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在家乡当民办教师  作者：方罗平
进入新世纪后，民办教师这一职业渐渐成为远去的历史，但我们不能忘记，曾经在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巨大的农村民办教师群体，为我们的“穷国办大教育”，作出过突出的历史贡献。1967年秋天，我在家乡的沙陂小学走上民办教师岗位，有幸成为我国农村集体化时期的民办教师 ，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常的教书之路，体验了早期农村教育的艰难步履和农村教师忘我的工作状态，也因为乡土情结，每天面对的是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让我渐渐地爱上了教书这一职业。也许正是这段不经意的人生历练，成就了我后来的教书生涯。五十多年过去了，许多事还历历在目，至今难以释怀。我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教书人，但拥抱了时代，见证了历史，经历过很多挑战，也享受了职业带给我的快乐。 那一年，我正在家务农，听说公办高小将要下放到大队办，大队需要推荐选拔能教高小的民办教师，我不清楚父亲怎么知道了这个消息，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已向大队书记请求，书记研究后，已同意我去大队当民办教师。我从错愕中生出一丝惊喜。年轻时，我性格内向，不爱与人打交道，虽然跟书记同屋场，但没跟他打过什么照面，我佩服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种田人，竟有这种找人的勇气。估计他在书记面前说过我许多好话，有对我的肯定，也有对书记的信赖。书记在三年困难时期辞去公职回乡，父亲一直认为他站过码头，见过世面，也是个知书达礼的人，书记跟父亲一样，也都是耿直人，他相信书记会认真考虑他的请求。父亲在幼年时期仅读过半年私塾，但他一生爱书，敬重读书人，经常在田间地头给我讲《增广贤文》中的名言警句和一些读书人的故事，希望我与人为善，积极向上，多学习，做个诚实有用的人。他坚信“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既使在最困难的年代，“读书无用论”盛行，父亲仍坚持送我们兄弟上学，并让我读到了高中。现在回想，如果当初没有书记的首肯，也许机会就跟我擦肩而过，如果没有父母的坚持送读和鼎力推荐，我后来也许不一定能走上这条教书的路。 当年的大队小学，没有规范的校舍，沿用解放初期就开始使用的老祠堂，教室、课桌和板凳都极其简陋，也不够用，还在附近村民家借用一间堂屋，架几块木板作一年级教室。那时学校民办教师的人数并不确定，常以学生的入学规模取舍教师。我上岗后，学校有了五名教师，包括两名公办教师黄联泉和方荣，民办教师除我外，还有方继普和任桂保。民办教师上岗，并没有事前的职业培训，好在当时两位年长一些的公办老师对我有悉心指点，让我在备课、讲课、抓组织教学及组织校外活动等方面，慢慢地找到了一些方法，不久，我似乎成了能打通关的全科教师，语文、算术、体育、唱歌；单班、复式班、初小班和高小班都教，不可能都教得很出色，但态度认真。再说那时的小学也只有语文和算术两门课本，受当时“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影响，课本的政治色彩较浓，对教师本人的文化素养没有太高的要求，只要认真投入，任教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那些年，每生每期只收少量学杂费，一般在一块五角钱左右，也有个别特困家庭，付不起这点学费，学校只能另想办法，不会让学龄儿童失学。学费主要用于购买课本、练习本、低年级的铅笔和少量办公用品。铅笔往往由老师课前削好，上课时再发给学生做课堂练习，下课时再统一收回，学生也没有家庭作业。我教过的一名二年级学生，如今也到了退休年龄，前不久，他在跟我回忆那段读书经历时，还对课堂的铅笔练习记忆犹新。办公用品主要为煤油、粉笔、配合政治宣传的大白纸、大红纸、毛笔、油墨、蜡纸和刻蜡纸的钢板等。条件艰苦，是当时的办学常态，没有人会抱怨，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倾力而为。 民办教师除了教学还必须紧跟形势，配合各项中心工作，及时参与学习宣传。印象最深的事有三件，一是宣传中央《新闻公报》，二是每年暑假的“双抢”(双季稻的抢收抢插)阶段，办《“双抢”简讯》，三是寒暑假参加区社组织的教师学习班。那时没有电视，只能通过收音机将中央精神直接传达到基层，而宣传中央精神要求及时、迅速，有几次行动，都在夜半时分，在微弱的灯光下，领导和我们几位民办教师，安静地围在收音机旁，收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新闻公报》，先由我用钢笔记录，再让其他老师用毛笔在大红纸上抄写公报全文，另写一批口号式标语，然后组成一支精干的室传队伍，背一个带干电池的舌簧喇叭，照着手电筒，敲锣打鼓，走队串村，喊口号、贴标语，可谓声势浩大。当东方出现“鱼肚白”，宣传任务完成，我们几人稍事休息，又投入白天的教学。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特别让我难忘，播音员按记录速度播出，字正腔园，音色特美，断句、停顿、标点，再加上适时的复播，每一个环节都处理得恰到好处，精准无误，我感觉每一次记录的过程，都是一种很美的享受，甚至还有点成就感。有一次，当我做完记录，突然发现我父也坐在收音机旁，望着我的记录本，满脸堆笑，老人不顾白天劳累，大半夜还赶到大队部听广播，虽然他不能完全听懂广播里的普通话，但我知道他关心时政，更感知了他对我的鼓励和期盼。《“双抢”简讯》是一张八开纸的油印宣传品，主要是适时介绍各生产队的生产进度、好人好事，也摘录一些报纸上的信息，为各队加油鼓劲，也起点上传下达的作用。办“简讯”期间，天天往返于学校和农田，这种釆编、刻印、送发一肩挑的活，很锻练心力，也让我初步掌握了刻蜡纸、印油印的基本技能。规模较大的教师学习班，学习时间一般在半个月左右，我印象深的有两次，一次在步仙区十步桥附近的桂林完小，另一次在公田区办公地，学习形式多以大会报告和小组讨论相结合，谈教学、谈政治，但更多是思想教育，以政治为主。学习班的生活安排，只能因陋就简，我们都是自带被帐和洗漱用品，睡统铺，吃蒸缽饭，有点小菜就行，当然，最期待的还是隔几天一次的打牙祭。那时，有集中休整的机会，又能够饱腹，大家很是乐呵。 民办教师没有国家编制，实行民办公助。我的劳动收入分两个部分，一是年终由大队向我所在的生产队开出调拨工，在生产队参与年终分红；二是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发给民办教师少量补助金每人每月三元。主要收入还是生产队的年终分红。我每年的调拨工分为4000分，跟生产队正式劳力持平或略低，生产队分红的标准与本队一年的农业收入和副业收入密切相关。那几年，我们生产队每年的分红标准，都在每十分工六角左右，这在全大队算是很不错的(较差的生产队每十分工只能分两到三角)，这样，我一年可拿到的工分收入在240元左右，我们家除去每月从生产队分得的粮食和杂物款项，还可领得少量盈余的现金，这比一些子女多的超支户相对好了不少。假若我们生产队每十分只能拿两角，那我一年的工分收入就上不了100元。这种分配办法，应与当时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制度有关。显然，我沾了生产队的光。家里收入改善，母亲自然高兴，因为家里多了一点打发日子的底气。 1968年，公办高小正式下放到大队办，同时，学龄儿童人数也在快速增加，接下来的两年，大队拆除了祠堂，学校搬到在元塝队新建的一栋简易校舍，由于财力有限，校舍规模太小，我教的高小班又只能在学校附近借一间民房作教室，大队还在离学校较远的刘武塘设立了刘武小学，方规保成为刘武校第一任民办教师，刘武校也成为沙陂校的分校，两校教师每周都有集中教研时间，黄联泉老师是主任教师，也是学校工作的主心骨，在他的主导下，学校的教学和管理，基本能中规中矩，也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肯定。1970年，国家启动“工农兵上大学”计划，因为我属“老三届”，被选送到师范院校读书，走进了城市。后来的沙陂校又增设了初中班，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全公社十几个大队的兄弟学校中，沙陂校成为屈指可数的大校，进出学校的民办教师也更多。不过，进入新世纪后，由于人口变迁，农村学校掀起兼并潮，如今，沙陂校已不复存在，而沙陂村也改名尚书村，仍是一个在籍人口两千多的大村，这里新修的村级公路，四通八达，村民房舍，大多一改旧观，但每当我回乡，看到的几乎都是老人、小孩，还有的大门紧闭，门前地坪杂草丛生，已经找不到我年轻时的那种热闹和喧嚣，不免生出莫名的惆怅。 在沙陂当过民办教师的人很多，有一部分在后来转为公办教师，也有的因多种原因离开了教师队伍，大家都在曾经的沙陂校，经历过共同的岁月烟雨，挑灯苦战，奋力作为，大家都为乡村孩子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起过铺路石的作用，每个人的付出，都值得珍视。
图片：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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