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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积明 一 出峡 大历三年（768）春，居于夔州的杜甫出峡东下，由川入鄂，这一年，杜甫57岁。 夔州古城，即今天的奉节。夔州地势雄奇。长江三峡正是以奉节的白帝城为起点，东到湖北宜昌的南津关。这一段江面水流汹涌湍急，两岸高峰夹峙， 重岩叠嶂，隐天蔽日，猿啼声声。 自乾元二年（759）七月弃去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后，杜甫先携家流寓甘肃秦州（今天水）、同谷（治所在今甘肃康县），后又由陇右入蜀。在四川，他两度居于成都，在浣花溪旁盖起了草堂。 杜甫在成都，一度有退隐闲居、终老草堂之志。但心中思乡之情念念不忘。代宗宝应二年（763）正月，在平叛战争中已经扭转战局的唐军大破史朝义兵。史朝义走投无路，败走广阳自缢。他的部将李怀仙斩其首来献，河南、河北诸州县尽为唐军所收复，为祸八年的“安史之乱”宣告平息。当时正流寓梓州的杜甫欣喜若狂，激情奔涌直泻，走笔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杜甫一生悲苦，其诗强半言愁。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则是句句有喜跃意。清人浦起龙因此称这首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千年之下，我们仍能被当年杜甫的激情、杜甫的欢欣，被这首诗一气流注的节奏和旋律深深打动。 就在这首诗中，杜甫提出了他的漂泊目标：“还乡。”乡在哪儿？杜甫在诗下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这个“东京”，指的是洛阳。诗中，杜甫规划了他的还乡路线：从巴峡穿巫峡，下襄阳向洛阳。 永泰元年（765），又发生一件对杜甫后半生有决定性的事件。这一年春间，杜甫因剑南节度使严武荐举，被朝廷重新起用，授职检校工部员外郎，并召他入京。后世称杜甫“杜工部”，正缘于这一职务。“检校工部员外郎”虽然不是实职，仅相当于今日的工业部工业司助理巡视员，但官阶六品，并可立朝言事，比起杜甫之前所担任的职务，官位既高，待遇也丰厚，因此，杜甫心下是窃喜的。杜甫仕途多厄。天宝年间，他以献赋得出身，除右卫率府胄曹参军。安史战乱起，杜甫适在奉先料理家事，身陷长安。后在奔赴行在的途中为叛军俘获，押赴长安。至德二载（757）四月，杜甫冒险逃归凤翔，谒肃宗，拜左拾遗。当月，房琯罢相，杜甫疏救，触怒肃宗，诏付三司推问，若非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后果不堪设想。杜甫本已在肃宗的大怒下幸免，但却又借谢免三司推问，再次进谏，被肃宗诏放归鄜州（今陕西富县）省亲，实则实行政治放逐。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至华州未久，因关辅大饥，又不屑吏务，杜甫弃官而去。杜甫虽不再任官职，但有两大心事念兹在兹。一是忧国忧民之念始终未息。他在漂泊途中，亲眼目睹国家的破败与人民的苦难，希冀以自己的力量，有俾于社稷。二是衣食困窘无计解除。唐代的官员即使退休后亦有不错的待遇，但杜甫是主动辞官，已被吏部停秩，仅靠友朋救济为生，处境极为窘迫。晋京为郎，既能实现他自青年时代起就追求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经世理想，也可藉俸禄以及他在两京的产业缓解生活上的困难。永泰元年（765），杜甫终弃成都草堂踏上出蜀之途。 杜甫离开成都后，舟行约四个月，到达云安（今重庆市云阳县）。由于旅途劳顿，舟行受潮，杜甫多年旧疾肺病和消渴症同时发作，病情严重，不得不暂留云安，卧枕养病，下峡计划因此推迟。大历元年（766）暮春，杜甫移枕夔门，继续休养。 杜甫在夔门，先暂居白帝城，其后移居瀼西，最后徙居东屯。 峽中的日子宽闲悠长。得到夔州都督柏茂琳的资助，拥有瀼西的果园四十亩，蔬圃数亩，又被安排检校东屯公田百顷的差使，杜甫不再有穷饿之苦。好久没有这样放松了，他倚杖徘徊，凭几对云，赏玩寒水之波影，远听秋山之远响。掩卷之余，他一任葛巾歪斜。阳光好的时候，一边读书，一边曝背向日取暖。他远离了荣华，也远离了礼法。 夔门的日子静寂悠闲，得意自适，杜甫在这里将息调养，健康逐渐恢复，但他内心却是忧心忡忡。根据朝廷规定，官员到任是有一定限期的，这个限期叫“瓜时”。而杜甫自永泰元年初出行，至今已栖迟二年有余。“瓜时拘旅寓”，杜甫自感前景不佳，他虽试图与朝廷联系，但毫无音信。在焦虑的心境下，杜甫感到分外孤独。傍晚时分，牛羊回到栅栏内，一扇扇柴门关闭。石泉自流，草露自滴，风月自清，杜甫突然发现，“江山非故园”，这个世界原来与自己无关。他只有退居斗室，与孤灯相对。时间稍长，夔门的雄奇景色也变得单调起来。“卷帘惟白水，隐几亦青山”。他来到峡江边，劲疾的江风吹动他的白发和袍衫。江水滔滔，猿啼断肠。杜甫吟出了千古名篇《登高》：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亭浊酒杯。 这首诗大气盘旋，悲凉沉郁，道尽杜甫老病孤愁、飘泊零落的情感。明人胡应麟评价说：“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 大历二年春，迁居夔州一年的杜甫突然接到其弟杜观的来信，得知杜观已从长安到江陵，不禁悲喜交集。他写了一首给杜观的诗，诗中写道：你到了江陵府，何时到峡州呢？战乱以来，我们彼此分离，渺无音讯，突然来书，即将见面，一旦相聚，我身患的疾病都会痊愈。我盼望你来呀，每天都泪眼登楼，遥遥远望。有你近在身边，晚年就有了寄托，后事也有人料理，真令人欢欣呵。其期盼之情，不可言状。 大历二年初夏，杜观来到夔州，与杜甫相聚。旋即离开夔州，前往蓝田迎新娶的妻子回江陵。此次夔州相见，两人约定，待杜观回到江陵后，杜甫即出峡卜居。杜甫兴高采烈地写道：“满峡重江水，开帆八月舟。此时同一醉，应在仲宣楼。”仲宣是东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的字号。王粲避乱于荆州，曾经登荆州楼作赋，怀思其故乡，后人因此称荆州楼为仲宣楼。杜甫心怀憧憬，想象着和杜观在此楼上团聚，一醉方休。 自从与杜观定下江陵之约，“江陵”便成为杜甫念兹在兹的地方。“闻说江陵府，云沙静眇然。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水有远湖树，人今何处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峡中天。” “云沙静眇然”是思其风景，“白鱼如切玉，朱橘不论钱”是思其物产。“水有远湖树，人今何处船”言江陵有远在湖边之树，但欲往江陵之人，其船尚系峡中。“青山各在眼，却望峡中天”，是感慨不能尽早出峡。有意思的是，杜甫这首向往江陵的诗题目是《峡隘》。诗评家解释说：杜甫之所以题诗名为《峡隘》，是因为“望峡中之天，不啻坐井之观也”。清人浦起龙进一步解析说，这首《峡隘》，是“厌峡思荆之作”。“厌峡”是杜甫此时在夔州的感受，“思荆”则寄托了杜甫的向往之情。 杜甫“思荆”，尽情设想自己在江陵的生活。他和杜观商量说：庾信、罗含在江陵的古宅，历经春来秋去，未知今属谁家。倘故宅犹存，可以赁居。如果赁居下来，“短墙若在从残草，乔木如存可假花”。虽一草一木，亦不忍损伤。若须别为营构，则“卜筑应同蒋诩径，为园须似邵平瓜”。诗中，杜甫一口气提及四位古代名人：庾信、罗含、蒋翊、邵平。庾信是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家、诗人，他的住宅相传是战国时期宋玉的故宅。罗含，生于西晋，卒于东晋，是有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有“湘中琳琅、江左之秀”之称。他曾任荆州别驾。为避喧闹，罗含在城西小洲上建茅屋数椽，伐木为床，编苇作席，布衣蔬食，安然自得。蒋翊是新莽时的宰衡，后称病不进，归乡杜陵，荆棘塞门，舍中三径，终身不出。邵平，曾任秦東陵侯，秦亡后为布衣，种瓜青门外，瓜美，时称“东陵瓜”。邵平也因此有“邵平瓜”之称。杜甫希望自己在江陵的住宅或保留更多前贤居舍的景观，古雅自存，亦睹物思人；或仿效古代隐逸高士的生活风格，重新把自己安顿下来。在《舍弟观归蓝田迎新妇送示二首》中，他又向往说：“卜居期静处，会有故人杯。”但在内心深处，杜甫仍抱有晋京为郎的希望。他把自己比作西汉时白首为郎的冯唐，吟诗说：“冯唐虽晚达，终觊在皇都。” 杜甫原拟于大历二年八月买舟开帆，但一直未能成行。杜观回到荆州后，屡屡致书杜甫，催他前往江陵，然后，与自己一家，同至当阳居止。当阳在江陵的西北，对于杜甫来说，也是可以北上洛阳的孔道。大历三月正月初，他回复杜观，“正月中旬定出三峡”。 日程定下后，杜甫忙于处理各种事务。他把瀼西的四十亩果园托赠好友，托赠之际，依依不舍。因为有此园，才得以与渔樵相亲。南下江陵后，“残生逗江汉，何出狎樵渔？”他作《将赴荆南寄别李剑州》，依依惜别之际，杜甫在诗中说：“兵戈之际，再相见恐怕很难了。我只有到仲宣楼上，回首春风，相忆我们的情谊。”临行前，在汾州任刺史的杜甫族弟唐十八因贬往施州（今恩施），正好途经巫山，于是为他举行告别宴会。当地的名流诸公也携酒乐送行。杜甫“接宴身兼杖，听歌泪满衣”。他感谢“诸公不相弃”，并祈愿众人的拥别将会给他带来好运。 大历三年春，杜甫于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将适江陵”。 假如说，李白入鄂的第一首诗《渡荆门送别》充满明亮的色彩、欢欣的节奏，那么，杜甫入鄂的第一诗《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则色彩黯淡抑郁。该诗起首二句：“老向巴人里，今辞楚塞隅。入舟翻不乐，解缆独长吁。”杜甫之所以不乐、长吁，是因为他虽然“厌峡思荆”，急于离开边远寂寞的夔门，但是一旦成行，突然发现，他的此行未免有几分勉强。在《巫山县汾州唐使君十八弟宴别》诗中，杜甫有诗句云：“卧病巴东久，今年强作归。”这个“强”字正是杜甫心理的投影。石闾居士分析说：“强字中有两义：一是病势未痊，一是归资不备。”身体状态不好，手中用资不足，这不能不影响到他的情绪。他更有一种预感，结束了在夔门的安定日子后，他又将踏上漂泊之旅。他的入鄂第一首诗，不仅在题目中标出了“漂泊”二字，而且全篇四节，皆从“漂泊”二字生出。杜甫的预感一语成谶，“漂泊”，不仅是杜甫来鄂前生活的写照，也是杜甫在鄂将面临的命运。 江水滔滔奔流，行舟如箭。峡中两岸峭壁排剑，飞泉溅珠，藤垂上下，树间荣枯。当舟疾行出峡，江水突然平缓，江面也渺茫不见边际。 杜甫终于去蜀进入今湖北境内。 二 江陵 杜甫所在的唐代，以“湖北”为名的行政区划尚不存在。据历史地理学家张伟然考证：唐开元时，今湖北省境中部、北部属于山南东道，其东南部属江南西道，东北部属淮南道，西南一隅则属于黔中道。元和时，以襄阳为中心的北部、西北部属山南东道节度使，以江陵为中心的中部地区属荆南节度使，以武汉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属鄂岳观察使，西南一隅则属黔州节度使。直到宋代，因朝廷在湘、资二水流域置荆湖南路，又在沅、澧二水流域及今湖北的中部地区设置荆湖北路，“湖北”的名称才出现。至于“湖北”作为一个直属中央的高层政区，且地理范围与今湖北省境大体一致，则已经到了清代。本文所说的“杜甫在湖北”，严格来说，应该是“杜甫在今湖北境内”。 杜甫出峡停靠的第一站，是峡州，今日的宜昌。 闻知杜甫经过峡州，峡州侍御史兼长史田姓长官在津亭设宴款待。杜甫流连吟咏，不觉竟夕。 第二站是松滋。松滋渡的江面益阔，四望莽荡，了无一山。船夫将扁舟系于江亭。杜甫赏玩江亭景色，写下了“江湖深更白，松竹远微青”，“今宵南极外，甘做老人星”的诗句。后人因此把这座江亭改称“南极亭”。 从松滋往下，离江陵已经不远。当扁舟经过古城店，杜甫满腹心思袭来。他作《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诸公》，这首诗的首四句，写行次古城店之景物；次四句写泛江之景物；末四句，则是奉呈江陵卫伯玉幕府诸公：“王门高德业，幕府盛才贤。行色兼多病，苍茫泛爱前。”前两句是客套恭维。后两句则是诉以衰病，希冀幕府诸公见怜。《黄白山杜诗说》评论说：“'苍茫二字，含蓄几多难言之情。”明人王嗣奭说，“苍茫”二字“有穷途之感”。 暮春江陵，细雨如丝。杜甫乘雨进入江陵，住进时任行军司马的六弟杜位家。 杜甫到了江陵，“朋酒日欢会”。酒酣之际，杜甫发出“今夜文星动，吾侪醉不归”的豪语。但是，对他来说，最要紧的事情还是谋求经济支援。 杜甫自辞官漂泊西四川后，生活便无着落，主要依靠地方官员和朋友的接济。他自言“计拙无衣食，途穷仗友生”；“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一旦“厚禄故人书断绝， 常饥稚子色凄凉”。穷困无奈之际，杜甫甚至主动向友朋索要。他致简唐兴县宰王潜，把自己比作病骥、饥鹰，叹穷途流落，冀望得到援助，以救饿穷之灾。在另一首致王潜的诗《重简王明府》中，杜甫又言，尊敬的王明府呵，您能不能遣使前来看望？我穷愁日甚，已经无以自宽。鸿雁因谋食艰难而鸣叫悲凉。君听其音，难道没想到我也是饔飧不给吗？他致书彭州刺史高适：“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他投简梓州幕府，兼简韦十郎官，语带指责：“幕下郎官安稳无，从来不奉一行书。因知贫病人须弃，能使韦郎迹也疏。”所幸蜀州刺史高适、两川节度使严武、梓州刺史章彝、夔州都督柏茂琳，都对他礼遇有加，予以救济，使他无冻馁沟堑之虞。到了江陵，杜甫希望复制在秦、蜀的生活模式，继续得到地方官员的资助。 此时驻节江陵的是荆南节度使卫伯玉。 杜甫与卫伯玉早有接触。大历二年六月，荆南节度使卫伯玉封阳城郡王，其母亦进封邓国夫人，杜甫立即作《奉贺阳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邓国太夫人》寄上。这一首五言排律，祝贺卫母加封，颂扬卫母才如班昭，德如孟母。又颂扬卫伯玉忠孝两全：“委曲承颜体，骞飞报主身。可怜忠与孝，双美画麒麟。”此时，杜甫已与其弟杜观有约，拟举家移居江陵，不排斥杜甫寄诗卫伯玉是向他示好，为今后到江陵谋取资助埋下伏笔。是年秋，夔州都督柏茂琳遣人赴江陵问候卫伯玉，杜甫作《送田四弟将军将夔州柏中命起居江陵节度使阳城郡王卫公幕》，诗中把卫伯玉誉为晋征南将军山简。到达江陵后，杜甫努力与卫伯玉结交。卫伯玉派人进奉御衣，杜甫作《惜别行送向卿进奉端午御衣之上都》，夸称卫伯玉“尚书勋业超千古，雄镇荆州继吾祖”；卫伯玉新楼竣工，杜甫作《江陵节度、阳城郡王新楼成，王请严侍御判官赋七字句，同作》与《又作此奉卫王》二诗。诗中颂扬卫伯玉文武兼优、儒雅不俗。顾宸《辟疆园杜诗注解》疑惑地说：杜甫对卫伯玉极为赞美扬厉，是不是迫于宾主之情的缘故呢？如果这个猜测没有错，那么，当杜甫写下这些诗句，心中是难堪和苦涩的。 杜甫虽极力向卫伯玉示好，卫伯玉似乎并不以杜甫为意。倒是民间流传因卫伯玉不加提携，杜甫不得不卖药的故事，故事中，卫伯玉不学无术，更不懂得爱惜人才，加上他的门客争风吃醋，从中挑拨，说杜甫自恃有才，清高孤傲，不把卫伯玉放在眼里，从此卫伯玉对杜甫怀恨在心。杜甫无奈之中，在沙头镇上开设了一个中草药铺。即便如此，仍然受到卫伯玉手下的骚扰。杜甫自知不能久呆，只好收了药铺，雇了一只小船，离开了沙头镇沿江东下，继续过他那漂泊不定的水上生活去了。 “杜甫卖药”的故事无疑是杜撰。但这个杜撰的故事至少反证，在民间传说和口碑中，卫伯玉待杜甫是不友善的。 杜甫初到江陵，多有应酬，与尚书李之芳、秘监郑审等唱和往来。但杜甫不善交际，他自嘲地描画自己：“鲁钝乃多病，逢迎远复迷。耳聋须画字，发短不胜篦。”稍久便在交际圈遭到厌弃。更重要的是，由于缺乏地方官员的资助，杜甫的生计始终无法解决。他到荆州前，将家人留在当阳弟弟家，此时“童稚频书札，盘餐讵糁藜”，连糠菜也吃不上了。为生活所迫，杜甫无奈，只得冒雨前往武陵（今湖南常德）化缘。当晚，扁舟“弱缆且长堤”，“水宿伴凫鹥”。杜甫彻夜未眠，他看着星月由东移西，耳听警夜的鼓鼙声、江涛拍岸声和风号中的虎豹声，想到自己因“费日苦轻赍”的困窘，怀抱“余波期救涸”的渴求，欲向幕府诸公登门求援，但却尴尬万分。如果是仗策步行而往，则守门者会白眼不纳；乘肩舆而去，却又穷途乏费。他不禁“自伤甘贱役，谁愍强幽栖”，即使低下到尘埃里，也没有人同情，没有人怜悯。面对星空，杜甫发出质疑，“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此时的江面，江水黑魆魆地流动，杜甫感到自己的生命，犹如一片腐烂的树叶，漂浮在这不动声色的暗流中。 杜甫从武陵回到荆州，客况更益寥落。大历三年秋，他作《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诗中描绘自己的处境：“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结舌防谗柄，探肠有祸胎。苍茫步兵哭，辗转仲宣哀。饥藉家家米，愁徵处处杯。”“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汪灏评述这首诗，称它是杜甫的“乞米帖”。他说，我们通常用“簟瓢陋巷”一词来形容贫困潦倒，但是，这个词远不能概括杜甫携家远客的穷窘。在狰狞的贫窘面前，杜甫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尊。覃二判官去长安，他作诗送别，以“蹉跎病江汉”一语自况。他又有《地隅》诗： “江汉山重阻， 风云地一隅。年年非故物，处处是穷途。丧乱秦公子，悲凉楚大夫。平生心已折， 行路日荒芜。”字里行间，举目无望、无限悲凉。 杜甫在荆州，不仅贫窘，而且漂泊不定。他的很多诗篇，都是在舟居中写就。《遣闷》一诗写道：“地阔平沙岸，舟虚小洞房。”前一句写的是景色，后一句写的是舟中如洞房之小。这首诗显然是舟中写下。杜甫又有《舟中》一诗，诗中写道：“风餐江柳下，雨卧驿楼边。”顾辰评说道：风餐、雨卧，描写的是舟中的贫窘。纪晓岚的父亲纪容舒也评论说：“江柳之下，冲风而餐；驿楼之边，冒雨而卧，皆舟中贫况也。” 诗中又有“漂泊南庭老，只应学水仙”之句。“南庭老”是杜甫自谓，冠以“漂泊”二字，既是写实，也是写的心境。“水仙”则水中仙人。汪瑗解释“只应学水仙”一语说：杜甫终年漂泊江湖，“故有水仙之叹”。《舟月对驿近寺》一诗写道：“更深不假烛，月朗自明船。”“皓首江湖客，钩帘独未眠。” 诗评家诠释说：“钩帘望月，白首之人独不成眠，写出泊舟凄凉之况。” 《秋日荊南述怀》一诗，也是在舟中写就。汪灏说：自古以来，舟泊者多的是，但从来没有无家可归，以一舟而寄全家命脉如杜甫者。“今则以舟为家，以舟为屋，以舟为饮食起居之所，以舟为此生送老之乡。”和那些以泛舟为乐、以舟居为乐者如陶岘、陆龟蒙、张志和等人大不相侔。 日暮途穷的日子，往往也是备受屈辱的日子。在荆州，杜甫不仅受到权贵的冷落，而且受到小吏的欺凌。为此，他刻骨铭心。在《久客》一诗中杜甫沉痛描述：“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衰颜聊自哂，小吏最相轻。” 杜甫心情的悲凉，还来自朝廷的抛弃。他在江陵盘桓，最重要的目的之一，是期待朝廷方面的消息。他向卫伯玉献诗颂德，是希望得到卫伯玉的援引，像严武那样，再次向朝廷举荐。他托人一再向朝廷说情，希望朝廷还能记得这位尚未晋京接受授职的检校工部员外郎。向萼奉卫伯玉之令，入京师进奉端午御衣。杜甫作诗道别，特别托向萼：朝廷如果有人问起我来，您就告诉他们，我现在漂泊无依，已是一个沧浪之客。言外之意是想提醒朝廷：皇上当年诏授老翁为郎的事，现在还算数吗？但是，“天高意难问”，杜甫的所有努力，所有期望，都犹如投入水中的泥团，沉底即化，了无痕迹。 杜甫走投无路了。大历三年深秋，杜甫离开江陵，前往公安（今属湖北）。当船出江陵南浦，杜甫作诗向江陵少尹郑审道别。诗中写道：“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 “栖托难高卧，饥寒迫向隅。” 失望绝望的杜甫，为饥寒所驱的杜甫，就是以这样的悲凉之诗、绝望之诗，告别郑审，告别江陵。 三 公安 杜甫一叶扁舟顺流而下，江上白昼多雾，“北风天正寒”。气候寒冷，杜甫的心情也是阴暗冰冷。船行至今公安县治所阧市，天色已晚。杜甫投宿公安山馆。晨起，杜甫作诗记这次投宿：“路危行木杪，身远宿云端。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鸡鸣问前馆，世乱敢求安。”这首诗先言山馆所在地山高路危。次言山馆荒寂，半夜灯灭，疑为鬼吹。厨人亦夜半未寐，仍尚相语。此时的杜甫，也一定是“不能成寐，而彻夜旁皇”。 杜甫怀着抑郁忐忑心情来到公安。有幸的是，他得到公安县县尉颜十的厚待。他作《醉歌行，赠公安颜少府请顾八题壁》，称赞“神仙中人不易得，颜氏之子才孤标。天马长鸣待驾驭，秋鹰整翮当云霄。” 兴奋之下，杜甫“题罢同饮，饮而醉歌”。“酒酣耳热忘头白，感君意气无所惜”。他又有一首《官亭夕坐戏颜十少府》，仅此题目，便可见杜甫的好心情。 在公安，杜甫还得到卫钧的看重与照顾。浦起龙《读杜心得》说：杜甫初到公安，旅况萧索。卫钧虽然年少，但对杜甫敬慕、体恤，翩然前来问候，杜甫不觉喜出望外。他为此写下《移居公安敬赠卫大郎钧》，诗中，杜甫夸奖说：“卫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雅量涵高远，清襟照等夷。”诗中的“余病”，不仅是身体上的，还有经济上的。由此推断，卫大郎对杜甫应有生活上的接济。杜甫到公安后，两次称人“不易得”。一个是颜十，一个是卫钧。卢世潅在《尊水集略》中不无羡慕地说：“卫侯何人？能与子美亲昵若此，真不易得。”其实，杜甫称赞颜十与卫大郎“不易得”，倒不是因为他们是什么特殊人物。杜甫到江陵后，一直经历 “交态遭轻薄”的人情炎凉，今日得到两人温馨的情谊，惊喜过望，自然视为“不易得”。因此，他的“不易得”，是庆幸，也是感慨。 公安是三国时名城。刘备得公安后，派关羽守备。后关羽攻打樊城，吕蒙白衣渡江，乘虚偷袭公安。史家称：“孙、刘之战争，始自公安。汉业之不振，亦挠于公安。”杜甫来到公安，“吊古而有慨”。他长吟道：“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他的长啸，在历史的风云中消逝，唯留下野旷寒浸、江深浪激。 杜甫在公安居住未久，便离开公安赴岳阳，投奔正为湖南观察使的故友韦之晋。此时已是深冬时分。杜甫站立船头，心中一片茫然。“风涛暮不稳，舍棹宿谁家。”“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 一舟远去，烟波迷茫，江水渺渺。 大歷五年（770年）冬，杜甫病逝于潭（今湖南长沙）、岳间的舟上。其时，北风呼号，仿佛悲歌。 责任编辑 楚 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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