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0年前的美国时间12月7日，从6艘日本主力航空母舰上起飞的300多架日本战机在事前未履行宣战手续的情况下偷袭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要驻泊地珍珠港，一举击沉和重伤太平洋的全部8艘战列舰，以及3艘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仅有企业号等3艘航母因为没有停在港中而侥幸逃脱。  ◎ 1941年11月26日，日本海军秘密舰队从日本出发，开始潜入北太平洋，秘密舰队包括9艘驱逐舰、2艘战舰、3艘巡洋舰、3艘潜水艇、7艘燃料船以及6艘载着400多架飞机的航空母舰。图为日本舰载机飞行员在起飞前集结。 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走上了国家毁灭的太平洋战争之路，共约有780万到800万日本军民为了军国主义的狂妄梦想而殉葬。 然而，这条战争之路并不是一开始就铺好的。 仅仅在20年前的1921年，日本还作为东亚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站在一战战胜国之列，很多人士都预测，随着世界霸主英国的势力逐渐消退，未来的太平洋是属于日本和美国两个明日帝国的，这将是一个虽然波折但大致和平的交接过程。 到《华盛顿条约》签署20年后，日本和美国应该已经携手接过了英国在东亚的霸主位置，成为“斗但不破”的一对伙伴。但后来历史演进的路线，和当时人的预测完全不同。究竟是从何时开始，日本走向了军国主义的不归路呢？  ◎ 1922年华盛顿会议现场 现代历史学家多半将最初的分歧追溯到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今天我们知道，日本政府正是由于对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有所不满，才诞生了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念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认为新的国际体系必将遵循19世纪下半叶多次战争的惯例，对各参战国实行“论功行赏”。日本在战争中夺得的青岛应该以条约的形式固定下来。 然而，美国的威尔逊总统认为，以他国领土“分酬有功”的殖民地战争模式正是将世界推向全面大战的罪魁祸首，在华盛顿会议上，威尔逊力主建立一个多国合作和协商体系，将弱国和小国吸纳进列强建立的国际体系中来，并以经济合作来代替武力对抗，这就是在当时赫赫有名的华盛顿会议精神。  ◎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在佐治亚和南卡长大，苏格兰裔美国博士、文学家、政治家、美国第28任总统。 为了实践华盛顿会议精神，美国等八个世界主要列强和中国一起签署了《九国公约》，声明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在稍后敦促日本将在山东的所占领土交还中国。 当时有观察家指出，《九国公约》不仅仅是中国的外交胜利，也是威尔逊多国协作体系的第一个成果，美国试图利用这种多国协商的模式和新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倡导的殖民地和落后国家民族革命模式相抗衡。 然而日本国内的反国际主义者却认为，美国是在用日本在战争中获得的利益做顺水人情拉拢中国，为实现美国在亚洲的经济优势铺路。他们认为，将日本捆绑在一个多国协商的国际体系里是没有前途的。为了打破日本的外交困局，必须首先清洗政府中的温和派。 1930年，政治激进派获得了一个宝贵的打击对手的机会。 此时，日本正遭遇到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性的需求下跌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出口。面对危机，日本政府选择了牺牲底层民众的利益来维持金融稳定。  ◎ 昭和3年（1928），日本人最后的快乐时光。第二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 从经济原理的角度，不能说日本政府的选择完全没有道理。然而，对于一个采取民主体制的政府，都不发钱的效果绝不等值于都发钱。由于日本紧缩银根政策，日本国内失业剧增，穷人家的女儿被卖为娼妓，儿子近乎于逃荒的跑到中国东北寻求机会，民怨沸腾，指责权贵不顾人民死活的声音不绝于耳。 从这个时候起，经济自由主义在日本国内的名声一落千丈。日本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向极左与极右的两个极端，极左派的宗旨是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推翻君主政权。而极右派的主张是破坏现有国际秩序，从对外扩张中寻找生路。后者更加提出，从明治时代引进的西方自由主义已经被证明不适合日本国情，唯有普鲁士式的军国主义才能够适合日本自古以来的国家传统。 极右翼的极端分子从1930年到1936年陆续刺杀了几名坚持国际主义的政府高官，严重削弱了文官政治的影响力。与此同时，军队里决心打破远东国际秩序的激进派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 日军占领吉林东北军军械厂 九一八事变对日本的意义，与其说是用孤注一掷的军事冒险抢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不如说是极右翼的激进派军官通过主动破坏以中国为核心的《九国公约》体系，撕裂日本也参与其中的华盛顿会议国际秩序，将全日本绑架上对外扩张和武力垄断亚洲利益的战车。 对于极右翼分子极为幸运，而对整个日本极为不幸的是，他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机选择的极为巧妙，导致这场赌局的结果最后完全有利于极右翼。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时候，九国公约的各个缔约国都忙于应付各自国内糟糕的经济形势，无暇对日本右翼分子的“皇国梦”实施果断干预。 按照威尔逊总统的设想，华盛顿会议设立的国际秩序一旦遭遇挑战，需要由新设立的国际协作组织----国际联盟来负责应对，它应该组织一支多国联军赶赴热点地区，确保当地的和平稳定。 但九一八事变暴露了多国协商原则的弱点：若非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各国对费力干涉地区冲突并不积极。深陷经济危机的美英法等国并不愿意在此时和日本大动干戈。国际联盟最后只能以一纸李顿调查团报告匆匆结束了自己在远东那不成功的调停。  ◎ 由于日本外交官对李顿调查团报告结论的强烈不满，一怒之下退出国联，图为李顿等人正在调查柳条湖铁路的爆炸点 这个结果和华盛顿会议设想的国际秩序大不相同。正是因为西方各国在九一八事变上的消极态度，直接宣告了华盛顿以多国协商合作维持国际秩序理想的破产。 英美的退缩也让日本国内坚持国际主义的政治精英威望大跌。右翼极端主义者向日本民众证明，不需要追随英美维持既有国际秩序，而是果断采用军事措施打败对手，才是保卫日本利益的唯一出路。在那些英美利益圈之外的地方，只要日本动武，英美就会退让。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导致日本举国上下产生的最大误判，也让日本踏上了一条走向毁灭的道路。 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放眼上世纪30年代的国际局势就会发现，原先作为国际秩序维护者的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日益脱离自己的角色，开始向一战的失败者德国靠拢。而原先被排除在国际秩序之外的苏联，却开始推广新的外交政策----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 图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女性在京都西本愿寺庙进行军费资金募集，为了支持日军的侵略行为，她们打出了“每人少吃一顿饭”的口号。 通过展示自己作为潜在的遏制德日军事扩张的盟友的意愿，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迅速接近，陆续恢复了和英美各国的正常外交关系，进而被吸纳进了现有国际体系。苏日两国对维护国际秩序的不同看法，就是两国日后不同命运的重要原因。 即使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已经有意无意的倾向于破坏国际秩序，它也并不是没有回头的机会。甚至在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日本政府仍然存在着和蒋介石政府讲和的可能性。 但在战争开始后，日本的陆海军对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日本的文官派系则因为战争的需要全部“靠边站”。在日本军队的直接干预下，走强硬军国主义路线的近卫文麿内阁走向前台。  ◎ 近卫内阁合影 近卫内阁的整体战略完全是军队意志的体现：他希望能用武力迫使国民党政府屈服，然后在短时间内完成全国总动员和对苏联的备战。如果这个战略得以贯彻，意味着日本必须破坏远东的多国合作体系，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一个自我循环的区域经济系统。 这个决心是很不容易下的。 因为自从明治维新以来，西方国家就是日本的技术输入源头和原材料来源地，摒弃英美主导的世界体系，意味着要在经济上和英美完全“脱离”。这个代价能否承受，近卫内阁毫无把握。但恰在此时，德国从传统合作伙伴中国倒向日本，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政界的“脱离”倾向。 以白鸟敏夫为首的一批日本官僚坚决拥护日本与德国合作，他们认为日本与德国同属民族优秀、政治强大，但是无原料、无市场、无粮食安全的“一无所有”的国家，现在到了“一无所有”的国家携起手来，推翻现有国际秩序，实现“最大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时候。  ◎ 希特勒会见日本驻德公使大岛浩 在日本相信自己的国家利益只有通过破坏现存秩序才能实现的同时。美国也在绞尽脑汁思考着如何维持华盛顿会议建立的战后秩序。在罗斯福总统看来，实施侵略的德意日三国就像是战争的“传染源”，急需隔离。 这背后的寓意就是当华盛顿会议确立的多国合作协商的国际安全体系如果不能稳定运行，势必有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回到一战之前的排他性军事同盟体系中。 美国当时的军事力量不足以阻止这三个国家的战争野心。老欧洲也担心再次陷入一战那样的无情厮杀。 西方国家的主流看法是，随着经济危机的逐渐消退，各主要国家的经济都有所恢复。现在可以使用经济手段来约束三个“捣乱分子”的扩张野心了。三个军国主义国家既然声称“一无所有”，不妨可以在其承诺放弃军国主义路线的条件下，让三国加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对其开放市场、原材料和粮食供应。同时，趁着这些国家的封闭经济圈尚未形成，使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他们停止迫在眉睫的侵略行动。 由于德国在稍后不久即发动侵略波兰的欧洲战争，和英法等国陷入全面交战，这套升级版“绥靖”方案没来及用在对德意外交上，而主要用来应付日本。  ◎ 图为日本在珍珠港前各年份石油，基本上90%依赖进口。由于日本本土没有勘明的石油资源，所以完全依赖美英对日贸易，仅1937年日本就从美国进口了多达550万石油。而整个1932-1939年，日本的石油及石油产物有75%来自美国、铜90%来自美国、废钢70%来自美国、铅45%来自美国。 ◎ 1941-1945年，美国的钢铁产量为3.87亿吨，而同期日本的钢铁产量为3018万吨，美国是日本的12倍。我们换个角度想这个问题，如果日本的钢铁够生产100艘航空母舰，那么美国可以生产1200艘，在任何年份美国的钢产量都足够对抗整个轴心国。 从1938年起，美国的亚洲外交战略就是一面尽力为中国和英国这些在对日第一线的国家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之外的其他支援，一面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胁迫日本重返谈判席。 从今天看起来，这套方案略显幼稚，军国主义国家奉行强硬外交路线的目的并仅仅是武力吞并别人获取资源，军国主义者们还通过加强社会管控、宣传意识形态和实行战争经济来打造集权国家，为执政联盟的长久独裁铺路。 用经济上的好处让军国主义者们放弃已经占领的土地，无异于动摇了军国主义政权自身的合法性根基。而让其永远放弃军事侵略的企图，就是彻底颠覆社会管控、战争经济等一整套独裁体制，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们绝对无法接受的。 陷入军国主义迷思的日本，只可能接受一种和平条件，就是在英美让出大量经济利益的同时，暂时停止进一步的侵略计划，趁机巩固自己的侵略成果，为下一轮的武力扩张做准备。 但是，当时的日本人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虚假的和平条约完全可以缔结。他们的判断是，当时的日本是美国在亚洲唯一有价值的贸易伙伴。 ◎ 1830-1940年间世界财富的相对份额，1910-1940年，美国财富占全球财富份额没有低于47%，最高达到了62% 没错，日本海军是美国海军在太平洋上的最大对手，但是日本更加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国。日本的丝绸畅销美国，而日本极度依赖美国的石油、钢铁和机械产品。1923年东京地震之后，美国为日本的重建提供了大量美元信贷。东京的军国主义者对此耿耿于怀，甚至喊出了“华尔街一打喷嚏，东京就要感冒”的口号。 相比起来，到30年代中期，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仅占全部外国投资的6%，英国和日本则分别占35%。美国在民国的全部投资不过二亿多美元，而到开战之前，美国对日本的年度出口额就已经达到3.5亿美元。 日本咄咄逼人的军事准备和工业建设，对国际秩序构成了严重挑战，对美国的工业财团可是好事一桩。日本的工业基础严重依赖美国，中日开战之后，机床、光学设备、石油、钢种、工业设备的订单滚滚而来，成为美国工业集团渡过经济危机的重要财源。美国政府会为了一个虚弱的天朝放弃日本这样有重要价值的贸易伙伴吗？ 更何况在美国国内不但有着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更有不可小觑的亲日力量。 不单单是华尔街，许多学术界和新闻界的著名人物都在为美日和平而大声呐喊。 日本注意到美国国内除了国务卿科尔德·赫尔这样的死硬派角色外，还有詹姆斯·沃尔什神父这样私下为美日友好奔走的亲日名人。日本帝国相信，美国互相矛盾的对日态度，正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导致美国外交软弱的最好证明。他们不妨大胆行动，用冗长的外交谈判拖住美国的手脚，同时尽快用猛攻迫使蒋介石政府求和。 但日本人失算了，美国手中的经济绞索一旦开始勒紧，对日本的打击就是致命的。 ◎ 根据《美国战略轰炸统计》，开战后日本高辛烷值航空汽油绝大部分来自荷兰属东印度群岛，不过，随着美国海军潜艇开始猎杀日本邮轮，以及美军重新夺回菲律宾，日本在南洋的石油供应断绝，日军面临的状况每日愈下。根据战后的分析显示，1945年开始轰炸日本本土炼油厂其实效果不大。当时因为潜艇和布雷的封锁，日本的炼油厂大部分已经“无油可炼”。液化煤产的油品质远不如南洋，所以，日本本土提炼出来的航空汽油极为有限。没有高辛烷值航空汽油的后果，不仅很难拦截B-29轰炸机，而且极大影响了日军飞行员训练水平。 1941年7月26日，美国宣布了冻结日本在美资金，以及对日石油配额许可证制度。到这时，美国仍然留有一丝余地，并非全面禁止对日石油出口，而是针对性的限制了高辛烷值石油的出口。 这部分石油的主要用户正是日本海军，限制高辛烷值石油出口，将使日本海军的燃料在一年之内消耗殆尽。日本面临着要么全面屈服现有国际秩序，要么奋起一搏打破英美霸权的最终选择。 日本人最终选择了代号“Z作战计划”的行动方案，即对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动不宣战的大规模空袭。 在那一刻，东京的军国主义者真诚的相信，那是给数亿亚洲人民带来“东亚新秩序”的第一步。而为珍珠港大捷欢呼雀跃的日本人民，他们中的800万将注定成为日本破坏现有国际体系、建设新秩序的那个“代价”。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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