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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听过一个段子，好像是撒切尔夫人评价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她说，克林顿的讲话就是那种，讲的时候让你感觉精神振奋，如痴如醉，但是之后细想，发现他什么也没说。 我们都喜欢和钦佩口才好的人。辩论节目上两边唇枪舌战，口才更优的一方把另一方说的哑口无言，面红耳赤，让人拍案叫绝。对于领导者尤其如此。一个有口才的领导人或者企业家，讲起话来从容不迫，幽默风趣，气场非凡，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一个没有口才的领导人，面对问题支支吾吾，讲话总需要备好稿件，毫无新意，让人难以提起精神。好的口才总是和领导力挂钩，为领导者增添人格魅力。 但是，好口才必然是一个优点吗？一个领导者真的需要好的口才吗？ 丘吉尔的故事 前一阵子看一本书，名字叫《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这是一本丘吉尔一生演讲的演讲汇总。我对丘吉尔的印象除了政治家之外，大概就是一个金句频出的演讲家。 他在二战时和二战后两次出任英国首相，名声遍布全球。大部分人对他的印象可能一直还不错。然而这本书开篇第一大章，作者引用了大量旁人，主要是当时与丘吉尔同时参政的各党派议员对于丘吉尔的评价，看了让人大跌眼镜，也非常搞笑。 先看看丘吉尔的演讲精彩在什么地方。 一个叫哈罗德·麦克米伦的人回忆说，“没有一个人，能够抑制对他的机智、幽默、独创性和修辞技巧的钦佩。”德·阿勃农勋爵1930年所说，“作为一个演讲者和辩论者，丘吉尔位居前列；作为一个词语创造者，他在同时代人中无与伦比”。有人回忆：“大约一刻钟的时间，他雄辩滔滔，抨击与呼吁如无尽的洪流喷涌，让我非常遗憾当时没有速记员记下听到的一切，因为他的一些信手拈来的句子实在是无价之宝。” 这些描述符合我们对丘吉尔的想象。然而其他同时代的议员却不这么看。这其中最精彩也是最逗的描述是这样的： 赫伯特·萨缪尔1935年在下议院评论说：“当尊敬的阁下发言时……大家总是挤进大厅来听，他们聆听且崇拜，他们在他需要笑声时大笑，在他需要战栗时颤抖……可是他们依然心有疑虑，最终他们投了反对票。” 他在1927年的演讲被劳埃德·乔治描绘成提供了“超过两个半小时的绝妙消遣”，人们听他的演讲，更多的似乎不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获得什么主张，而是更像看看丘吉尔的“才艺表演”。 甚至有人描述他的演讲时说：“他就是人们所说的那种演讲者之一：'在他们起身之前，不知道自己会说些什么；在他们演讲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当他们坐下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这不正是许多领导讲话的真实写照吗！另外拿这句话当作英语时态的教学例子一定非常形象）。 二战之前，丘吉尔的演讲其实并没有给他带来多高的声誉。然而，时代成就了他。
然而一旦战争结束，丘吉尔演讲赖以成功的背景假设改变，他的演讲就不再那么有效。在他年老的时候，他一度因为疾病不能再继续演讲。身体恢复之后，他已经再也不能承受年轻时候那种“堂皇的、全景式的、激动人心的演讲”。他的演讲风格也变得跟不上潮流，以至于人们觉得他老派，不再爱看他的“才艺表演”。“他不会再做任何要紧的演讲了。如果他不得不起立发言，他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自己不要出洋相。” 中国历史上对于口才的看法 西方世界的政治家和领导者都给人伶牙俐齿的印象。然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主张甚至反对这样的政治形象。 我们讲三个历史故事。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公孙龙的两段故事。我简单摘在下面。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喜好养士。其中有一人叫公孙龙，和孔子的后代孔穿辩论奴婢有三只耳朵。公孙龙太会辩论，以至于说的孔穿都无法反驳。 平原君见到孔穿说“公孙龙很有辩才吧？先生以为如何？”孔穿说：“是很有辩才，奴婢真给他说出三只耳朵了。虽然如此，实际却不可能。我想问平原君您：如今要把人的耳朵论辩出三只来，很难很高超，但是是假的；要说人只有两只耳朵，很容易，而且是真的。您是要那又简单又真实的呢？还是要又难又假的呢？”平原君无以应对。第二天平原君见了公孙龙说：“你不要跟孔先生辩论了。他理胜于辞，你辞胜于理，你终究会被他折服。” 齐国学者邹衍路过赵国，平原君又请他会一会公孙龙，和公孙龙论辩白马非马之说。邹衍拒绝说：“我不跟他辩！什么是辩呢？就是把事物分门别类，让它们类别分明，不相混淆；列出事物的不同序列，让它们不相紊乱；明白指出事物的意义和道理，让人们不要迷惑。辩论得胜的人，不会失去他所坚持的立场；辩论输了的人呢，也得到他所追求的真理。如果是这样，那辩论就是有意义的。 如果反过来，如果彼此以虚文敷衍，以饰辞装扮，用巧妙的比喻来偷换概念，把对方引入歧途，这就是伤害真正的大道。纠缠纷乱，争论不休，以先词穷为输，后闭嘴为胜，如此是非混淆，实在有伤君子之道；这样的辩论，我不屑于参与。” 其实我很认同邹衍的说法。我向来不会辩论，也不爱看辩论，原因在此。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讨论。 讨论和辩论的区别在于，辩论是为了“胜人”，讨论的目的是“自得”，是为了自己学。其二，讨论的过程中，“与人为善”，别人说得对就马上接受，而辩论时大家都处于封闭的状态，无论如何也不肯退让半步，绝不接受对方的观点。
殷商时，高宗武丁即位。当时他年纪小，朝中都是父亲的老臣，自己没什么威望。武丁是个聪明人，也是一个绝对的狠人。他在位前三年，政事完全交给群臣打理，自己竟然没说过一句话。 满朝文武大臣非常着急，都求着他开口说话。武丁手写了一段答复：“我不是不想说话啊!但是，我是君主，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天下的楷模，我怕我德不配位啊，我说话，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错了，大家也照着做，那不就危害天下吗？所以我不是不想说话，我是真的不敢说啊! ”这之后群臣都臣服于他，他终于开口说话，一举开创武丁中兴。 这也是“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由来。 武丁多天才啊，不说一句话就不表达自己的任何立场，不显露自己的任何弱点，而是在背后暗暗观察所有人的一举一动，考察所有人的能力。
《史记·殷本纪》：“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智)足以距(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 说的是商纣王，智商高，体格还好。所谓“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意思是，智慧足以把别人的进谏都说回去，辩论能力高超，足以把坏的都说成好的。这两句话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人物模型，被后人多次使用。 三个故事中，前两个出自资治通鉴，最后一个出自史记。这些史料所讲的故事，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本身就弘扬了什么，反对了什么。这弘扬的和反对的，也就慢慢成了我们的民族记忆和性格底色。某种程度上，我们更偏向于信奉儒家的“君子不辩”。 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巧言令色，能言善辩，伶牙俐齿，似乎并不是什么好的政治领袖形象。 优秀的口才是否是领导者所必备？ 从逻辑上来说，我觉得口才和领导者的关系是有所交集。好的领导者有一些有好的口才。有好口才的人也有一些是好的领导者。但是二者既不是充分也不是必要关系。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完全可以没有好的口才，一个有好口才的人也不一定就能成为好的领导者。 我想话说到这个份上没人会不同意。但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往往并不是这样。人们对于好口才的人有着不可避免地崇拜。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竞选主要靠的是演讲和辩论。有的时候，两者甚至可以主导最终的结果。美国第一次电视辩论，人们在广播中收听尼克松和肯尼迪辩论时，二人旗鼓相当。然而经过电视转播，当年参加现场直播的桑德尔·范奴克回忆说：“我注意到副总统嘴唇附近满是汗渍，肯尼迪则非常自信，光彩照人。”最终肯尼迪当选，或许正是因为他在电视上展现的个人魅力。 可是仔细想来，一个上镜的人，一个善于辩论的人，和成为一国的领导者有必然的联系吗？如果你认同前面的逻辑推理，这两者显然没有充分或者必要的联系。如果竞选主要看谁更会演讲和辩论，我觉得郭德纲胜算很大。论怼人，我觉得没有谁是他的对手。他绝对会让任何总统候选人在辩论环节下不来台。 郭德纲也好，丘吉尔也好，他们本身都是很棒的演讲大师，表演艺术家。他们的才能令人钦佩，“他们在他需要笑声时大笑，在他需要战栗时颤抖”。然而那最终不是政治，也不是领导力，不能靠讲话解决一切问题。 语言是目的还是工具？ 不可否认，好的口才在关键时刻能锦上添花，成为非常趁手的工具。前已言之，在二战的背景下，丘吉尔的极富煽动性的演讲正好完美地使用。他恰好遇到了那个时代，他恰好遇到了那个国家。那个时代过去，他的演讲也再没有用武之地了。 然而同时代还有一位演讲高手，他的演讲同样富有煽动性，那就是希特勒。希特勒也是“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的代表。 那本书还记录了很多别人对于丘吉尔演讲影响的负面评价。 他的演讲“向往着刺激和行动”，“夸大了所讲的每件事的重要性，尽管其真实性不假。”“他的修辞艺术往往会模糊他的推理过程，他的措辞征服了他，而不是他征服它们。任何政策、提案和冒险，只要能用犀利的言辞和华丽的修辞表达，都会立刻吸引他，其真正的优点或缺点则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就像查尔斯·马斯特曼抱怨的那样：“他能让自己相信几乎每一条真理，只要它被允许通过他那台修辞机器开始其狂野旅程。” 埃舍尔勋爵1917年曾指出，丘吉尔“靠有韵律的语言处理重大议题”，但是“很快就被自己的言辞所奴役”，这意味着“他哄骗自己相信他的目光远大”，实际上他的想法“局限于那个问题相当狭小的一个方面”。 “丘吉尔先生是语言伟大的主人，可是当语言的主人变成语言的奴隶时，就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这些言辞背后一无所有，它们只是词语的滥用”。 他形容他的政敌：残忍地形容拉姆齐·麦克唐纳——他认识的唯一一位能够跌倒而不伤到自己的政治家——是“没骨头的奇迹”，不久后，他将甘地漫画为“一个煽动叛乱的中殿学院律师”，一位“半裸的苦行僧”——这轻蔑、粗鄙、伤人的措辞在印度永远不会被原谅（或者被忘记）。1945年，在他的首次大选广播演讲中，他用声名狼藉的“盖世太保”来嘲讽他的工党竞选对手——这样形容一个五年来怀着爱国热忱、无条件服从他的人，实在糟糕。 内维尔·张伯伦在1925年说，丘吉尔的演讲“精彩非凡，人们蜂拥而至去聆听……他们说，这是伦敦最好的演出”。但他又说，“照我的判断，他们把演讲当成一场演出，却不准备信任他的人格，更不用说他的判断了”。由此可见，人们也确实把他的演讲当成了脱口秀和才艺表演，而不是政治主张。 我觉得把一个国家的政治交给这样一个用话语足以颠倒是非的人是非常危险的。从这点来看，我甚至觉得，就一个国家的领导者来说，如果一定要在信息传递和口才魅力中间选择，我会毫不犹豫的牺牲口才。 口才，演讲，辩论，本身是解决问题的工具。但是当他们本身成为目的本身，当使用它们的人还是一国或者一个企业的领导的时候，那就会带来可怕的效果。 丘吉尔曾经在年轻时的时候写过他唯一的一本小说《萨伏罗拉》。小说主人公就是丘吉尔自己的化身，是一个拥有无敌演讲才能的人。先看看丘吉尔怎么描写主人公准备演讲。 这儿该说些什么呢？香烟一支接一支地消耗，烟雾缭绕中，他看到了能够穿透群众内心的结束语；他将高明的看法、漂亮的比喻以正确的措辞表达出来，让文盲都能理解，让孩子都被吸引；他的话将听众从物质生活中提升起来，唤醒了他们的良知。他的想法先是形成字词，然后集合成句子；他对自己喃喃低语，语言中的节奏打动着他；他本能地使用了头韵。想法接二连三，仿佛小溪飞快流淌，水面上光线变幻。他抓起一张纸，匆忙地用笔记录。这儿是个重点，能不用同义反复来强调吗？他潦草地写下一个粗糙的句子，先涂抹出来，再打磨一番，然后再重写一遍。讲话声音要悦耳动听，所讲的道理要能提升、激发听众的认识。这是多么有趣的游戏啊！他满脑子都想着自己必须打的牌，这世界就是令他为之着迷的赌注。 那时的他还没有走到台前演讲，但是这也正是对于他演讲的精妙描写。 在我看来，丘吉尔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演讲家。演讲是艺术，是文学创作，是美学的范畴。一个好的纯粹的演讲家作为政治家的缺陷就是，他们并不那么在乎真理，只在乎句子的优美和表达的效果。为了展示这种美，完全可以抛弃真理，或者信奉一切。 从丘吉尔的小说的描写就可以看出，一篇激情澎湃的演讲稿是如何创作出来的。主要的时间都消耗在了如何调动气氛，如何押韵，如何写出漂亮的话来让听众激动，而不是传达的内容本身。
作为一个码字的人，我又何尝能不警惕自己用巧妙的语言来说理以取悦读者？语言作为工具本身，是为了某种目的服务的。当语言作为目的本身时，它就成了一种艺术形式。我们要警惕的，是当语言的艺术性与工具性混合时给人带来的迷惑和煽动。 参考： 1.文中关于丘吉尔的例子全部来源于《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 2.三个历史故事前两个出自《华杉讲透<资治通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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