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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我们着重分享了美丽岛台湾的抗日历程，本周我们回到历史的脉络聊聊历史上的著名事件——戊戌变法。 在接触戊戌变法之前，有几个史实很容易被后人忽略，所以必须在分享之前澄清。这就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变法，并不只存在于“百日维新“。在戊戌变法的前三年，即1895年至1898年间，清政府主导了一系列的改革，范围之广涉及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各个方面。可以说，维新是清政府主导的自强运动，其中包括慈禧太后的首肯和德宗皇帝的极力推动，并不是之后的康某某一手挑起的运动。而戊戌变法只不过是这场运动的高潮。接下来我们先一睹戊戌变法的经典版本，再从几个疑问入手，拨丝抽茧，进而尽量接近较为客观的史实。 A TITLE 01.戊戌变法的经典版本 1898年初，清德宗决定利用不断高涨的维新运动来推行新政，并借此逐步获得皇帝的实权。四月二十三日，德宗颁布《明定国是》诏书。 《明定国是》诏书的颁布，向全国公布了变法新政的基本方针。诏书号召：“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共济时艰，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 从颁布诏书起，德宗先后发出了180多个诏令和谕旨。涉及政治、经济、人才、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 政治方面，光绪主张裁汰冗员，删改则例，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员上书言事，允许“族人”自谋生计。经济方面，设立农工商局，保护和鼓励发展农工商业，同时设立路矿总局，发展铁路和采矿业，创办邮政，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文教方面，废八股，改试策论，取消书院，设立学校，创办京师大学堂，同时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派留学生出国学习。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裁减绿营，力行保甲，使用洋枪，改练洋操。 变法的行动迅速激起了守旧反对派的抵制和反对。在清朝中央顽固派的百般抵制、打击和破坏下，变法的形势极为险峻。慈禧先是强迫德宗任命她的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甘军、武毅军、新建陆军三军，牢牢控制军权。紧接着逼迫德宗免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驱逐回籍，借以孤立德宗。 清德宗顶住了变法的阻力和压力，通过召见维新派人士，共商变法大计。由此康有为、张元济、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一系列六品以下的新进知识分子走到了变法的前台。 与此同时，为了消减顽固派官僚阻挠变法的力度。德宗通过皇帝的人事免职权，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人“均著即行革职”，又将支持变法的王照等人提拔重用。 七月二十日，德宗将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等人提升为四品卿衔，组成“军机四卿”，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全权负责变法的一切事宜。 随着德宗变法力度的加强，顽固派反对变法的活动也越来越嚣张。此时慈禧太后令御史李盛铎奏请德宗奉皇太后懿旨“天津阅兵”。于是，慈禧太后阴谋威逼德宗“禅让”，并另立新君的谣言开始疯狂流传。 德宗和维新派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七月中旬，天津“阅兵”之日越来越逼近。康有为为了保护皇帝，决心拉拢资助过自己，且具有一定维新倾向的袁世凯。 很快德宗于七月二十七日发出上谕：“电寄荣禄，著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八月初德宗召见袁世凯，委以重任。 顽固派得知袁世凯受到了皇帝重用后，立即调聂士成的武毅军到天津屯驻陈家沟一带，阻袁世凯新建陆军西行京师；调董福祥的甘军移驻京师彰德门外的长辛店，以备弹压维新派的军事行动。 就在康有为等维新派四处奔走，寻求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英国的李提摩太和美国公使馆等援助失败后，御史杨崇伊密报慈禧太后，“至颐和园递请训政折”。京、津形势异常紧张。 德宗判断事态即将剧变，即赐密诏于杨锐，说自己“朕之权力，实有未足，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 得到德宗处境危急的维新骨干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在南海会馆密商对策，最后决定由谭嗣同亲会袁世凯，劝其“杀荣禄、除旧党”，实则兵围颐和园杀掉慈禧，让大权回到德宗手里。 八月三日夜，谭嗣同独往法华寺密访袁世凯。袁世凯以各种言辞搪塞应对，将谭嗣同打发。第二日，袁世凯向德宗“请训”之后立即回津，向荣禄泄露德宗的“朱笔密谕”。慈禧太后得悉之后，急忙回到皇宫发动政变，于八月初六日发出“训政”旨令，把德宗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 重掌大权的慈禧和顽固派疯狂捕杀维新派人士及同情或支持维新的官吏。随后几天，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徐致靖等人被捕入狱。康有为逃到香港，梁启超逃到日本横滨。 八月十三日，慈禧太后下令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等六人斩于京师菜市口，时称“戊戌六君子”。德宗主持的103天的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 以上就是经典版本，接下来我们从三个疑点逐个分析。  02.疑点一：慈禧对待变法的态度  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慈禧是支持变法的，可以说没有慈禧的首肯，戊戌变法就不可能开始。虽然她内心深处不愿意变法，但是为了社会稳定，为了自己的权力稳定，也为了大清还能够掌握在爱新觉罗手中，作为政治家和大清国的实际最高领导人，慈禧更加能够意识到变法势在必行。 但是为什么之后总是给清德宗使绊子呢。这其中的缘由很有可能是就是经典版本无法告知我们的了。经过一番查找，在《晚清最后十八年：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这本书中，找到了答案。 首先相对于经典版本，慈禧罢免翁同龢一孤立德宗，以及蓄谋阅兵逼迫德宗禅位等一系列事件，并非事实。 1898年6月11日，清德宗宣布开始变法，6月15日，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慈禧就以“太后懿旨”的形式一口气发布了四道命令。 第一道：要求以后新任二品以上的大臣，必须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处谢恩，以此继续把控朝廷高级官员的人事任免权。 第二道：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稳定京师，防止变法之中发生的动乱，牢牢把握军权。 第三道：定于1898年秋天到天津检阅军队，由荣禄准备一切，以此保证皇家对军队绝对控制。 第四道：免去帝师翁同龢的一切职务，命其立即离京，回家养老去。 对比我们就能够发现，阅兵本来就是变法之初就商定好的事情，不存在为了让德宗禅位而故意安排阅兵。而且慈禧让荣禄掌握军队的控制权，也是为了保证京城的稳定，防止另一股顽固的变法反对派“端王集团”依托反对变法的八旗军队，对慈禧和皇帝不利。事实上，慈禧要在阅兵期间逼迫德宗禅位的谣言就是“端王集团”故意散播的，目的就是要让康有为等人行大逆不道的事情。 最后免去帝师翁同龢，也并不是故意为难光绪，反而是在帮助光绪抓住变法的主导权。翁同龢此前一直是慈禧的心腹，这才有机会做了帝师，之后随着德宗的成长，翁同龢开始依托皇帝成为了帝党中的核心人物，他野心勃勃，一心想要通过皇帝获得更大的权力。 在甲午中日战争期间，翁同龢处处和后党核心李鸿章作对，不断拆李鸿章的台，以各种高大上的“誓死不降”、“抵御外辱”等口号恶意诋毁李鸿章。等到战争结束，李鸿章和其淮军大势已去，翁同龢就成为了当时朝野上最大、最有权威的大臣。这些权谋和心机，对于慈禧来说，看得再最清楚不过了。 有李鸿章在时，权力的天平是稳定的，如今翁同龢一家独大，变法的主动权就很难归于年轻的皇帝，权衡之余，慈禧决心罢免翁同龢。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在维护皇家的利益，并保证变法的权力核心在皇家手里。 正所谓“成也对手，败也对手”，在皇权的庞大系统里，成就一个人的往往就是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对手的消亡也就意味着这个人政治价值的终结。 所以从始至终，慈禧对变法的态度就是“维稳”，只要有利于大清国、朝局和自己权利的稳定，她就支持。只要有破坏稳定的力量在，她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铲除。 03.疑点二：康有为在变法中的作用 经典版本中，康有为总以变法领军人物的形象出现，但是德宗在处理变法事宜的各大环节里，却很少有康有为的身影。作为领军人物，康有为总是得不到皇帝的重用，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逐一来分析。首先变法作为一个繁琐而重大的事情，不可能事事都要皇帝去办，德宗想要干一番事业，就必须有自己的班底。于是在慈禧的首肯下，维新派官员开始向德宗广招天下英才。而这些英才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人才不能使久经官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官僚作风，整治官场腐败风气；二是不能是帝党或者后党中的人，因为变法不能作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从而让“端王集团”钻了空子。 所以，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和康有为等5人就被礼部侍郎徐致靖引荐给了德宗皇帝。皇帝和他们一一分别座谈，之后就提拔了前四位晋升为四品的军机处秘书，总揽变法事宜。 唯独叫的最响、名望最大的康有为没有被升官，仅仅是从后补官员扶了正，被任命到外交部做秘书。而且不仅这次没有重用康有为，之后更是没有再召见过他，更别提对他有多重视了。
佐证就是荣禄和康有为的对话，这是目前有确切记载的一次谈话。 荣禄在被慈禧刚任命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听说康有为在维新派中威望极高，就特地邀请康有为到皇宫来，旨在让对维新派不了解的官员了解变法的主张和策略，并向太后汇报。 而康有为只知道荣禄是慈禧的心腹，一心认定荣禄就是反对变法的，全然不知慈禧是支持变法的，也不知道其实荣禄也是支持改革的。 于是康有为在想象的反对者面前，表现的一塌糊涂。当荣禄请教“法是要变，不过几千年的祖宗之法如何一下子就能变过来“，期待康有为有自己的一套可行的理论框架时，康有为大手一挥，说了一句令人惊掉下巴的话：”变法何难，杀几个一品大员不就变了？“然后四座一片震惊，荣禄嘿嘿一笑，起身告退了。 要知道这里可是皇宫，是政府高层请他这个维新派的重要人物来答疑解惑，不是市井的演讲。别的没有身份的人，说这话还是可以理解，而康有为作为“专家”说出这样的话，就太过书生气、且器量狭小难堪重任。 面对腐败官僚，人人都是憎恨的，人们也会经常发泄情绪，认为杀贪就是正道。但倘若“杀几个贪官就能变法”，就能让国家更加美好，这是只有不懂变法的人才会说的话。如果变法真这么简单，历史上改革家们就不会无比艰难和反复了，大家都去杀人就好了。 虽然改革初期的确需要慷慨激昂和血气方刚，但是一旦具体到实际操作阶段，就必须具有政治家的冷静和坚忍。变法是通过体制内力量去办事，必须要争取人心，不仅包括民心，还包括“官心”，特别是在清朝，更需要争取尽量多的“官心”，把他们对变法脆弱的“共识”转化为实际的支持。 而缺乏做官经历和从政经验的康有为，显然没有这项能力。他不仅拒绝了荣禄，还拒绝了一心想要做事的李鸿章。这或许也正是清德宗皇帝，不愿重用康有为的最大原因。 04.疑点三：政变发生和血腥屠杀的内幕 解决了前两个疑问，接下来就有一个重大问题了，既然慈禧不打算逼迫德宗禅位，既然康有为不是变法的核心，那么政变又是怎么发生的，慈禧又为什么对维新派进行大肆的屠杀呢。 这是因为，康有为虽然没有得到皇帝重用，但他善于利用媒体发动社会活动，让受皇帝重用的四位“军机处秘书”，三位都成为了他的弟子，深受他的影响。特别是改革的实力派谭嗣同，更是康有为的铁杆粉丝，直接影响了变法的历史进程。 在康有为主导的“制度局”等制度改革失败后，他想要直接飞入内阁的梦想破灭了。“端王集团”和后党集团联合弹劾维新派的意见领袖康有为。这时，他命令谭嗣同将其好友、黑社会洪门哥老会的头目毕永年来京城保护自己。 与此同时，他选择坚信听到的谣言，即慈禧将要在阅兵时逼迫德宗退位，维新变法危在旦夕。于是开始谋划刺杀慈禧。而这一切，都是德宗不知情的。 也正是在康有为的撺掇下，谭嗣同才被其指挥着，暗地里来到法华寺拉拢袁世凯，让他率兵围攻颐和园，由黑社会毕永年帅洪门子弟击杀慈禧。 袁世凯得知后十分惊恐，但并没有告密，他在第二天听完德宗的训政后，就返回了天津以待后续的发展。 最大的问题还不在于次，而在于康有为此时利用舆论和媒体，积极撮合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和英国介入维新变法，企图通过列强的力量逼迫慈禧退出政治舞台。而慈禧代表的大清，已经同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同盟条约，目的正是防范英国和日本瓜分中国。 虽然慈禧知道俄国是狼子野心，也清楚日、英两国也同样是只为自己考虑，但是真正不能容忍的是一个外人竟然挑起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想要打乱清朝的政治格局。事实上日本和英国支持帝党也正是为了在东亚压制俄国和德国的势力扩张。 如果光绪真的采纳亲日、亲英的策略，那么朝廷的外交政策就要做出重大调整，慈禧将不得不承受来自俄国方面的巨大压力，以及日、英两国势力对她的反对。而且一旦德宗按明治维新的模式走君主立宪，朝廷权力就会毫无疑问地被新兴汉人夺走。到那时皇帝也会被架空，江山就要变色了。 于是一心维稳的慈禧决心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继续垂帘训政。而这就是所谓的戊戌政变。倘若事情发展到此，皇帝也不会被囚禁，维新派人士也不会被屠杀。 坏就坏在，袁世凯并不知道宫里发生了什么，慈禧突然返回政治前台，让他无比恐惧，出于自保，他决心将谭嗣同告知他的话全部告诉了荣禄。而这些内容毫无疑问全都进入了慈禧的耳朵里。 这一下子，蒙在鼓里的德宗皇帝无缘无故被当做最大的嫌疑人囚禁在了“瀛台”，大清对维新派人士也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抓捕。而与此同时“端王集团”又开始大力撺掇慈禧废掉德宗，另立端王的儿子为皇帝。 而慈禧作为老辣的政治家也看到了端王的野心，知道一旦另立新君，自己的大权也将不保。于是为了保住德宗的皇位，慈禧下令一旦抓住维新派人士，立刻处决，不允许审问。她怕端王集团捕风捉影，把德宗莫须有的罪名给做实。 就这样百日维新终于以血腥场面结束了。 好了，本周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对您有所启发，下周我们继续用放大镜的视角，重点看看康有为、谭嗣同和袁世凯这几位重要人物，将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有一个更加立体的感知。这是与您分享的第583篇文章，欢迎您的阅读，我们下周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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