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ometown Central Plains 给在外打拼的家乡游子一个寄放心灵归宿的地方 乡土文学 
作者 |贾龙杰 原创 | 乡土中原（ID：gh_06d145e3125e） 1965年8月26日，大队和学校正式决定让我仍回学校工作。情况是这样：早在1965年春，学校的杨东升主任就和我谈过，说是下学期得招新一年级，但上级估计不会批准新增班级，要招就是民办，如果是这样，就让我回校仍当民办教师。杨主任就那样随便和我谈了一下便搁置那儿了，我也没多在意。秋期开学前，杨主任调到渔池学校去了，来校接替他的是姬庆章主任。所以直到临近开学才决定这个事情。8月27日，我们参加了学校开学前的准备会。姬主任说，本校不再明确哪一班是公办，哪一班是民办，公民办教师统一分工。让我当科任教师，教五年级和六年级算术、珠算和唱歌，还兼任六年级的副班主任，协助栾心田老师搞好毕业班工作。我的课虽不算轻，但从而结束了我整整两年的在生产队的体力劳动，重新回到了我比较熟悉的教学岗位，心中甚感欣慰。28日便正式上课了。这次重新回到学校教书，虽然对于我的空虚的心理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但家境并击因此而得到改善。父亲的病因经济的极端困顿，而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母亲也因过度劳碌患了轻度中风，右侧胳膊不能自由活动。我除了教学还得照顾两个病人。家务活也得自己一人承担。尤其是秋1天，自留地的红薯，刨、拉、切、晒都是一个人干。晒红薯干时，一遇阴天，连捡带运，忙得顾头不顾脚，简直是气急败坏。更加不幸的是，久病的父亲，终于在1965年的12月13日晚上7点左右病逝。刚刚处理完父亲的后事，母亲便随之卧床不起，神志日渐模糊，就在父亲去世仅仅二十二天，1966年元月3日晚10点左右，可怜的母亲也舍我而去了。父母去世时，也 都仅只68岁。他们还都不该死，他们都是穷死的！父母的接连去世，对于我无异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便只能形单影只的一个人生活……刚刚送走了一双可怜而又可敬的父母，家庭生活的压力稍有缓解，可另一场改变亿万人民命运的文化大革命正在到来！县、公社、大队和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学校停课闹革命。学生破四旧、写大字报、批判校长和老师。老师们除了虚心接受学生的批判外，还得带领学生外出串联，保护学生的安全。
在1967年秋天，教育局和全县各中、小学先后建立了革命领导小组，我们学校仍是姬庆主任主持工作。秋后，贯彻毛泽东主席“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小学、初中、高中分为三学段制即“五、二、二”制，小学缩短为五年，初中和高中各缩短为两年。
学校虽复了课，但因没有新教材，只好每天上课就念报纸，学《毛主席语录》。学生想听就听，想走就走，反正也没有人敢管。1968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山东省吉祥县马集小学教师侯振民、王庆余的一封信，建议农村所有的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15日，该报开辟“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讨论专栏。到1969年1月，方城县推行“侯、王”的所谓教师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建议，全县教师先后回原籍。我们学校的公办教师都回了原籍，本大队在外地工作的教师也都回到本大队，安排在本校工作。而我却因为有几个贫下中农青年要争着当民办教师而被挤出了学校。回生产队后，思想顿觉轻松。离开了学校这个是非之地，心想以后再也不会受人嫉妒了，再也不会被人当作炮弹去攻击我们的好支书杜国祥了。以为无论国家形势如何变化，我只是生产队里的一个“副社员”，一个微不足道的弱劳力，挡不了任何人的道，碍不住任何人的眼，我只要在生产队里老老实实地多干活，少说话，别人就不会找自己的事。别的社员只要饿不着，我“单枪匹马”，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平庸平安，了此一生，也就心满意足了。原来自“侯、王建议”以后，学校的公办教师都回原籍“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我和另外一个民办教师也都离开了学校，学校的师资严重不足。大队革委会就采取每个生产队抽一个人“兑”到学校去当民办教师的办法来解决师资问题。当时的政策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只要出身好，又有些小背境，就可以到学校当老师，至于文化程度如何，基本不在考虑的范围。有些人连高小都没毕业，大字不认识几个，也凭着有较硬的政治背境而挤进了学校。据说学校轮着某位老师值日时，他因看不懂钟表而“凭着感觉”打钟，常常闹出笑话。虽说当时不重视智育，上课没有课本，只是读毛主席语录和报纸，而有些老师却连语录和报纸都读不下来，句读不分，错字连篇，堂上急得老师满头大汗，教师里学生哄笑声不断。这种情况反馈到家长那里，许多家长都说：“这样大模糊教小模糊，能教出个什么名堂来？学不到知识事小，混坏了孩子是大事！”在这种舆论的支持下，许多家长和学校里一些主持正义的老师，都强烈要求让我仍回学校教书，也好给这些老师领个路。谁知这竟把我又重新拉回到“阶级斗争”的旋窝中去。当时我们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杜国祥已被夺权靠边站，造反派给他罗织的罪名之一便是包庇和任用我这个地主崽子做民办教师。现在听说又让我回学校，便拉扯几个人整我的黑材料，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进行批判斗争，并让我蹲了十多天的“学习班”。后在许多家长的要求下，大队革委会只得组织一个调查组对我的问题进行调查，其结果并无实质性错误。调查组将调查结果向县派驻本大队的驻队干部老王（时任县棉麻公司党支部书记）作了汇报。老王同志找我谈话后，立即在倪庵村召开了群众大会。我在会上作了一般性的检查和表态发言。在老王向群众征求意见时，几百群众无一人表示不同意见。老王当即宣布：“贾龙杰的问题，经调查落实，没有原则性的错误，经研究予以解脱。从今日起，不再参加'一打三反’学习班的学习，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生产。”我听到老王的处理意见后，多日的苦恼和委屈一扫而空，像洗了一个温水澡那样，顿觉全身轻松。值得一提的是，调查组的几个人，刘永山和我是老邻居，我们从小在一起，对我就十分了解；范远和李玉生两个下乡知青，过去我们不熟识，过去他们对我的印象都是小营的造反派那几个人传播给他们的。但在这次调查落实的过程中，他们听到了倪庵群众对我的正面评价，其间又多次和我接触，并到家里去玩，后来我们竟成了好朋友。老王同志是一个老干部，在当时形势下，能本着实事求实的精神，排除派性干扰，公开地为我主持正义，使我内心十分感激。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到城里工作后，曾专程拜访过他，当面向他致谢。老王对这件往事仍记忆犹新。我的问题被调查落实解脱后，1970年8月25日受生产队分派，到大队综合场干活。综合场位于小营西北角，是大队的集体副业。那里共设有面粉加工、轧花弹花、榨油、碾米、窑业、种子站、养猪场、木工厂等，划拨六十亩地，有四五十个工人，设有公共食堂，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生产单位。我负责碾米，活不重，还能吃个现成饭。一伙年轻人整天嘻嘻哈哈，气氛轻松融洽，一切烦恼都暂置度外。 
在综合场干活虽然很快活，但也只干了两个半月。因为小营学校这时已设有“戴帽初中”，初中班开设了《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课程，这些都是过去物理、化学和生物课的内容。原有的老师“啃”不动这些材料，很多想让孩子学点真知识的家长便又想到了我。在当时的学校负责人李金中同志的多方协调下，大队革委会终于同意让我再回学校任教。
金中同志亲自到综合场向我透露了这一消息，并征求我的意见。我怕再引起某些人的嫉妒，再次卷入到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去，坚持不再回学校给自己和别人找麻烦。但金中态度十分恳切，并说：“你的问题已经调查清，并在群众大会上宣布对你解脱，你已没有什么辫子可抓。我已做好了小营那几个人的工作，都同意让你回学校工作。”话说到这一步，我也只好从命了。1970年11月10日，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潘国强在学校的全体大会上，宣布了让我重新任教的决定，并让我在会上作表态发言。当晚参加了全校的全体教师会，学校负责人李金中同志给我分了工，让我担任初中一年级的政治辅导员，教初中一年级语文和初中二年级化工。第二学期又让我教两个初中二年级班的工农业基础知识和初中一年级的英语，还要担小学三年级以上所有班级的唱歌课。虽然负担重了些，时间紧了些，但只要能平安无事，得到大家的认可和尊重，再苦再累，也毫无怨言。况且那时年轻，精力充沛，这点工作份量，是不在话下的。当时初中的《工业基础知识》课的内容，包括机械、电工和化工。教材的侧重点在于应用。如柴油机的工作原理和应用，电动机的原理和应用，以及简易小化工的制作技术等。实事求是地讲，对于这些理工科的知识，我是相当薄弱的。仅有的那些初中物理、化学知识，经过这么多年的“风化”，留在记忆中的也都残缺不全了。至于动手操作，对于我更是不曾接触过的全新的知识领域了。那时刚刚恢复对文化知识课的教学，又是村村办戴帽初中，理化教师的缺乏是普遍现象。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公社教办室就组织各学校的初中教《工业基础知识》的教师，到方城二中（石寨）集中培训。3月19日，我奉命到二中参加了这个培训班。主讲教师是郭成林和于会田老师。通过十多天的学习，使过去已学过的初中理化基础知识得到了恢复和充实，特别在动手操作方面有相当大的提高。二中培训结束后，为了使《工业基础知识》这门课的教学更趋正规化，我们又到南阳地区教学用品站购置了一些必要的理化实验用品和化学药品。这样课堂上就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学的效果显著提高。只是那时初中毕业升高中，都是采取大队推荐加考试的办法，不少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因为占不住推荐名额而不能参加升学考试，而失去了上高中的机会，这当是一个令人十分遗憾的事情。贾龙杰，1940年3月生，方城县赵河镇人。1957年方城二中初中毕业后，曾任民办教师24年。改革开放后，于1981年考入南阳师专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方城县第一高中工作，曾任中学高级语文教师、副校长；方城县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十一届副主任。退休后于2004年被任命为方城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至今。曾发表教研论文30余篇。编印《关爱之路》、《启迪心灵的金钥匙》、《岁月沧桑》等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