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张晓林‖故乡

砚城文苑 2021-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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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城文苑》第94期

故乡

张晓林

人这一辈子，颠沛流离，永远无法预测，自己下一步会到哪里。流年似水，有很多地方留下了自己生活的印记。

常常，于午夜梦回时刻，孤灯自问：故乡何在，乡情何堪？

01

内蒙古固阳县，西斗铺村，那是我人生的第一站。

那个村子居然通火车，车站就叫“西斗铺站”。从包头北站出发，路径昆都仑召站和刘伟壕站等十几个站就到我们村了。西斗铺邻近几个村子的名字特别好记，二分子、三分子、六分子、八分子，一个不拉能排到九分子，而且还又分出上三分子、下三分子，小六分子、大六分子……

在我们那一带，土生土长的内蒙人特别稀缺，都是走西口出去的山西和陕西人。

我六岁时，爸妈就带着我离开了，中途只在九岁的时候回去过一次，西斗铺给我的印象并不深。我对那里所有的记忆都离不开风，那个地方一年刮两次风，一次刮六个月，而且风向不固定，上午刮东南飞、下午刮西北风，能见度不足二十厘米。

我姐和我哥去十余里外的学校上学，走的时候是逆风，回来的时候还是逆风。她们经常跟我妈说，学校和家位置要是换了，回家就省事多了。一个村子里十几个孩子手拉手去上学，要走上很久才能去，天气好的时候也得一个小时，天气不好就更不用提了。

十几个孩子谁也不能放开谁的手，放开了大风里准保找不见组织。就算不放开，有的时候回我们村，也能背道而驰去了其他村。半夜三更大人们等不上回来，就出去找。

我哥哥和姐姐上学路上经常尿裤子。路太长，又不敢放开同伴们的手，小便也只好在裤子里解决。冬天的时候，棉裤缝子上的冰渣能把大腿磨破。身子轻的孩子，书包里背几块石头，就怕大风给刮跑了。人们常说我们那里的人特别团结，就这地理环境，能不团结吗？

西斗铺的天经常是红色的，张嘴就是满嘴泥沙，跟《西游记》里妖精要来的时候差不多。小时候奶奶给我讲女娲造人的故事，我一度认为女娲就是在西斗铺造的人，因为这里的人个个都是泥人。

那地方最不缺的就是沙蓬、刺猬和罪犯，不管是动物、植物、还是人物都带刺。

那年头，在口里犯下事的人，都跑到口外避难。再厉害的罪人，到了口外都是良民。内蒙人厚道，也不管你是谁，来了就给吃给喝，走的时候还要给拿上盘缠，再恶的人也没有理由瞎折腾，警报倒是经常听见响，不过很少见到逮住人。公安局的来了一打听，确实来过，早跑了，那地方地广人稀，去哪个方向追，根本不知道。

犯了事的人随随便便跑到任何一个村子，都能生活一段时间，哪个村子都有老乡，什么是鉴别老乡的标准，会说山西话就行，如果跑到草原的话，给牧民放羊，一辈子公安也逮不住。不过不能见人，天天和牛羊作伴也是一种煎熬，草原太大，能把一个好人逼成疯子。通信不发达，大多数人受不住相思之苦，担心口里的家人，也都待不了几年就回去了。

待不住的还有我的爸妈，我妈是从山西嫁到内蒙的，我爸是我爷爷走西口带到内蒙的。日子稍微有一点起色以后，两口子就商量着要回山西，回山西的目的很简单，一来是为了我们念书，二来是他们也都想家。

住在内蒙的时候，山西是故乡，内蒙是家乡。回到山西以后，内蒙成了故乡，山西成了家乡。

02

1990年，我们一家五口，从内蒙举家搬回了山西神池八角村，住在农机站大院里。

那个院子东高西低呈坡形，大门在东，小门在西。四十多间窑洞，排成南北两排，有的人家住南窑，有的住在正面。所有人家共用一个大院子，一个水龙头。没有围墙，各家各户门口都有一块菜地，怕牲口践踏了，意思性的拿葵花杆围成了一个个类似篱笆墙的隔断。

八角镇的乡镇府在农机站北面，和农机站院背靠背。我们院子里住着十多户人家，几乎家家有人在乡镇府上班。从院子的小门出去是一道坡，坡下面是农机站和乡镇府共用的公共厕所，我们整个院子里的人都在那里上厕所，乡镇府的人也在。

院子里男男女女有二三十个中小学生，大清早五六点就起床准备去上早自习。一家家的都要相跟上了才一起走，孩子们去上学，女人们生火做饭，男人们陆续开始挑水。

水龙头在院子的西边正中心位置上，我们家住在水龙头对面。冬天的时候水龙头经常冻住，起的早的叔叔们还要轮流生一把火，把冻住的铁水管烤开。寒冬腊月的时候，烤水龙头的火是不灭的，家家户户都把快要燃尽的炉灰倒在水龙头跟前保温。

神池那个地方风大，半夜着火也是常有的事，烧一次，整个院子里的人集体灭一次。住的人家多，眼睛也自然多，幸运的是从来没有造成过什么大的损失，大家都打趣说“火烧三年旺”，是好兆头。

就是可怜了水龙头跟前的那棵榆树了，几乎每年冬天都被烧一回，从来都没见它长高过，大概是因为地底不缺水的缘故吧，它年年就跟剪枝了似得长得特别旺。

春天一来，我们这些小一点的孩子们还稀罕榆钱，回家搬个凳子，爬到树上，一大把一大把的捋着往嘴里塞。榆树被烧坏的黑干枝，总是蹭的衣服上到处是黑，回家自然是会挨一顿揍的，但是大人们更担心的还是把那细胳膊细腿的榆树枝压断了掉下来。

院子的西南角是一个榨油厂，厂房在西，库房在南，为了晾晒方便，主家便把地面打成了水泥地。我们一个院子的闲人，平时就在这片水泥地上打发时间。女人们搓羊毛线、织毛衣、纳鞋，孩子们就在那颗树跟前玩，男人们也围在那里闲聊，养了牛羊的人家，还要牵着牛羊来喝水。

那时候计划生育、结婚、离婚都归乡镇府管，我的那些叔叔们，经常把工作带回家做。计划生育超生要罚款，办离婚要打架，村里人办《结婚证》一点不着急，但是办离婚就不一样。离婚条件谈不妥就打架，我的这些叔叔们经常端着饭碗在这片水泥地上办案子，我们这些小孩子们看得多了，玩过家家都不玩娶新娘子的游戏，就玩离婚和计划生育交罚款的讨价还价，逗得一群姨姨、婶婶们经常笑成一团。

农机站院里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从来没有红过脸，相处十分的好。种地的时候一起种，锄地也是互帮着锄，秋收更是一家家地轮着收，直到家家户户的农事都完了，这才集体休息。

冬天压粉条、炸麻花、做丸子，也是一家家的帮衬着做，帮谁家忙，就在谁家吃饭，家里是大人，院里是孩子，大冬天就着西北风，每人碗里一碗凉拌现压粉条，就这么嘻嘻哈哈吃着，觉着不香就跑到油坊里要胡麻油，觉着不辣，就跑到有辣椒的人家要辣子油，也真是奇怪，那时候从不闹肚子。

榨油厂生产的时候更是热闹，整个八角村都是胡麻油的香味，大人们围坐在水泥地上，时不时地往炒胡麻的炉子里扔上几个山药蛋，一边聊天，一边等山药烧好，会腌咸菜的人家，还要贡献上一大碗的咸菜。烧山药吃着不过瘾了，大人们就在水泥地上打扑克，输了的人家要买上一两只鸡，现榨出来的胡麻油温度特别高，把整只鸡扔进去，没几分钟就炸熟了，然后在把山药切瓣，也扔进去炸上一锅，出锅以后撒上方便面调料，在弄上几瓶酒，一个院子里的人，嘻嘻哈哈就是一顿饭。

乡镇府里有一台VCD，每到礼拜天或者过年的时候，乡政府放假，我们院里的这些叔叔们就得轮流值班，这可就便宜了我们这些孩子们了，轮到谁的父亲值班，谁家的孩子就负责放录像。我们都是从农机站院里翻墙到乡镇府院里，在县城读高中的大孩子们负责租录像带回来，我们这些小的没钱，自然也没有椅子坐，只能蹲在前排电视机底下看，一部片子看完也不敢动一下，就怕挡住后面的老大们挨打，中间一排坐板凳的位置是给租录像带和放录像的留的，最后一排就是在炕上坐着或者站着的，看人多人少就全挤在炕上了。

我经常看完以后腿麻到回不了家，但是明天照样屁颠屁颠的去。看录像是不敢大张旗鼓看的，回回都是拉上窗帘静悄悄的看哑语，周星驰和成龙的电影是必看的，不敢放出声音实在觉得没劲，后来大家想了一个办法，让不出力的轮流到窑顶上把风去，听见有人来了就往院子里扔石头。也有好几回被大人们逮住了，但是他们也只是简单训斥一下，就不做声了。那个时候墙头不高，孩子们体力也好，不管大小孩子，爬墙头只需要助跑几部就行，跳墙头就跟跨栏似得。

从风水角度讲东高西低的院子是出人才的，说来也怪，那个院子真的是出人才，和我哥哥姐姐年纪不相上下的玩伴有十来个，后来几乎都从政了，他们现在有四十五六岁，但大部分已经是单位里的一把手和骨干了。我成年以后，也经常被人们问到“认识不认识八角的***”，但是很少有人问起农机站大院。

仔细说来农机站大院辉煌的时间并不长，它是大集体解散的时候才住进人家的，大概是九三，九四年吧，乡政府把农机大院分割卖给了个人。你家买三间、我家买两间，家家户户都起了高墙，水龙头也接到了自家院里，原本的大小两个铁门也没影了。一个大院子成了一条小巷子，住户也越来越杂，水龙头没人维护以后，那颗榆树也在没被烧过，孩子们的感情和成绩好像也被那高墙阻隔了，和我同龄的孩子也有七八个，基本都没上过什么正经大学，只是勉勉强强有一份工作而已。我们上学也不像哥哥姐姐们那时候一样，我们就自顾自的走，自顾自的回。大院是个坡，圈起院子以后出水就成了问题，西面的住户往高垫院子，东边人家的出水自然就成了问题，每年夏天只要下雨，准要吵架，先前只吵雨的问题，后来上升到了人身攻击，再后来轮个锄头、拿个铁锹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家在那个院子里住了十年，但不管是我还是我的母亲和哥哥姐姐，大家都还是跟没有起墙时的邻居们更亲近一点。关于那个院子出人才的事情，也在没有被人们说起过。现在别说院子了，就连村子里也没什么人了。有一年我特意回去看过一次，正值农忙也没有看到熟人，那个满载我童年趣事的大院，突然感觉变的巴掌大了，而且破败不堪，心情甚是失落。

那些比我年长的邻居哥哥姐姐确实很有出息，彼此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都颇有成就，我作为小辈从未主动打扰过他们什么，有时候确实有难处，没等自己张嘴就已经接到了他们帮我处理事情的结果了。去年儿子眼疾，刚到太原医院，邻居姐姐就已经帮忙打点好了一切，姐姐和医生，一直陪我们陪到凌晨两点。那位已经当了市长的哥哥来我们这里调研，腿刚迈进五寨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无论如何请他吃饭。

八角村的农机站大院是我的故乡，虽然我们一家一直都是在租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