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我已辍学种了6年田，成为家里挣工分的主要劳动力。过春节时，父亲却突然征求我意见，问我愿不愿重回学校读书。原来，安庆师范恢复招生，到本县来招生的负责人是父亲在师专的老同事，他特意来我家要带我去师范读书。但他根本料不到我已失学多年，正在大圩埂上挑堤。 那些年，我白天劳动，晚上看书，有时兴之所致，一个人无所顾忌地高声诵读一些诗歌散文名篇，引得叔父常常唏嘘不巳。其实那是百无聊赖枯燥生活中的苦中作乐罢了，并非是我有刻苦用功的意思。现在想来，父亲容我弃书务农，那是他面对文革遭受无端冲击和迫害后心寒至极的极端表现。 按部就班读书已不现实。已经做了六年农活的我， 怎么可能再从头学起？于是我直接插班读了初三。这一年，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我努力把初中三年的主课全都学完。当年正好赶上“教育回潮”，年底全区实行高中统考招生，我幸运地考上高中。也许是得益初三一年严格的作文训练，一堂课写稿子，一堂课毛笔誊抄，每周一篇作文，我的语文中考成绩居然得了全区第一。
我家离学校路近，高中两年里，我不住宿。星期天和寒暑假回参加生产队劳动，风雨无阻，每年能挣个100多工分。 1974年，文革已到后期。不知什么风，吹动了我们这些中学生的革命热情，竟成立了兵团组织，并且策划外出大串联。跑到县城找县委领导批钱，最终是无果而归。学校领导通知，周总理已签发了文件，下令不准再搞串联，要恢复生产闹革命。从此，六十年代没有赶上全国大串联的我们，美梦终究破灭。 高中刚毕业，母校聘我当代课教师，承担高一、初三两个班的语文教学，这年我已20岁。但由于生产队视我为壮劳动力，代课与外出搞副业同等看待，每月30元工资须全部上交生产队，计30个工作日工分，折算后三十元现钞换不到十元钱的记帐工分。那个年代的三十元代课金真的很高，队长害了红眼病。所以一年聘期刚满，我就赌气坚决辞聘回乡种田。 1976年，大队新上任的书记决定，在30多个回乡知青中考录三个民师，我幸运地被录取了，当上小学戴帽初中的老师。上班伊始，校长便安排我当初三班主任和语文老师、全校中小学部语文教研组长、共青团教工支部书记，把这些原来由公办老师担仼的工作职务一下子全给了我，这等于把我放在了烤炉上。后来，我还发现了校长常常躲在教室外的窗下听我讲课。重压之下，我丝毫不敢懈怠，为了帮助学生迎考，我每天晚上都点上汽油灯带学生自习，学习氛围特别好。当年我所任的初三班参加中考，考取高中的人数跃升全公社第二。 这一年九月九日，我正在自家房子上翻修屋顶，忽见远处大喇叭传来哀乐声和中央电台播音员那低沉哀痛的声音，原来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走了。我在屋顶上木然地坐着发呆，说不清是什么心情。但似乎明白了一点，一个时代结束了。 之后的一段时间，谣言满天飞。“总理遗言”手抄版也出来了，公安部追查谣言，先是日紧一日，之后又不了了之，想来是高层根本顾不了这些小事了。再之后，就传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全国一片欢腾。有—天，我从高音喇叭里听见郭兰英唱的《绣金匾》，人生长这么大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美丽动听的歌喉，那歌声真的是太美太美了，那旋律又是那样催人泪下，我听得泪流满面，不能自已。 再后来听说要恢复高考了，虽然没有正式通知，但我们是宁可信其有。于是我们一批年轻老师都积极备考，尽量挤时间复习。其实复习什么？没人知道。我借到一本《代数一百题题解》，用复写纸把一本书硬是完整地抄了下来；平时留心时政，自拟文题作文，把自认为写得好的都记得透熟；还把一本《读报手册》的文史哲知识也记得滚瓜烂熟。 到了1977年冬季，真的可以参加高考了。公社文教干事将考生组织起来，用一辆大卡车把我们送到县城。那时谁也不知深浅，考试头天晚上，我还跑去正大街电影院看《渡江侦察记》。回到住处，睡觉前翻了一下初中几何，突然对一则三角函数例题感兴趣，便反复研究了一下，岂料第二天考试题中果然有一题一模一样，仅仅是条件改了一下，真让人喜出望外。政治考题默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平时我没有唱过这首歌，那天却一字不差写了下来。作文题有两个，一个叫做《科学有险阻，只要肯登攀》，一个叫做《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类似第二个题目的文章，我平时就做过自我训练，作文是轻车熟路，信手拈来。所以语文卷我先写作文，再做古文翻译，大分题做完才做分数小的题目。监考老师站在我的身后盯着我写，一直到我的作文完卷才离开。那年一个考场坐50人，每一桌坐两个考生，当我的数学卷做完时，同桌和后排的考生，纷纷向我索取答案，差一点把我的试卷扯碎，我索性让他们去抄。其实我的数学基础不是很好。数学科考毕，题目一公开，我的高中数学老师就对人说我会考高分，因为之前常去他那里解过非常多的难题，我知道后感到惭愧，觉得辜负了老师的期望。 当年，全公社包括我在内有四个同学考取本科，都是同校同届的同学。 本来我的第一志愿是东北一所综合大学中文系，那时候我就想离开家乡越远远好。不料父亲找了文教局熟人把这个志愿改成了省内大学。 毕业35年聚会时，偶尔得悉高考录取的真相：有位还健在的当年参加高招录取的老师说，录取时与中文系、历史系、地理系等文科专业的招生老师，从档案中随手抱起一梱档案，数一数份数，就算录取了，根本无人看成绩看档案。这真让人啼笑皆非，我们竟然就这样被抓阄式的安排了专业，做梦也想不到命运是如此戏剧化地被注定。 若干年后，我还是理解和谅解了父亲改志愿的做法，因为读师大不要钱，在省内又节省交通费。每学期开学我从家里只带5元钱就出发了（小轮票1.5元）。如果真的是到东北读书，仅路费就要增加几十倍之多，这对当时七口人的农村家庭来说，不堪重负。 1978年春入学时，我已快满23岁。我挑着行李：一头是一床旧棉被，一头是一只很小的旧木箱，里靣装着几件旧衣服。父亲送我去下枞阳江边的小轮码头，在朋友处借宿了一晚，第二天天还不亮，乘小轮顺长江行驶了十三个小时才到达学校所在地芜湖港口。接我的是一位模样象老工人的慈祥老者，到学校后，才知他就是我们系的党总支书记。 从此，从枞阳到芜湖，或者从芜湖回家，每年寒暑假，来回都要乘坐十几个小时的小轮。大学的前两年，每逢暑假回家，我还参加生产队劳动，双抢季节，生产队缺人手，队长便要我去帮忙。特别是到大圩田挑稻把，一趟来回二十几里路，不能歇肩，一路快跑，还要上稻垛顶上卸稻把。到大三时我坚决不干了，实在吃不消。 记得有一年寒假回家，大雪纷飞，小轮停靠桂家坝不走了，因为江靣能见度太低。下船后，根本找不到任何交通工具。挑着行李冒着漫天大雪从桂家坝走到汤沟，从汤沟一直走回家，其间路过一大片圩田，四周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天地，更看不见路和沟渠，也看不到几个行人，只凭着方向感往回走，倘若掉进河沟，就再也回不了家，也无人知晓。幸运的是，竟鬼使神差走对了路，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了。 我们班是个90人的大班，我是属于家境比较差的学生之一，除了每人都发的每个月17.5元饭菜票，每月我还可领到一等助学金4元钱。在70年代末，这个待遇相当好了。 刚开始进校，我一歺会吃五个白面馒头，足足1斤。安师大的伙食好，一份米粉排骨肉不仅份量足，而且货真价实。 进校后的第一个元旦，学校组织了一场迎新年晚会。晚会在小礼堂举行，里靣挤得水泄不通。节目十分精彩，高潮迭起。中文系一位男同学演奏小提琴《梁祝》，他身材高挑，身着一袭白色的西服，打个蝴蝶结，在一束灯光映照里，那真是帅气极了！琴声哀婉中，不知有多少女同学如醉如痴，欲狂欲颠；音乐系同学的竹笛表演也让人大开眼界，只见舞台上摆着的乐器架上，一列排放数支竹笛，他吹一曲换个调便换一支笛子，那悠扬悦耳的笛声，那一转身换笛子的潇洒派头，又让女生们一个个兴奋到死；最后压轴的节目是女生歌舞，一位女声领唱印度电影《大篷车》插曲，这下轮到男生疯狂了，那妙曼的舞姿，那甜美的歌喉，比电影配音还好听。晚会结束之后，小礼堂一片狼籍。那一夜，想必整个校园都在上演“今夜无眠”吧。毕竟，这些饥渴了十几年的年轻人，今夜享受了一顿很丰盛的文艺大歺；毕竟，只有少数城市知识家庭的宠儿会唱会拉会跳有艺术素养；毕竟，这些未来的老师们，多数来自孤陋寡闻、没有见过什么世面的农村。 女排世界杯赛事，更是校园那会儿令人疯狂的亊件。那时候，学校只有生化楼有教学用的黑白电视机，一到晚上，每台电视机前都挤满了青年男女。女排的选手们让大家扬眉吐气，三连冠时，寢室的拖把都成了火把，在操场上挥舞，那激情，那热血澎湃的场景，历历在目。 随着时间推移，解禁的好电影也越来越多。由于看的人多，电影院连场放映，买票还是太难，我们只好买高价票，有时甚至连场看。我每月节省一部分生活费除了用来买书和日用品，比较奢侈的消费就是看高价电影。有些电影，象巴金的《家》三部曲、越剧《红楼梦》看了好几遍。 七七级大学生，绝大多数都经历了“文革”十年浩劫的洗礼，都已有过工作或劳动的经历，每个人都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因而也特别勤奋。每到考试前夕，我便和室友一起，带上课堂笔记，上赭山公园复习，觉得大致差不多了，就串大街小巷，旁若无人，边边相互提问，相互纠正补充，也不受环境干扰。这种学习方法对文科学生效果很好，寓学于玩，很轻松，不但记得牢，也加深了理解，理解了，就记得更牢。到考试时，我们总是得心应手，不费力考好每一科。四年中，我们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芜湖老城的大街小巷走遍。 毕业分配时，有到边疆支边的名额，好长时间里我都很想报名，但最终还是没有鼓足勇气。省内最好的工作岗位已被内定瓜分了，这个已不是秘密。此间，安庆师院马列室曾来师大政教系招两个人，我成为被选中的两个人之一，但没想到安庆地区教育局作梗，坚决一个指标也不给师院，理由是这届学生要充实基层中学的教学力量。后来才知道，是这两个单位的头头有不小过节，他们正在斗法。结果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系领导后来找我谈了一次话，劝我不要回安庆地区了，并告知了令我满意的分配意向，给了我一个明确的交待。 领导谈过话后，我就等候派遣了。哪里知道还会有什么玄机？到最后一刻，领导以堂而皇之的理由收回成命。我的已经迈出家乡的那一只脚，连同准备迈出的另一只脚，向后转原地踏步回到了家乡的土地。 回到家乡，我在县城中学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开始了平凡、平庸、让人恨爱交加、欲说还休的中学教师生涯。那年，我27岁，青春的尾巴还隐约可见。 教师这个职业，曾在那个年代被舆论推崇起来，口号中国下，什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什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喊得地动山摇，令人不想热血沸腾也不行。 但没过多久，“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却因为出自特殊的背景，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并成为强大推动力，推动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快速分化。于是，一切向钱看成为全社会竞相追逐的时髦！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由此日渐暗淡，千百万忠于职守的“灵魂工程师”们，迅速地贬值了，即便你再努力再优秀，你也只是一个落后保守圈子里的循规蹈矩者。更何况，在你生存的小环境里,还要注意与你圈在一只木桶上最短、最烂的那一块木板"看齐"，否则，你的处境可能很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行业最终成为全社会诟病不已的一个行业，上千万的从业者被伟大口号"光荣"着，却又成为代人受过的牺牲品，每个人都希望成为体制的受益者而使出浑身解数，各显神通。在“改革”的旗号下，无数的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层出不穷，弊病丛生，积重难返。 当然，只要你还不忘自己曾经是个老师的角色，只要你坚持职业操守如一不致有误人子弟之嫌，只要你还不时读几本好书，只要你的胸中还存有一腔浩然正气，只要你还不说自欺欺人的谎话，只要你还能守住最后的做人底线，只要你为生活付出了正当对等的劳动，你就称得上是一个好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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