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首先要明白文言文和白话文的区别何在？就在与语言是否同步。白话文与语言完全同步，是语言的符号化、文字化，而文言文却并不与语言同步，而且刻意在与语言保持距离，因此，不是语言的符号化，而是与语言相对独立的一套抽象符号系统。 也就是说，文言文与白话文存在本质不同，白话文只是语言的工具，属于语言系统，但是文言文却不是语言的工具，不属于语言系统。也可以说，现代中国文字实际上存在两套系统：文言系统和白话系统。 中文之外，人类文明史中的所有文字，都不曾存在文言文，而都是白话文，无论是字母文字，还是字母文字之前的古两河的楔形文字，以及古埃及文字。 对于字母文字，说它们是语言的工具，属于语言系统，是很好理解的，因为字母本身就是表音的，就是模拟发音，由字母所组成的单词，也是模拟语言中的单词，就是为了拼凑那个发音。所以，字母文字在书写又叫“拼写”。 对于古两河的楔形文字，现代人，尤其是欧美人，认为是与字母文字存在本质不同，因为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而字母文字则是抽象文字，而且很显然，字母文字比楔形文字先进。 首先，说字母文字是抽象文字就是一种误解和笑话。因为字母文字是模拟语言的，也就是模拟声音的，尽管声音没有形象，用眼看不到，但是却用耳朵可以听的到，依然是一种具体、具象的东西。一种对具体、具象的东西进行模拟的东西，怎么可以说是抽象的。因此，尽管字母文字不是象形文字，但远称不上抽象文字，而是“象声文字”。 其实，说楔形文字是象形文字也是一种误解，它本质上也是象声文字。 楔形文字和后来的字母文字根本目的都是为记录语言、模拟语言。尽管从字形上看，楔形文字是象形的，譬如，牛字，用一个很像牛头的符号来代表，但是，这个牛头符号的目的却是为记录牛的发音，因此，这个符号也是一个“象声字母”。 牛字之类的字还多少有点意义，但是在楔形文字中，却存在大量完全没有意义，至少在当时的古两河社会内部完全无意义的字，这些字的唯一作用是用来表音，用来象声，就是彻头彻尾的字母。有“亚述学”的德国研究者认为，这些字母性质的楔形文字是借用自当时的中亚东欧一带的草原民族的，这些民族是后来的印欧民族的前身。这位德国人据此认为，文字的最早发明者并非古两河人，而是古日耳曼人。 这位德国学者研究很有价值，说明了楔形文字的原始造字理念是更可能是外传的，而非原创的。那么是不是中亚东欧的游牧部落原创性地发明了文字？当然不是。上篇文章已经指出，人类文明史中最早的抽象记录符号系统出现在中国，就是甲骨文之前的“文”，或者“文系统”。而且，文系统又包括三个子系统：易经符号系统、结绳符号系统、书契符号系统。出现时间至少在10000年前。但是，中国的文系统并不用于记录语言，而只用于记录“意”、“义”，就是义理、道义。更可能的情况是，中亚东欧游牧首先接触到中国的文系统，但是，却把他们改造成用来记录语言，但是却又不成体系。 楔形文字和字母文字都是语言性文字，都是象声文字，唯一不同在于，楔形文字的基本单位是语言的一个单词，而字母文字则将语言上的单词进行分解，构造出了发音上的基本单位，即字母，再用这些字母去按读音拼凑单词。因此，从楔形文字到字母文字，只是技术上的改进，并无本质的变化。按中国的标准和语言，它们也都是白话文。 尽管中国自至少10000年前的文明伊始，就存在抽象的记录符号系统，即文系统，但是，却并未将其应用于记录语言，而是用来记录“意”、“义”，用来记录义理、道义。也正因为如此，当字在中国出现后，尤其是开始大规模使用后，激发了“文”、“字”、“言”与“意”的关系的大讨论，这种讨论在春秋战国时兴起，直至三国魏晋时期才结束。这样的讨论也仅仅在中国文明史中发生，为其他任何文明所无。  《周易·系辞》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以尽言”。“书”是指字；“言”是语言；“意”是道义；“象”是卦象，也是文；辞是指无字时代，对易经的口耳相传的部分，也是语言。“书不尽言”是说字与语言并不同步，字的数量少于语言的单词；“言不尽意”是说即便是语言也是无法准确地表达道义的内涵；“立象以尽意”是说发明卦象这种文去表达道义。 庄子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三国魏晋时期的王弼，可谓是这次大讨论的集大成者，也因此仅凭20多岁的生命就彪炳青史。他在《周易例略·明象》中说：“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言生于象，故可以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 纵观这一历时达好几百年的大讨论，有一点是公认的，“意”是本源与核心，语言也好、文也好、字也好，都是表达“意”的手段，这是参与讨论各方各家都认同的，尤以王弼说的更清晰。 到了唐宋时期，这个问题又转化为由字所组成的文体、文章与道义的关系，而结论则是“文以载道”。 这意味着在道义是文之源，文之本。在文系统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就已经出现了独立的道义概念，而文被发明出来就是来表达和传递道义。中国文明的出现就是以文为标志，究其核心是以道义的出现为标志。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唯独中国有资格称的上“文明”，因为唯独中国存在表达道义的文系统。其他任何文明，无论是古两河古埃及文明，还是现代的欧美文明，都不曾出现独立的道义概念，不曾出现去单纯表达道义的文系统。 前面我们已经对易经的八卦符号，结绳的绳结符号，书契的契齿文符号做了详细的解读，这些符号本质上都是数、数字，这三者共同构成汉字产生之前的文，或文系统，用以表达诚信和道义。 在中国传统看来，字只是文的与语言相结合的扩展，其基础在文。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说：“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以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明确指出，字是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来，字是文的孩子。字的本义就是抚育孩子。 只是，囿于历史资料缺乏，许慎在这里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认为文是成形原理是象形的。其实文的基础是数字，而数则是绝对抽象概念，因此文绝非象形的，因为压根无形可象，而只能是人为赋予。因为无论数字，还是道义本身，都是绝对抽象的。二是，认为最初的字起源于书契，其实书契依然是文，尚不是字，字要到商朝才有，就是甲骨文的出现。 字在中国出现，不过是把原先用于表达抽象的道义的文系统，开始转向去表达语言。即许慎所说的“形声相益”，只是“形”字不太准确，直接用文字比较准确，即“文声相益”。 毫无疑问，尽管文系统在中国历史中存在十分漫长，直至商朝，至少存在了7000年，但是，字在中国的出现还是非常突然的，即用文去表达语言的做法在中国的出现是很突然的。很可能是受到了西亚楔形文字的影响，或者是受到中亚东欧游牧的影响，因为用文去记录语言首先是在那里出现。也就是说，甲骨文有明显的外传特征。 但是，前文已经指出，古两河的，或者东欧中亚游牧部落的，用抽象用文去记录语言的做法，又很可能受到中国文系统的影响。因此，甲骨文传入中国，并非完全的进口，而是出口转内销。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传统记载中，即便字有外来成分，但也从来不认为字的出现是突然的，也不认为是一个多么大的事件，而只是认为是文的扩展和延续，依然是文。 但是，当与语言结合的字出现之后，导致中国的符号记录系统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是，文系统被字系统取代。二是，字系统与语言的合流，作为一种新形态的文，字的属性和功能开始发生变化，由以前的单纯记录道义，转向也开始记录语言。 在字出现之前，中国的文系统又包括三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分别是易经符号系统，结绳符号系统，书契符号系统。当字出现后，文的三个子系统都进入了字系统，被字所直接继承，成为字的基石。只是，随着结绳和书契作为契约工具、信用工具的消失，结绳符号和书契符号作为独立的文系统局面也随之消失。直至最终人类对此完全失去历史记忆。但是，由于易经作为一门学问在中国一直坚实地存在，因此，易经符号系统也一直独立存在。 对中国文明而言，字实际上就具备两个相互矛盾的功能和属性，即文的功能和属性和语言的功能和属性。文是道义的工具，其目的是记录道义。字从原始意义上来说，是语言的工具，目的是记录语言。这两者在根本上是矛盾和冲突的。 也正是这种矛盾和冲突，导致在春秋战国时期，爆发“意”与“言”、“文（象）”、“字（书）”之间关系的大讨论。这一讨论一直持续到魏晋时期。  二 甲骨文在商朝就出现了，为什么这种冲突直至春秋战国时期才恶化并激发大讨论。原因在于，尽管字在商朝就出现，但是，在商朝和西周时期，字的功能和使用范围极为狭窄，社会的整体依然是有文而无字。 甲骨文被引入，最初只是服务于祭祀仪式。更准确地说，甲骨文是一种献给神的祭品。甲骨文所记载的都是已经发生的事件，也就是历史事件，尤其以已经发生的占卜为主。然后，再将这些记载历史事件的甲骨打上孔，穿成串，就是“册”。“册”字的甲骨字形就是用绳子穿成串的不规则的甲骨，而非整齐划一的竹简。然后再将册作为祭品献给神，这就是“典”。“典”字的甲骨字形就是双手捧着册而敬奉神的动作。因此，“典”字本意就是用册作为祭品的祭祀仪式，也指用于典祭的册，即典册。 《周礼》中提到“策（册）祝”，就是属于典祭后来的变形，属于典祭的范畴。《尚书·金縢》记载了周公进行册祝情形，周公在策辞中说愿意以自己的生命去换回武王的病愈，仪式完成后，将册藏入金滕之中。金縢是用金属（更可能是铜或青铜）制的带子进行密封的柜子，相当于现代的保险柜。 典祭，或册祭从形式上来说，是用字来做祭品，但典祭出现之前，中国早已存在另一种祭祀形式，叫祼祭，使用的祭品不是字，而是字之前的文，具体是书契。典祭明显是从祼祭演变而来，可以说是一种新形态的祼祭。典字的甲骨文在字形和读音与祼都高度接近。 在前面《穷究券字的起源》一文中，我们已经对祼祭的原理，以及祼字字形的演变历程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典字的甲骨字形是双手捧册，而祼字的最原始的甲骨字形则是双手捧一根竖线，这个竖线就代表书契，而且是书契之右契。书契右契在书契机制中是相当于借款人所开出的借据，代表着其诚信、信用。同时，在金融上看，右契也是有价证券。其价值取决于借款人，即左契持有者本身的信用程度。右契的专有名词是“关”，因此，北宋有一种纸币就叫“关子”。用于祭祀的右契也有个专有名词叫“券”，券的上半部分“”就是从“祼”字的最原始甲骨字形演变而来。 甚至在可能在祼祭之前，即在用书契之右契作为祭品之前，就出现了类似的祭祀方式，就是用结绳的右绳为祭品的祭祀方式，这种祭祀方式直接叫做“祀”。在前面讨论文字的结绳起源的文章中，已经指出了这一点。结绳机制与书契机制类似，都是中国早期的契约，也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契约。“契约”一词中，“契”就是书契，“约”则是结绳。 “巳”的甲骨字形就是一对结绳合约的右绳，相当于书契之右契。因此，“祀”的本意应该是用指用结绳之右绳作祭品的祭祀仪式。这是可能是中国用文做祭品的最早的祭祀形式，所以，本来作为一种特殊祭祀仪式的“祀”成为祭祀的总称。 右绳、右契之所以可以被用作祭品，祼祭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祭祀仪式中最核心的部分，原因就在于中国独特的祭祀理念，就是“鬼神飨德”，认为人的德是献给神的最好祭品。人最好的德是什么？是真诚、诚信，而诚信则是道义的基础，甚至等同于道义。《中庸》说“率性之谓道”，率性就是真诚，道就是道义。 也就是说，以结绳之右绳作为祭品的“祀祭”，以书契之右契作为祭品的祼祭，都是以文为祭品，结绳符号、书契符号都是文。而文则是用来记录和承载的诚信和道义，因此，“祀祭”和“祼祭”的真正祭品是祭者的诚信和道义。尽管在以字作为祭品的“典祭”中，似乎形式上与“祀祭”、“祼祭”有所不同，但祭祀原理是等同的，也是将真诚和道义用作祭品而献给神。无论是甲骨文的册，还是周公册祝的册，所记载的都是事件，则写事件都可以记录和代表祭者的真诚。甲骨文所记载的事件主要是占卜，而正是在占卜中，当事者会保持足够的诚意。因此，记载占卜事件只是形式，实质是记载当事者的诚意。 甲骨文的册是中国最早的历史记载，也正是在此时奠定了中国历史记载的两大原则。第一，记载的事件要真实。第二，记载的事件有都是形式，实质是记载事件所反映的“意”，即诚信和道义。《春秋》经只是甲骨册的延续。 因此，字（甲骨文）由文孕育而出的过程，实际也是典祭由祼祭孕育而出的过程，表现出很强的连续性，虽然字和典祭都有很强的外传特征，可能受到古两河-埃及文明的影响。字在古两河出现后，也被用于祭祀，古埃及的字更是主要用于祭祀。但是，最早用抽象记录符号作祭品，即用文作祭品进行祭祀的则是中国。 因此，古两河和古埃及以字为祭品进行祭祀的做法却又很可能受到中国用文进行祭祀的影响，从中国引入。只是对中国而言，文是用来承载诚信和道义的，然而，古两河和古埃及文明并无独立的诚信和道义概念。因此，他们只想到用文去记录语言，这样就“发明”了字，而且是象声的字，白话的字，然后用字去记录献给神的具体的祭品，或者记录对神的承诺。 也可以说，在早期人类文明，历史中曾经存在两类用记录符号作为祭品的祭祀，一种是“文祭”，一种是“字祭”。“字祭”源于“文祭”。尽管中国“字祭”的出现时间较古两河可能稍晚一些，但是，唯独中国在“字祭”之前存在“文祭”。因此，古两河古埃及的“字祭”更可能是受到中国“文祭”的影响而产生，然后再回流到中国，引发“字祭”也在中国出现。 因此，作为汉字最初形态的甲骨文，实际上有三个特征。第一特征，是语言化的，但并不安全；第二个特征，直接用途是记载过去发生的事件，即记载历史；第三个特征，保留了文的特征，从根本上来说，是记录诚信和道义，这种诚信和道义是通过历史事件来表现的。 “字祭”，即“典祭”、“册祭”，这种祭祀形式的引入是从政府开始的，而且也仅仅局限于政府，主要是天子们所使用，并没有为民间所接受，没有在民间普及。在商朝和西周时期，汉字，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主要使用于祭祀，而且主要局限于政府，并不服务于日常生活，并没有在民间普及。 汉字的真正世俗化、民间化是发生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尤其是战国时期，是一个混乱的战争年代，而汉字的推广则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所以汉字的真正大规模普及是发生在天下安定后的汉朝。《五经四书》文本的定型就是在两汉完成的，奠定了后来所谓的经学的基础。 但是，由于受到外来思想的影响，汉朝人又无比的迷信，将一些外来的迷信思想混入了经学。在这些迷信思想中，主要包括“易经象数”思想，“阴阳五行”思想，“天人感应”思想，“谶纬”思想，公羊中对孔子的盲目崇拜思想等。在这些迷信思想的影响下，又导致《五经》的文本充斥矛盾。从学术、学问的角度而言，汉朝人可谓是功过参半。 但是，清朝人并不明白汉朝学术的底细，他们由于厌倦于宋明理学的空谈，认为这是受到唐以来的佛教和道教影响的结果。他们认为唐以来的学问都是不纯正的，于是他们想回归经学的本源，回归孔孟的本源。但是，在孔孟所身处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乱世，那时汉字尚未真正大规模普及，并没有留下太多文献。于是他们退而求其次，一心想通过考据的手段恢复汉学，清朝考据学甚至可以直接称之为“汉学”。 因此，有清一代的学术注定是个大悲剧，考据学的最终结果是，不但没有恢复汉学，不但没有回归五经之本源，反而，引发国人对五经信心的系统性崩溃，甚至对中国历史信心的系统性崩溃。现代的肤浅者认为，五经的崩溃，传统史观的崩溃是受西方冲击的结果。事实上，西方的冲击只是外因，清朝考据学才是内因。 但是，绝不是说清朝人不该去做考据学，也绝非考据学本身让五经崩溃。事实上，考据学只是一个发现真相的过程。从发现真相，恢复汉学的角度而言，清朝考据学的确做到了，的确非常伟大。但是，让清朝人始料不及的是，汉学不仅不是五经的本源，而且是千疮百孔，存在无法解释的系统性矛盾。 正是严重矛盾的存在，让晚期的清朝学术界在内部产生了巨大分歧，于是出现了所谓的“今古文”之争，及至最后出现了康有为的学术阴谋论之作《新学伪经考》，荒诞地提出，王莽之后，五经和《史记》都是伪造的。正是康有为的这本书，点燃了五经和传统史观崩溃的导火索，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清儒的悲剧在于，只有发现问题的能力，却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清朝不认真做考据，五经的问题和矛盾还不会如此清晰地暴露，五经的崩溃也不会来的那么快。 但五经的问题本身并不在清朝的考据学，而在考绝学所致力于恢复的汉学。五经的文本是在汉朝定型的，但是，汉朝人却缺乏基本的辨识能力，把与五经的本意相矛盾的思想、说法混入了五经文本。 因此，要真正复兴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就要恢复对五经的信心，而要恢复对五经的信心，就必须完成清朝人未竟的工作，恢复五经之本源，恢复真正的五经。而要恢复五经，必须明白记载五经的汉字之起源和演变。理解汉字之起源和演变，必须明白汉字产生之前的文的起源和演变。 由于汉字一方面是文字化的，是语言的工具，另一方面又是由文所孳乳，也保留了“文以载道”的属性，是道义的工具。汉字试图在这一对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求的平衡。也就是说，汉字的性质介于完全与语言无关的文系统与完全语言化的象声文字之间。一方面要与语言结合，另一方又要维持表达道义的目的，导致其不可能像西方的象声文字那样完全语言化，而可以与语言保持距离。 因此叫“文言文”。“文”就是字之前的文，“言”就是语言，就是既“文”又“言”的文。实际上也是不“文”不“言”的文。 笼统地说，白话文之前的所有古文都是文言文，但是，更主要指礼崩乐坏后的春秋时期之后的古汉字，原因在于，前文已经指出，只是从那时汉字才真正开始由祭祀走向世俗，由朝廷走向民间。甚至可以说，是汉字的真正开始。商朝和西周，当时的甲骨和金文，主要用于祭祀，而且仅限于朝廷，相对于整个社会汉字几乎不存在。 只是从商到周，祭祀的方式有所变化。譬如到西周，金文主要是用来刻写表彰先祖的铭文，开始出现用成篇文字写册的册祝，开始用真正的历史事件作为祭品，这就是《春秋》的起源。这些都成为中国最原始的文字材料，是《尚书》、《春秋》的前身。同时，从文风看《周易》卦爻辞也是西周写成的，这是传统所说的“文王系辞”的历史基础，也是易经文本被称为《周易》的原因所在。并不是说卦爻辞真的是文王本人所写，只是说这个事件发生在西周，而作为西周的开创者，文王被用来指代这个时代。 同时，作为汉字的最初形态，商朝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更表现出文的特征，语言化程度很低，与语言的同步性很低，因此非常难懂，所谓的诘屈聱牙。甲骨文都是简短的句子，没有成篇的文字。西周金文稍微进步了一些，开始有成篇的文字，但是依然难懂。 到了春秋汉字开始世俗化、民间化应用之后，与语言的同步性也发生了大大的提升。五经的传就是用春秋之后的汉字写成，所以非常好理解。同时，传并非是仅仅对经的解释，而从主体上来说就是经。 以易经为例，在西周之前，唯一符号化的只是卦象，其意义完全依据卦象的口耳相传。即那时只有文，而无字，文之外的东西完全靠语言。西周开始进行了第一次文字化，有了卦爻辞。但是文字化的程度依然很浅，大量的内容依然靠口耳相传。只是到了春秋之后，文字的真正世俗化、民间化之后，才开始了第二次文字化，这次文字化的结果被称作传，其实传也是经，只是文字化晚了一点而已。传的本义是传，即一代一代往下口耳相传之义，经本来也是传，也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当然，由于传的文字化发生在春秋之后，因此也会被混入当时的“新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可能违背易经本意的，如阴阳五行思想，这就需要我们具备识别能力。 白话文则是象西方文字一样，成为彻底的象声文字了，成为彻底的语言的工具了，汉字的表达道义的功能彻底消失。从易普及易使用的角度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从道义的角度，这个一个巨大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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