上。

原来为了讨鲁迅欢心,朱安特地换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假装大脚,可是她的脚实在是太小了,所以她还在鞋子里塞了好多棉花。可不想刚出了花轿,鞋子就掉了。

众人一声惊呼,而鲁迅刚扬起的笑脸瞬间就阴沉下来了。

鲁迅三弟周建人后来回忆 :“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

希望落空的鲁迅表现得十分决绝。鲁迅的叔父周冠五回忆新婚之夜晚上的情形 :

“结婚的那天晚上,是我和新台门衍太太的儿子明山二人扶新郎上楼的。在一座陈旧的楼梯上,一级一级都铺着袋皮。楼上是二间低矮的房子,用木板隔开,新房就设在靠东首的一间,房内放置着一张红漆的木床和新媳妇的嫁妆。当时,鲁迅一句话也没有讲,我们扶他也不推辞。见了新媳妇,他照样一声不响,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

周家的佣工王鹤照当时18岁,他透露了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细节 :

新婚的次日早上,他发现鲁迅的脸被印花被的靛青染了颜色。

这不免让人想到前一晚,他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很久。

第二天晚上鲁迅就搬去了书房,第四天他带着二弟周作人去了日本,此后几年再没回国。而嫁进周家的朱安自此心满意足,安心侍奉婆母,她知道大先生不喜欢自己,可是觉得只要自己伺候好了婆母,大先生终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

朱安和鲁瑞

可她显然是想多了。

回到日本的鲁迅,将这桩婚姻视为奇耻大辱,几乎从不开口提这桩婚事,他仅仅对好友许寿裳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鲁迅此时对这桩婚姻的态度明显就是悲观的,他所希求的琴瑟和谐,举案齐眉都成了一场空。但他又是一个十分宽厚的人,纵使他平常是个勇猛精进的人,但是在对待自己亲人他又是极其不忍心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

可是在屈服的同时他还是反抗了,那就是用最无声的冷淡来表达了自己的不满。而这也是鲁迅性格中决绝中眷顾的最好的注脚。

朱安一直在等待。

等鲁迅回来娶她,等鲁迅从日本回国,等鲁迅回心转意。

可她渴望婚姻美满,却一生守活寡;渴望得到丈夫的温情爱抚,琴瑟和谐,但几十年间她一天甚至一刻都没有得到;她渴望做一个母亲,享受天伦,可是这只能在梦里实现,而梦醒之后更为心碎。

后来鲁迅终于回国了,那是1909年,鲁迅终于结束了长达七年的留日生涯,回到了故乡,前后一共等了十年的朱安终于有了一丝希望。

然而,鲁迅的态度很快让她心疼。

鲁迅回乡以后就到处跑,不是当老师就是当校长。跟朱安相处的时间非常有限。就算同住一个屋檐下,鲁迅晚上也是独自睡一屋。

他白天教书,会友,晚上抄写古籍,打发漫漫长夜,和朱安呢,能避免见面就避免见面。他是不愿意见到朱安的,暮气沉沉,说不出的厌恶,又不能赶她走。他终究是善良的,被赶出家门的女子在当地只有死路一条。

但即使这样刻意回避回避,两人还是常常碰面,见了面还要多费些唇舌。对外呢,还要保持一些夫妻之间基本的体面,可笑脸却是绝对没有的。朱家和周家的长辈多次劝说他们要和睦一点,可是朱安努力了,鲁迅呢,却摇摇头,把她推开了。

根据鲁瑞的回忆说,他们既不吵嘴,也不打架,平时不多说话,但没有感情。

两人各归各,根本不像夫妻。

不,甚至连陌生人都不如。

鲁迅也不是没努力过,可是刚一开口,就情愿刚才没说。因为在他面前,朱安的自卑感太强,没有读过书,受到的都是封建教育,在丈夫面前唯唯诺诺,连声附和,能说出什么来。那就什么也不要说了。

而婚后的鲁迅也一直过着苦行僧一样的日子,即使是冬天也不穿棉裤,整年都用冷水洗澡,为的就是拒绝和朱安交流,拒绝和朱安同房。他和朱安的心灵有着巨大的隔阂,对于这个家他实在是失望至极,过得太过苦闷。

他甚至希望朱安根本没有出现在他的生命中,他的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要离开这里。

他不断给许寿裳写信,让他帮自己在外面寻找工作。1912年初,鲁迅如愿以偿,离开了令他失望的故乡和家庭,到南京去工作了几个月。5月份又和许寿裳一起去北京就任教育部部员,朱安又开始了长达七年的等待。

转机出现在1919年,这一年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买了一套宅子,共花了三千五百块钱,用光了他所有积蓄不够,鲁迅还卖了老家的房子。他是不准备回去了,把母亲鲁瑞还有朱安都接到了北京。

这一年朱安40了,已经无望生儿育女,就算追随鲁迅一起去异地生活,前途也是一片灰暗。朱家也知道,周家是没什么好不舍得,可是娘家却可能再也见不到了,但是嫁出去的女儿就如泼出去的水,对娘家依依不舍的朱安只能做临行前的准备了。

朱安和娘家人得合影

她去和娘家人拍了一张合影,还有母亲的一张单人照,将作为分别的纪念,打这一次分别后,他们母女此生就再也没有见过一次面。朱安去世后的遗物里,这两张照片都保存完好。

八道湾的房间一共有二十多间,鲁迅是打算一大家子住在一起,兄弟永不分家。

当时二弟周作人和三弟周建人都已成家,鲁迅特地买的这个非常大的宅子,就是为了两个弟弟的孩子有地方玩。

可是没过几年,鲁迅和周作人失和,搬出了北京八道湾,搬进了砖塔胡同61号。

在当天的日记里,他这样记叙当日的搬家:

“二日,雨,午后霁。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砖塔胡同的房子比八道湾小太多,相比之下,这里的房子又矮又小,且只有两间房。如果鲁迅母亲鲁老太太要前来住,那她只得和朱安挤在一起睡。

砖塔胡同的房子

可住在砖塔胡同的日子,是鲁迅和朱安此生唯一可称得上“二人世界”的时光。

此时的朱安年已经44岁了,而鲁迅也已经42岁了。照理说,此时的朱安应该已经死心了,可是她又开始自作多情了,她心里竟然又开始了有一丝幻想,她觉得鲁迅觉悟了,要开始和她“复合”了。

原因全是因为鲁迅说的一句“凡归我负责的人,全随我走。”

跟我走,对朱安来说,不就是意味着,鲁迅要开始对她负责了?

可她显然又是多想了。

鲁迅搬走前,找朱安谈话,说自己准备搬到砖塔胡同暂住,问她是打算留在八道湾,还是回到绍兴的朱家去。如果她愿意回绍兴,他将按月供应她的生活。

朱安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迟早也要跟你过去的。我独个人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有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

其实很多人后来说到鲁迅的这句话,都觉得这不过是鲁迅一种委婉的表达,他总归不能真的把朱安赶出去,况且他看到了朱安年纪已经大了,趁着还年轻,可以回到绍兴去再改嫁,社会风气已经不一样了,她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可是朱安却想岔了,她以为这是鲁迅让她跟自己走,要对她负责了。因为她没有读过书,也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所以,她的很多行为都是“自我揣测”后的结果。鲁迅离开八道湾时,明明可以将朱安和母亲留在八道湾,可他却独独把自己带出来了。

这样的结果,自然会让朱安觉得:大先生这是想和我好啊!

她以为鲁迅是觉悟了。从前对她的不好,现在要改变态度了。可她却并不知道,她的一同离去,已经成了鲁迅不得不背负的责任,他们虽然同在一个屋檐下,但他们之间却隔着星辰大海,完全不在一个世界。

住进砖塔胡同几个月后的当年12月,鲁迅发表了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演讲中,他坦言:娜拉出走后,只有两种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饿死了’。

鲁迅是明白赶朱安离开自己的后果的,因此他的心里常怀着一种怜悯,一种同情,可是这种怜悯绝不是说,因为这样,所以我要对你负责了。

可朱安却全不管那些,她满心希望和大先生从此双宿双飞,可越是接近,越是看见鲁迅那张冷峻的脸,她内心所有的话都吞了回去。

她很快发现鲁迅是真的不想看到她,甚至于她的存在,她的呼吸都是一种错误。

家里始终被一种诡异的氛围笼罩着,但朱安忍耐超过极限也会爆发。

有一次,鲁瑞寿诞,请那些宾客来家宴。开席之前,朱安突然穿戴整齐,走了出来,向亲朋好友下了一跪,说:

“我来周家已许多年,大先生不肯理我,但我也不会离开周家,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后半生我就是侍奉我的婆母。”

说完这番怀着怨气的话以后,扣了头就退回了房间。

事后鲁迅说,中国的旧式妇女也很厉害,从此所有的同情都被她争的去,大家都批评我不好。

可也就是这次爆发,把本就不相爱的两个人越推越远,甚至将鲁迅推向了别人那里。

鲁迅在北师大教书的时候有很多的女学生。那时候的女学生接受了新的社会风气,年轻、时尚、剪着短发、穿着黑布裙、态度落落大方,朝气蓬勃,浑身都散发清新的气息,和怯懦、阴郁的朱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鲁迅很愿意和这些年轻人接触,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最早出现鲁迅家的女性有许羡苏、俞芬姐妹、王顺亲等。

1925年元旦,鲁迅还在日记里记载了他和学生们一起吃饭、看电影的相关,他写道:

“一日,晴。午伏园邀午餐于华英饭店,有俞小姐姊妹、许小姐及钦文,共七人。下午往中有天看电影,至晚归。”

朱安很是怯懦地在一旁窥探着他们,她发现自己和鲁迅之间存在着的鸿沟已经成了天堑,没有愈合的可能。她太介意了,而且内心充满了嫉妒,她发现鲁迅和那些女学生交流时候的表情是从未见过的惬意。她嫉妒,她胡思乱想,她看见那些穿着竹布短衫的年轻女生来找自己的丈夫,看到丈夫阅读她们来信时候显露出来的愉悦的表情,内心里充满了沮丧。

许广平

后来他们又搬家去了西三条胡同,家里又住进了许广平。

朱安在面对许广平的时候无疑是极其自卑的,作为一个没有知识,没有谋生能力的小脚妇女,朱安面对这些新女性显然是自卑且沮丧的,她无法了解大先生心里在想些什么,只能在一旁不安地继续窥视着。

有一次,大先生替徐广平剪头发,她第一次发现一向冷静的大先生竟然也有柔情的一面,而这种柔情是从不会在她面前出现的。她心里于是愈发自卑,甚至看向鲁迅的眼光里充满了胆怯,她害怕,她害怕有一天鲁迅会抛弃她,随着那个许广平自此远去。

于是她竭力挽留,她把所有心思都放在怎么对鲁迅“好”上了。

冬天时,鲁老太太因见鲁迅身上的西服裤是单的,便嗔怪朱安道:“无怪乎他不喜欢你,到冬天了,也不给他缝条新棉裤。”

朱安听了后,便紧锣密鼓地给丈夫做了一条新棉裤,做好以后,她将棉裤折平整偷偷放在他的床上。

让鲁老太太和朱安都没想到的是:鲁迅看到棉裤后,竟直接将棉裤扔出来了!

这样的结局,显然让鲁瑞和朱安都寒心不已,鲁老太太只得差孙伏园去问问缘由。孙伏园回来后将鲁迅的答复说出来了:“一个独身的生活, 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

鲁母

鲁迅显然没有说实话,真实情况是:他并非不需要棉裤,而是不需要朱安做的棉裤。而此时,鲁迅与许广平的感情也已经进一步升温。

正是在“棉裤事件”后,心灰意冷的朱安终于明白了,她终究是不可能和鲁迅好起来了。对他再好,也是无用的,因为一个人眼里没有你,你做再多,他也是视而不见的。

朱安终于心死了,既然想紧紧抓住丈夫的心而不得,她决定还是要为自己拼一把。于是她孤注一掷,在鲁瑞的寿宴上闹出这么一出。她已经知道丈夫的心是不可得,她也知道自己那样做了之后,鲁迅这般固执的人,定是会从此对她更加冷漠了。

可若她不如此,那她将随时都有“连那仅有的名分”都守不住的可能。

她已经退无可退,拼此一搏,总好过魂无归所。

她终究赌赢了一次,可自此以后,她同鲁迅再无和好的可能。

1926年8月26日,在西三条胡同住了一年多后的鲁迅终于决定离开北京,同许广平到上海去了。

许广平在给鲁迅的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旧社会留给你苦痛的遗产(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 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

但鲁迅现在已经做出了选择,那就是舍弃这一切,既然朱安求得夫妻之名,那么这仅剩的夫妻之实就给了许广平了吧。离开北京,外面的世界大好。

走的那天,他没有叫母亲和朱安送自己。一个人教了一辆黄包车,带着所有的行李,去了车站。他头也没有回,怕看见母亲身边的那个矮小的身影和落寞的神情。

鲁迅在上海没多久就和许广平同居了,没过几年就生下了儿子周海婴。

朱安得到消息以后很是气愤,可是鲁瑞很开心,她也只能无可奈何,一个人把所有的愤懑憋在了心里。

鲁迅一家人

当鲁迅的学生俞芳问她“那你以后怎么办”时,激动地道:

“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俞芳听到这话时非常意外,她想不到一向沉默寡言的大师母会说出这番话来,后来,在回忆这段过往时,她充满同情地说:

“我听了这话,感觉眼前好像真有一只蜗牛落地跌伤了,再也爬不起来了。记得大师母曾偷偷跟她们学体操,曾经也在老太太的劝说下剪去了发髻,不错,她一直都在努力,努力向上爬,希望有一天能接近大先生,可是,最终还是落空了……”

在异地的鲁迅后来一直给鲁瑞和朱安汇钱过来,以维持他们婆媳的生活,但鲁迅于1936年病逝。

鲁瑞对周作人说,老二,以后全要靠你了。

周作人却说,我苦,我苦哉。

时局险恶。七七事变爆发,日军侵华,北平沦陷后物价飞涨,但后来周作人还是分担了一部分母亲和朱安的费用,剩下的钱由徐广平通过鲁迅的版税支付。

也得亏鲁迅生前与许多人有交情,靠着亲朋好友们的帮助,婆媳俩也还是勉强的撑着过来。后来那些接济婆媳俩的人,有的被日本宪兵抓去了,转款也越来越困难,许广平在上海也被抓了。一时之间,婆媳两人断了生计。

1943年4月22日,鲁瑞带着内心的忧患离开了人世。

临终前,鲁瑞叮嘱周作人,要他继续给钱朱安这个终身服侍他的媳妇,并且叮嘱朱安一定要收下,说这是属于朱安自己的钱。

自此西三条只剩下朱安一个人。周作人虽然负担着朱安的部分费用,但是给的钱毕竟不多。朱安过着极其困苦的日子,随着物价飞涨,周作人给朱安的钱并不涨,朱安眼看就要饿死,周作人就教唆朱安出售鲁迅的藏书。

远在上海的许广平还有鲁迅不少的友人得到了消息,心急如焚,做出了非常大的努力,救济了朱安,才避免了这件悲剧的发生。

朱安非常感激他们的救助。

老年朱安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朱安的困境引起了不少人的同情和关注,他们纷纷登门来看望朱安,并且送上钱款。

但是朱安为了鲁迅的名誉一概不收。后来一位记者来采访朱安,看到她正在用晚餐:半个小米面窝窝头,一碗白菜汤,另外有几袋煎辣椒、白菜和霉豆腐。

1947年的除夕,朱安病入膏肓,作为一个旧式妇女,她最记挂的却是自己的后事该如何办理,由谁来祭奠她,将来谁给她烧纸钱。

她还提出死后一定要去上海和鲁迅合葬,但是显然不太可能,大家都认为不合适,只得随口答应她。直到临终前最后一刻,她还幻想着死后能和鲁迅团聚,能被鲁迅接受。

朱安死后,虽然不能满足她和鲁迅葬在一起的愿望,但大家她认为毕竟侍奉了鲁瑞一生,和鲁瑞葬在一起比较合适。

现在的保福寺桥

可惜也未能如愿,后来只得将她葬在西直门外的保福寺。结果后来还被毁了,至今也不知她魂归何处。

鲁迅在砖塔胡同写了《祝福》,其实很难不说不是根据朱安为原型写的。

祥林嫂质朴善良,她愿意起来和封建的旧社会抗争。可是那些巨大的舆论漩涡却满满将她吞噬掉了。她被那些看客嘲弄、侮辱与伤害,而且直到最后,她也没有觉悟过来,自己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祝福》的开头有这样一段: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盯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我于是吞吞吐吐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我很吃惊,只得支梧着,“地狱?——论理,就该也有。——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 我以说不清为由结束了对话,匆匆的逃跑了。 过了一夜,祥林嫂就死在了街边。

祥林嫂剧照

鲁迅在砖塔胡同和朱安同处一室,创作出了这篇小说。祥林嫂身上带着太多朱安的影子了,默默地忍受着命运,别人异样的眼光。鲁迅的笔下带着一种悲悯,可他最后还是逃开了,就像是我开头说的那样是怕生厌恶,所以远离。

可朱安和祥林嫂又实在不同,她从一开始就认命了,她不敢反抗,即使那所谓的“一跪”,也不过是为了自己的地位而祈求的。她从始至终没有意识到,鲁迅的厌恶从来不是针对她本身,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他同情妇女,可他不同情愚昧。

后来朱安也死了,她最后呐喊了一声,实在惹人怜悯之心,却终使得自己成了一件无人珍惜的“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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