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黄桂荣
韦老倌是我老家一个村民，大约生于1927年，比我大19岁。他本名韦孝全，未成年时父死姐嫁，母亲带着他改嫁给本村一个杨姓老泥水匠，他因此改名杨树清。韦孝全的母亲是我们村胡三爷的姐姐，那时他们这个组合家庭和胡三爷共住一个院子。因胡三爷性格古怪，两家平时基本无来往。
1952年，全国农村土改分田。1953年到1954年，农村成立互助组。即政府引导村民以相邻几户为单位，自愿劳动互助。1954年下半年起，农村成立初级社。1956年，初级社升级到高级社。1958年，高级社再升级成人民公社。
在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时期的杨树清（韦孝全）二十多岁，年轻有活力，做事有干劲，大家评价他这人忠厚老实。当时本村李家两姐妹同时看上了他，最终杨树清和李家二姐正式谈起了恋爱。如果不出意外，两家结亲是水到渠成的事。坏就坏在一个村民的恶作剧上，无意中断送了他一生的幸福。
那些年我们村没有水井，村民要吃水都得去附近江安河边担水回来。杨树清在和李家二姐热恋期，为了挣表现，他每天早上都要担水给李家送过去。
有一次，他担着两只装得满满的水桶，走到半路遇到本村蒋大嫂。蒋大嫂想开个玩笑，就骗他说，某某叫你马上去他家，有话给你说。你把担子放路上，我帮你看倒，你快去快回。杨树清真的去了。他一离开，蒋大嫂就捡起路边一个几斤重的大石头，悄悄放入一只水桶。杨树清受骗回来，也没当回事，喜滋滋又担起水桶继续朝李家走，全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样。当他自告奋勇倒水入缸时，悲剧发生了，那只石头随着水流急速冲出来，“咚”地一声响，砸烂了李家水缸，水流一地。
此事传为全村笑柄，并且一传就是多年。所有村民背地里笑话杨树清没出息，做事不把细。他们说一只桶里多了石头，担起来不平衡，扁担肯定要移动一段位置才得行，那不就发现桶里有东西了吗？这都没发现，不是笨还是啥?可怜杨树清因为此事，名声被搞臭了，婚事也告吹。
李家姐妹后来另嫁他人，杨树清却一直孤家寡人。1958年开始了三年大饥荒，杨树清的母亲和继父先后患病去世，他立刻改回原来的名字“韦孝全”。村民背后说他继父好歹养过他，人家一死，他就改姓，显得不近人情。
另外自1958年开始，村里大办过公共食堂，许多群众家房屋被拆去食堂当柴烧。韦孝全家房屋也被拆了，他暂时搬入亲舅舅胡三爷家共住。两人性格不合，处不下去。过了两年，韦孝全又搬到本村蒋家大院一间空房子里住。此时他连房屋都没有多的一间，人又老实，自身综合条件不好。自此，再无人愿意给他介绍对象。
随着韦孝全婚事受挫，他的人生高光时期彻底结束，跌落低谷。
1963年至1966年上半年，全国开展“四清运动”。前期在农村中“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这时，韦孝全又昙花一现过。他出身贫苦农家，家庭成分好，积极肯干，“四清”工作组发展他入了党，并担任我们生产队的副队长。
韦孝全此时三十多岁，虽然当了副队长，仍被村民轻视。他脾气好，从不与人争吵，遇事逆来顺受，除了帮着吹口哨催大家出工外，确实没有杀伐决断能力帮着解决群众纠纷等大小杂事。群众更不把这个副队长看在眼里，除了少数人同情他外，更多人在他身上寻开心。人们把1949年前的政府称为“伪政府”，他也被人谐音称为“伪队长”。
后来韦孝全当回老百姓，又被人称作“韦老倌”。其实我们这里很少用这个词语称呼别人，只有他例外。村民总爱拿婚姻大事和韦老倌开玩笑。那些人见了他，就假作正经招呼说:“韦老倌，我给你介绍一个女人。你要不要?”韦老倌总是半信半疑回答:“是不是真的哦?”对方赌咒发誓:“真的！”韦老倌就欢欢喜喜问:“女方具体啥情况，你说来听听。”对方一本正经说:“女方姓朱（猪），叫朱一群（猪一群），头上扎两个大辫子（两个耳朵）吊起。”韦老倌初次被骗还信以为真，接连被骗几次后，才知是在捉弄他。下次再遇到别人这样说，他也不生气，只回一句:“你们尽是瞎说！”一时引得众人爆笑。
在1978年改革开放前，村民作为公社社员每天集体下地劳动挣工分，年终分口粮，过着公社化生活。韦老倌前半生因婚事受挫，成了孤家寡人。他的后半生因为病痛，丧失劳动力，生活十分凄苦。
早在“四清运动”时期，韦老倌刚当上副队长时就患了痛风性关节炎，每年都要急性发作两三次病，每次双下肢红肿发热，疼痛难忍，必须去附近三公里的何家场医院住院治疗。再后来，他的双下肢终年红肿疼痛，拖成了慢性病。
当年农村没有医疗保险，村民需自费治病。韦老倌常年喂了几只母鸡，靠母鸡生蛋卖了换钱买药，他已住不起院，再痛也只能胡乱买点药应付，病情越来越严重。
韦老倌常年被病痛折磨，一年到头出工时间少，挣的工分少，成了“倒找户”。“倒找户”的意思是每年生产队年终结算时，社员出工积累的工分折算成工钱，还买不回全年要吃的基本口粮,只好倒欠生产队的钱。好在生产队里看他生活困难，每年免去他倒找的钱。
韦老倌的生活条件比一般人都差，分到的粮食常常不够吃。他没有力气在自留地里种菜，更没钱买菜，一个人生活也不善于做泡菜，至于吃肉更是想都不要想。韦老倌经常吃饭就真的只是吃饭，为了节约粮食，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吃的菜可有可无，很多时候吃盐水、酱油或辣椒水拌饭。
1982年，农村分田包产到户，韦老倌虽分到田，却无必要农具，也无劳力耕种，只能把田再转租给别人，换一点租金，那点租金不够买米，他的生活已难以维持，政府就把他列为了五保户。
五保包括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孤儿为保教)，其实这都是给的最低标准，他的痛风病花费是无底洞，从来没有足够的钱去治疗，他的生活越过越艰难。有时周围村民看他可怜，送一点蔬菜或炼过油的猪油渣给他吃，那也只是杯水车薪。
也是1982年底，蒋家大院遭了火灾，韦老倌连最后一间宽敞瓦房也被烧毁了。他没钱修房子，就在乡村小路边用麻杆做墙，麦草做顶，搭了一个四面透风的小窝棚。村民过路经过窝棚前，经常听到里面传来他躺床上哎哟哎哟的呻吟。救急不救穷，何况那时家家都穷，大家也是爱莫能助。政府想让他住进附近乡村敬老院统一管理，韦老倌坚决不去，宁愿在自家窝棚里苦撑。他说去了敬老院被人管着不自由，还要被人害死。其实村民都知道他不去敬老院还有个心病:他心底还有娶妻梦，一旦住进敬老院就再没机会娶妻了。
那些年，村民背地里流传着关于韦老倌的典故：1982年蒋家大院遭火烧时，村民帮他抬大花床出来。这床是他母亲留下的家里唯一看得过眼的家具。韦老倌招呼村民小心点，不要把大花床抬烂了，他说这床是要留着结婆娘的。
后来韦老倌住小路边窝棚，有个外地姑娘路过问路，开口称他为大爷。那时他已五十多岁，被喊大爷也正常。结果韦老倌一反平时的好脾气，不但不给别人指路，还黑起脸反问姑娘:“你喊哪个哦?”原来韦老倌怕人把他喊老了，更不好说对象。村里大人小孩知道他怕老的心思，又换了一种开玩笑方式，故意问他年龄多大。他总是支支吾吾，说自己三十多岁，这又成了大家的笑料谈资。
此时韦老倌已是风烛残年，不要说找对象，他自己都活得艰难。我们村1983年通了电，家家安了电灯。只有他没钱安电灯，继续点煤油灯。
那时我老家后院有小河，还有我父亲垒的洗衣台，很多村民都来这里洗衣服。有次我的家人眼睁睁看着韦老倌在我家后院洗衣台把衣服摊开，往上面涂牙膏当洗衣粉用。还没问他怎么回事，韦老倌已愤愤然告诉我们，说他前几天去供销社买煤油，被强制搭配了一盒牙膏。他说他又不刷牙，牙膏留着没用，扔了可惜，他要试试可不可以拿来洗衣服。唉，那些年农村没几家人刷牙，牙膏大量积压，售货员也是没办法才捆绑销售，可韦老倌拿着牙膏更没办法！
当年我们农村家家的蚊帐都是补疤连补疤，但韦老倌家的蚊帐已破来补疤都连不上，他也买不起蚊香。有村民好奇问他夏天睡觉咋个躲过蚊子叮咬。韦老倌认真说:“晚上悄悄去睡觉，不要惊动蚊子，就不得遭咬。”大家对此半信半疑，谁也没勇气去试验怎样不惊动蚊子悄悄睡觉。其实蚊子是靠嗅觉找到人，哪里可能不被惊动?
我自1977年恢复高考考入川医，靠国家资助的贫困生助学金生活，于1982年毕业进入县医院工作，平时周末回乡下老家。每次经过韦老倌门口，常见他跛行走路。有次我送两件旧衣服给他穿，建议他到县医院好好治病。他说没钱，又小声问我:“黄老师，能不能借5元钱给我。我拿去弄一付药来吃，过几天鸡下蛋卖了钱就还你。”那几年我家经济也不宽裕，不过5元也不是大数目，我就借给了他。知道他无力偿还，也没放在心上。
但韦老倌一直记得这件事，过了两年，我又经过他家门口，他主动提起:“黄老师，不好意思，我借你5元钱，现在都没还你。”我劝他:“没钱还就算了。你早该去敬老院了，进去给你免费治病，吃饭也有保障。”过后不久，听说他真的坚持不下去，进了敬老院。
韦老倌进敬老院的第二年就去世了，去世时六十多岁。村民纷纷说，韦老倌不进敬老院可能还死得没那么快。看哇，去了就真的遭害死了。
我分析韦老倌去敬老院后是死于痛风引发的并发症。因为他患病多年，一直没去县级医院住院彻查，没有对症下药正规治疗。晚年他的心脏、肾脏已受到并发症的严重损害，死亡只是早迟的事。
韦老倌去世后，他的窝棚也被拆了。小路恢复原样，人们的生活也恢复了平静。2003年，农村有了新农合医疗保险制度，只是韦老倌已去世多年，等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