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丨冯印谱：民办老师，我可望不可及的梦

圆角望 2020-07-24

展开全文

作者简历

本文作者

冯印谱，山西万荣人，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高级记者。曾任山西日报报业集团编委、三晋都市报社长兼总编辑。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新闻传播系研究生班兼职教授、硕士生导师，山西大学商务学院、中北大学客座教授。著述颇丰。

原题

民办教师

我单相思的职业

作者：冯印谱

高中毕业后，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本村学校当一名民办教师。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后期。

我们村是有四千多口人的大村子，学校从幼儿园到初中，有二十多名教师，民办教师多于公办教师。公办教师多为“文革”前中等师范学校的毕业生，一跨出校门，就是名正言顺的国家编制内的人民教师，吃国家商品粮，每个月挣几十元工资，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

民办教师则比较复杂，有县民办教师，有大队民办教师等。县民办教师每个月由县级财政补助十元左右，大队民办教师每月由大队补助几元钱。两类民办教师都主要靠挣工分，男教师每天十分，女教师每天八分，年终把所挣的工分拿到各自的生产队参与分红。

那时有一个社会现象，农村孩子初中毕业后，希望继续深造，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报考高中，学制三年，然后报考大学，这是一个长期投资，如能考取大学，前程不可限量。二是报考中等师范学校，学制只有两年，花钱少，一毕业就能当公办教师，多数农家子弟选择了这条路。起初，高中生有点飘飘然瞧不起师范生，认为自己学业优秀，考大学又指日可待，工程师、科学家已经向他们遥遥招手了，师范生也就只能当一辈子“孩儿王”。

高中生考上大学当然高兴，落榜生回村当了民办教师，跟公办教师相比，一个是城镇户口，一个是落户农村；一个吃国家商品粮，一个在生产队分口粮；一个领财政工资，一个挣大队工分，此时此刻，用一句俗语形容他们的心态最为恰当：凤凰落架不如鸡哪！

由于城乡差别，农村青年男女渴望“跳农门”，只有考学、参军、招工几种途径。“文革”爆发后大中专院校招生停止了，参军名额有限，招工需要“走后门”，农家子弟进城参加工作的渠道几乎被堵死了。这时，民办教师便成为青年人羡慕的职业。

当上民办教师，就不必像生产队社员那样天天上地干农活，盛夏割小麦，严冬修大寨田，挑尿桶送大粪，汗流浃背，又脏又累。民办教师一般穿戴制服衣衫，干净整洁，家庭条件好的，足蹬黑色皮鞋，手腕上戴一块廉价手表，上衣口袋别着一两支钢笔，在村里鹤立鸡群。他们在学校有单人宿舍，最多两人一间，教学活动之外，有一块安静舒服的天地，尽情地看书，写作，绘画，吹笛子，拉二胡，要多惬意有多惬意！

我在本村学校读书时，民办老师有牛永胜、冯全林、冯保安、冯进录、冯晋朋等。牛永胜是潘朝村人，语文数学别的课也能代，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他一手组建了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排演的节目远近闻名。冯全林在阎景中学初中毕业，但各方面努力上进，也擅长吹拉弹唱，牛永胜老师调走后，他接手了宣传队工作，办得有声有色。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全林老师于第二年考取了山西财经学院，毕业后分配到运城地区政府机关工作，非常出色，不幸在一次支农活动中，突发心脏病，英年早逝，令人痛惜。

冯保安老师家庭贫寒，待人以诚，工作上进，学校和大队将他作为预备党员和又红又专的典型培养，高考制度恢复后他考上大学，毕业后担任公办教师，直至退休。冯进录老师初中毕业，担任我的初中班主任，还代语文课，我写的不少作文，冯老师作为范文在课堂上讲评，对我后来从事写作是一种鼓励和引导。冯老师后来担任过多年大队干部，写得一手好毛笔字，热心为村民服务，家家户户办理红白喜事，都请他主事打理，是村里的大忙人。冯晋朋老师“文革”前阎景高中毕业，考大学因身体原因未被录取，回村担任民办教师，后转为公办教师。他数学特好，寡言少语，与人无争，与事无争，闻讯前不久因病去世，令人惋惜！

我姐姐也是一名民办教师，一干就是十多年。她1964年阎景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没能录取，应该跟我父亲的历史问题政审不合格有关系。那时村里高中毕业生稀缺，姐姐回村后当了县管民办教师，1971年调到太原市阳曲县泥屯镇担任民办教师，经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

1976年初，我捧着一张高中毕业文凭回村参加劳动，又刚刚加入了共青团组织，感觉有资格当一名民办教师了。关键在于，高中求学阶段，在运城地区直属中学阎景中学王全军、贾华、屈殿奎、王增义等老师影响教育下，我爱上了文学创作，不知天高地厚，将自己课余时间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投寄给省内外报刊，虽然没能发表，但有的报刊给我寄来相关写作书籍，有的报刊编辑写来热情的鼓励信件。所以，我渴望到村学校当一名民办教师，最好能代语文课，这样就有了充裕时间搞文学创作，一步步实现当作家的理想。

然而，美好的希望变成了五光十色的肥皂沫。

在我高中毕业的前后几年间，有的同学一回村就进学校当上民办教师，他们或是大队干部子女，或有其他方面的关系。我父亲在“文革”中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是被大队革委会治保股管制的“黑五类分子”，我属于“黑五类分子子女”。所以，我没有勇气向大队干部提出要求，实际上提出来人家也不会批准的。

同样是跨出高中校门，当上民办教师的同学穿戴一新，在学校吃住，教学之余，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无忧无虑，轻松愉快。没当上民办教师的同学，我们这一届同村有近二十名，只有我们高14班班长、也是我的入团介绍人冯义荣，报名参军在青岛当了海军，其余都成为各生产队的壮劳力，干着最苦最累的农活。我尝到了当农民的滋味，更渴望当一名民办教师。

转眼到了1976年夏天，一天晚上，大队召集我们这届高中毕业生开会。在大队部会议室，我见到了阎景中学贾华和王全军两位老师。贾华老师是我的班主任，一直关心培养我，临毕业前夕我加入了团组织。王全军老师代我语文课，经常给我“吃偏饭”，修改文章。两位老师是我的恩师，毕业后我毫无建树，无颜上学校看望他们。今天在我们村相见，格外亲切。

当晩参会人员有大队党支部革委会干部，学校校长，十二个生产队贫协组长，以及我们十几个毕业生。贾华和王全军两位老师此行的任务，是负责调研阎景中学毕业生回乡后的情况。会上，我们几个同学各自聊了回村后的感受，给学校课程设置如何与农业生产实用相结合，提了一点建议。然后先回家了，其余人留下继续开会。

事隔几天，一位生产队贫协组长告我，那天晚上你们走后，你们老师在讲话中，提到希望大队干部重视重用有文化的高中毕业生问题，还特别点了你的名字，夸你在校期间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又擅长写作，可以安排当个民办教师，或做点其他文字工作，比在生产队劳动更能发挥作用。大队干部当场频频点头，声称他们予以考虑。

离校了，老师仍然在关心他的学生，我听了能不感动吗？

此后，我每天期望着大队干部能够落实两位恩师的建议，给我予以重用。我也自负满满，跟别人相比，我一点也不弱。让我当民办教师，我一定会尽职尽责，干出一番优异成绩来。

然而，愿望最终还是落空了！

我只好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利用夜晚和下雨天不出工，看书，写作，投稿，宛如一只蜗牛，在理想的道路上艰难跋涉……

九十多岁的王全军老师，精神矍铄，祝他健康长寿

民办教师是全国一个普遍问题，在大中专院校十年不招生（后几年招过工农兵学员，人数有限）的情况下，小学初中师资严重匮乏，学校只好聘用大量的民办教师替代公办教师。对民办教师，政府仅仅发给每月十元左右的补贴，他们主要依靠挣工分吃饭，养家糊口。民办教师不为生产队创造丝毫价值，却要在生产队分口粮，在生产队分红。等于国家本应由财政支付的一大笔教育资金，悄无声息地转嫁给人民公社生产队，转嫁给了农民。中国农民忠厚善良，对此不敢吭声，更不会闹事，默默地承认了这一现实，承受了这一负担。更为可悲的是，农民们打心底认可，民办教师在学校辛辛苦苦教的是自己的孩子，自己为他们做些付出，理所当然。

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77级至79级入学的大学生被称为“新三届”大学生，他们中不少担任过民办教师，在遽然而临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中，显然比在田野里干活的插队知青和回乡知青，比在工厂车间干活的青工，占了不少便宜。

现在的丁樊村学校内景

看看我们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一人考取北京钢铁学院，一人考取北京化工学院，一人考取山西财经学院，一人考取山西师范学院，不少考取专科中专。

我爱人家住山西省孝义市，高中毕业后，在本村学校担任过6年民办教师，于1978年考取南京气象学院。全国各地的情况，大体如此。

然而，一边是喜，一边是忧。那些连续几年没能考取大中专的在职民办教师呢，依然默默无闻地坚守着岗位，培养着一届又一届小学初中生。

冰雪消融，春回大地，农村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耕牛、农机分到各家各户，人民公社及生产队变成了历史名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样一来，民办教师的主要收入工分，立刻失去了分红的地方。政府闻风而动，将他们的工分改为工资，我们村学校每位民办教师月工资三十元左右。民办教师也分到了土地，他们一边教书育人，一边耕种责任田，“我拿青春赌明天”！

改革开放，潮起潮落，由农村涌向喧闹的城市，又由城市涌向平静的农村。村里有人承包了果园，有人做起了生意，有人搞起了运输，其经济收入远远超过了民办教师的工资，于是，不少民办教师忍痛辞退此前求之难得的职业，投入到经济大潮中一展身手。

俗话说，人没有前后眼。后来，国家为了稳定教师队伍，提高农村学校教学质量，逐步将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直到彻底取消民办教师职业。当年辞职离校的民办教师傻眼了，坚持留在学校的“同伴们”一个个转正为公办教师，能不令人眼馋吗？

世上最缺的一种药，名叫后悔药。

转正为公办教师，就纳入了国家公教系列，不仅享有一定的工资福利待遇，退休后每月有四五千元养老金。而农村的农民呢？不用我啰嗦，大家都清楚。

中途自愿告别了民办教师职业的“民办教师”们坐不住了，纷纷串连起来，要为自己讨个说法。十多年前，老家几位“民办教师”代表专程赴省城找我，希望我利用新闻媒体，替他们呼吁呼吁。我虽然没有当上民办教师，但很了解他们的情况，同情他们的“遭遇”，特意写了一篇内参稿件，刊登在《山西日报内参》上，以期引起省委省政府及有关部门关注，为这一特殊群体分忧解难。

图中坐者为我的初中班主任冯进录老师，左一同学冯起温，左二同学冯青玉，三人都当过多年民办教师，只有冯起温转为公办教师，担任过贾村中学校长

几年后，老家曾经找过我的“民办教师”代表欣喜的告知，他们反映的问题总算有了一点眉目。当地政府出台一项政策措施，给予这批脱岗的民办教师，依据其从事教学的工龄长短，每月给予补助，从六十岁生日起领取。比如说，当年担任过十年民办教师，现在每月可以领取十元钱，每年一百二十元。这笔钱，叫养老金亦可，叫生活补助亦可，或者还有什么恰如其分的名字，亦可。

全国各地政府的财力不同，解决这一遗留问题的政策和标准也不同。不管怎样，每个月有了十多元，对于他们来说，心灵上多多少少也算一丝慰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