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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云 内容提要：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中心所藏汉籍有一大部分源于原“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通过调查700多种古籍，发现既有稀见的宋元本、也有刊刻精良的明清刻本、抄本，且不乏名家收藏、批校本，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重大。由于种种原因，这批藏书一直尘封域外，鲜为学者关注。本文试图从以上几方面进行论述，揭示这批藏书的整体情况，以备窥豹之资。 一、俄图东方文献中心原大连图书馆藏书的由来 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中心素以收藏丰富的东方文献而饮誉世界，中心藏有“近东、远东、亚洲、非洲及太平洋沿岸各国170多种语言的80多万册文献”[1]，其中尤以中文文献居首。据东方文献中心馆员介绍，这些丰富的中文资料主要是根据内容特征进行排放，没有特别区分古刻与新书。体现在该馆所编的卡片目录索引上，主题索引与人名索引分别有50多个抽屉，传统古籍与近现代出版的书刊目录混编[2]。我们初步对这些卡片进行翻检，统计出2000余种古籍。 据《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中心的收藏》一文引用1993年欧洲图书馆汉学家馆员年会提交的关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东方文献收藏的论文，可知中心藏书来源多样，有私人捐赠和没收、外交及宗教使团的收藏、调拨、各国捐赠、战争虏获物、国家交换、购买等多种渠道。该馆中文古籍的收藏亦如此，其中相当一大部分为俄罗斯汉学家斯卡奇科夫私人捐赠[3]，一部分为外交及宗教使团的收藏，其中钤有“大俄公馆”印记的古籍当源于此。还有数量众多的古书为原大连图书馆旧藏。1905年日本打败俄国，占领了俄长期盘踞的大连，并于1907年在大连成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满铁”在经营铁路同时从事各种调查研究。为便于获取资料，日人就以大连图书馆为中心，在东北设立了31个“满铁”图书馆及分馆。其中，大连图书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搜集传统古籍。著名汉学家松岐鹤雄就曾主持过大连图书馆的汉籍收藏事务。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是年8月“满铁”大连图书馆由苏联红军接管。在此期间，许多汉籍被运回苏联。据1988年日人石堂清伦在《满铁图书馆》回忆道：“战败以后，苏联政府多次派遣驻外使节到大连图书馆诸子部中心，关心汉籍保存情况。我忘记姓氏，但来大连是东方学家，他非常熟知大连图书馆所藏的文献情况，在国际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位专家当看到大连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时，特别是看到印刷之后的目录，对典籍资料似乎特别关心。但不知为何原因，他走过后几乎把所有（重要）藏书拿到西伯利亚。送往的目的地称为哈巴罗夫斯克，我们对此相当担心，之后听说被返回中国。这些文献提供给中国人利用大概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大谷武男在《满铁大连图书馆终结之后》文中也曾说：“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军队进驻大连接管满铁的同时，大日本帝国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的命运最终结束。而且在海内外得以自豪的是那些贵重的图书，被波波夫调查团拿到莫斯科去。波波夫曾说过'这些贵重图书不应放置在殖民地’”[4]。 毫无疑问，这些现藏在东方文献中心有大连图书馆、满铁藏书标记的古籍就是当年被苏军盗运过去的图书。 东方文献中心收藏的原大连图书馆所藏汉籍从钤印上易与其他来源的汉籍区分。这批书上多钤有“大连图书馆藏”、“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图书印”馆藏印，以及蓝色登记印等。如明嘉靖本《金史》书中即钤有上述两枚藏书印及印有“昭.4.10.28”字样蓝色椭形登记印，知该书登记在簿的时间为1929年（昭和四年）10月28日。据1922年6月制定的《大连图书馆规则》，第三章第十四条有言：“大连图书馆长对所有图书，要登记到原始帐上，同时盖上会社印章（方形印章）和登录号。”[5]这和我们所见正相合。又观其函套，背面多有“宋版”、“元版”等字样，这与“满铁”图书馆目录著录标准中第三“出版事项”中所言“宋、元、明时代的古刊本，出版年不明确的要根据推断著录为宋版、元版、明版”等说明相吻合[6]。 除了人们所熟知的原藏在大连图书馆的海源阁宋本六种等珍稀古籍确已流落在俄罗斯外，对于被苏军掠去的其它古籍的状况一向少有人知。我们根据东方文献中心卡片目录的著录，翻阅近700种古籍，所见善本多为原大连图书馆所藏。虽不是馆藏古籍全部，但通过此次调查，约略可以对原大连图书馆所藏的古籍有一大致了解。 二、俄图东方文献中心藏原大连图书馆古籍概述 1.宋元本 编写《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学者在前言中说：“一九四五年解放当时，我馆还曾藏有大批珍贵图书。它们是，宋版：《淮南鸿烈解》二十一卷，《管子》十卷，《荀子》二十卷，《说苑》二十卷，《三谢诗》一卷，《康节先生击壤集》十五卷。以上六种均为海源阁旧藏。《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肃亲王旧藏）。元版：《尚书》《晏子春秋》《齐东野语》《古清凉传》《唐三体诗》《昌黎先生文集》《南村辍耕录》等。……令人十分痛惜的是，这一大批珍贵藏书都在这一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散失了。”[7]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海源阁后人在天津售卖所藏宋元珍本时，全国民众哗然。特别是听说要卖与日人时，更引起了社会各层人士的广泛关注[8]。即使在今天，这些珍贵秘笈的流传也一直为学人所瞩目。此次调查发现了《说苑》《淮南鸿烈解》《击壤集》《荀子》《管子》《三谢诗》五种海源阁旧藏。这些书的学术价值，自不待言；《楹书隅录》对其特征有详细的记载，此亦不赘述。还有《通鉴纪事本末》为宋宝祐五年（1257年）刻延祐六年（1319年）嘉禾学宫重修大字本，该书“庐陵杨万里叙”末钤有“肃亲王宝”朱文方印，知此即上文引言中所提的肃亲王旧藏宋本，11行19字，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下有刻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相同版本，多家馆藏，但皆残缺。比对《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0474、00475号宋宝祐五年赵与□刻元明递修本《通鉴纪事本末》书影，版式相同，断版之处皆吻合，当为同一版本[9]。同时，还有《唐音遗响》《南村辍耕录》《古今韵会举要》《书集传》《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大学衍义》《将鉴博议》等元本。现仅以前四种略作叙述。 元至正刻《唐音遗响》，是书首为“唐音遗响总目并序”，次行题“襄城杨士弘编次”，书分三卷，第一卷上下，为唐初盛唐人诗，通七十三首；第二卷上中下，为中唐人诗，通一百三十四首；第三卷上中下，晚唐人诗，通二百三十七首。10行18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钤有“扫尘斋积书记”朱文方印、“礼培私印”白文方印等收藏印。王礼培（1864-1943年），民国知名藏书家，湖南湘乡人。其藏书处有“扫尘斋”、“小招隐馆”、“复壁”、“紫金精舍”等。此书《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皆未著录。杨士弘为元人，所著《唐音》即包涵始音、正音、遗响三部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只有明刻本《唐音》。《补辽金元艺文志》总集类著录：“杨士宏《唐音遗响》八卷，一作十五卷，字伯谦，襄阳人，家清江。”[10]吴骞《四朝经籍志补》著录：“杨士宏《唐音》九卷，一作十五卷。字伯谦，本襄阳人，家于清江。”[11]可见清初此书已不多见，致有书名、卷数混淆之嫌。 元刻《南村辍耕录》三十卷，12行25字，黑口，四周双边，双顺鱼尾。首行题“南村辍耕录卷之几”，次行题“天台陶宗仪九成”。前有至正丙午孙作大雅序。书中钤“右宸”、“书勳”、“静学斋藏书”等印，扉页背面有红色椭形登记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大连图书馆，昭18.8.21”，可知收藏的时间为1945年。《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十七著录元刊《南村辍耕录》三十卷，“题南村陶宗仪撰，此至正丙午所刻本，目后自记凡五百八十四事，有孙作序。”[12]《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子部三十二著录“南村辍耕录序”、“南村辍耕录卷二”首页书影，经比对，为同一版本。《稿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第八七七号著录：“《南村辍耕录》三十卷，明陶宗仪撰，明刊本，十二行二十五字黑口四周双边。”[13]行款同，与此本之关系，有待验证。《四部丛刊三编》据武进陶湘藏元本影印不同此本。 元本《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8行大字不等小字双行23字黑口左右双边双鱼尾。《爱日精庐藏书志》卷七言：“《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元刊本，元昭武黄公绍直翁编辑、昭武熊忠子中举要，刘辰翁韵会序，熊忠自序。宲昨承先师架阁黄公在轩先生委刊《古今韵会举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画音义了然在目，诚千百年间未睹之秘也。今绣诸梓，三复雠校，并无讹误，愿与天下士大夫共之。但是编系私著之文，与书肆所刊见成文籍不同，窃恐嗜利之徒改换名目，节略翻刊，纤毫争差，致误学者。已经所属陈告，乞行禁约外收书，君子伏幸藻鉴，后学陈宲谨白。”[14]所述与大连图书馆所藏同。又《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二言：“旧本《凡例》首题'黄公绍编辑，熊忠举要’，而第一条即云'今以《韵会》补收缺遗，增添注释’。”[15]与大连图书馆所藏略同，惟《凡例》首题“昭武黄公绍直翁编辑，昭武熊忠子中举要”，《提要》或因简省而未全言。书中钤有“闽山刘氏珍藏”、“程定夷印”、“圣彝收藏金石书画印”、“闽中郭蒹秋艺文金石记”、“温陵张氏藏书”等收藏印。其中温陵张氏指张祥云，清晋江（今属福建）人，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进士。《藏书纪事诗》卷五有传。闽山刘氏指刘永松（约1817-1856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闽中郭蒹秋为郭柏苍（1815-1890年），字蒹秋，亦福建侯官人。刘、郭二人相识，同好藏书。由此可知此书的递藏经过。《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国图、上图等处有藏。《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著录00385号《古今韵会举要》三十卷《礼部韵略七音三十六母通考》一卷，元刻本，匡高19厘米，广13厘米。半叶八行小字双行二十二字黑口左右双边。国家图书馆藏[16]。略有不同。 元至正五年（1345年）刻本《书集传》，13行22或25字不等黑口四周双边双顺鱼尾。卷首一行题“书卷第一，鄱阳邹季友音释”，次行题“晦庵先生订定、门人蔡沈集传”。四十三页处有牌记：“至正乙酉菊节虞氏明复斋刊”。钤有“五福五代堂宝”、“八征耄念之宝”、“太上皇帝之宝”、“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等印，是为天禄琳琅旧物。据《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卷八著录“书集传”一函六册，提要言：“宋蔡沈撰，邹季友音释。沈字仲默，建阳人，朱氏弟子，属以注《书》。季友，邹季仁字，鄱阳人，杨简弟子也。《书》六卷前列《书经》序，后有《书序》。考《沈子抗进表》尚有《朱熹问答》一卷，宋以来刊本俱不载。序末有南谿精舍及至正乙酉锺式、明复斋鼎式墨印三书，末刻至正乙酉菊节虞氏明复斋刊。”[17]即指此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元至正十四年（1354年）日新书堂刻本，其中卷四至六配元至正五年（1345年）虞氏明复斋刻本。可知此书之宝贵。 2.明清刻本 此次查阅明刻、明抄约有130部，几乎全为大连图书馆旧藏，且多为精善之本，如发现嘉靖刻本就有33部之多。至于递修本二十一史，东方文献中心所藏有《史记》《前汉书》《三国志》《晋书》《梁书》《陈书》《新唐书》《隋书》《后周书》《金史》《元史》《北齐书》《周书》十三部。查《大连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书目》有《宋书》（残）、《魏书》《周书》（残）、《南史》（残）、《宋史》的递修本。可以看出，东方文献中心所藏正是连图所缺，二者正可互补，或即是一套完整的二十一史被拆散分开。从数量上看，清刻本是东方文献中心馆藏汉籍的主要组成。此次翻阅半数的汉籍为清刻，乾隆及以前所刻就有130多部，如顺治十三年（1656年）刊本《南华经合注吹影》、雍正七年（1729年）刊本《崇文门商税例则》（散装）、清海录轩朱墨套印本《重刻昭明文选李善注》等皆为珍稀佳刻，学术价值颇高。 3.抄本 抄本以其独一无二的特征，很早已受到藏书家的青睐。“明抄本不论好坏，在明中叶已经都已进入善本书目了”[18]。俄图东方文献中心即藏有为数不多的抄本，有明抄《太乙统宗宝鉴》二十卷、明蓝格抄本《大明实录》、明蓝格抄本《圣政记》八函48册、明沈瀚抄本《大明集礼》、明经世堂抄本《文庙圣政记》、抄本《寰宇纪闻》一册以及抄本《鹖冠子》等。这些抄本有些国内有藏，但皆残缺，或可为合璧之匹。如《大明实录》一函十册，10行20字四周双边三顺鱼尾，蓝格抄本。所录洪武朝实录，起洪武二十年冬，迄洪武末。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国内所藏亦不全，有存元至正十二年六月至洪武十二年二月、元至正十二年至洪武三十一年、元至正二十六年至洪武□年的。如此，几家馆藏都或可有互补之资。潘景郑先生曾见明抄《大明实录》十册，录太祖一朝事，始自元至正壬辰明祖龙兴，迄洪武十一年戊午岁。“全书蓝格本棉纸缮写，每半页十行，行二十字”[19]，与俄所藏多有相符，或为同一系列。还有一些抄本，国内流传极少，如《寰宇纪闻》，题靖山阮撰，仅存三卷，查《中国古籍总目》等书，未见著录。至于抄本《鹖冠子》，傅增湘曾收藏一抄本《鹖冠子》，定为唐人写本。但据李学勤等研究，实乃出于伪造。值得注意的是，又或言“齐齐哈尔图书馆的唐写本残卷，据云与傅氏旧藏的中间部分大致相同，包括本文及注，恐也不足信”[20]，这与大连图书馆所藏地域相近。大连图书馆所藏亦当属于传抄的伪造本之一种，以之比对傅增湘所做的校勘记可知。如傅氏《鹖冠子注文》有言：“王，王者之；宰制，百世之用。不仅一世之器，所以然者，厚德隆俊与天地合其德也。（在厚德隆俊也下）。”[21]核之抄本，所言相同。 三、东方文献中心的名家收藏与名家批校本 无论是宋元珍本，还是明清佳刻，在流传的过程中，或经名家递藏，为世人所宝；或有题跋、批校于上，为书增光添彩。故名家钤印、题跋、批校成为人们评判古籍价值的重要参考。俄图东方文献中心的原大连图书馆藏书多有名家收藏与批校本，可作为该馆藏书的两个特色专门论述之。 1.名家收藏本 此所述名家收藏主要是通过书中所钤印记而论。俄图东方文献中心原大连图书馆藏书的名家收藏本最为著名的自然莫过于海源阁旧藏宋本。这些书多是经过黄丕烈、汪士钟、杨绍和等名家递相珍藏，其情况详记于册，为我们所熟知。此外，中心尚有很多名家收藏也值得我们关注。 这些名家收藏，既有明代藏书家沈瀚抄并藏的《大明集礼》。文疏字朗，笔带锋芒，上钤“嘉靖乙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沈氏为明直隶吴江人，嘉靖十四年（1535年）进士。据《中国古籍版刻辞典》言沈氏所抄书有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二十卷、宋曾慥《类说》不分卷[22]，可知沈氏当是颇有名气的抄书行家。也有清初著名的藏书家的藏书。如朱彝尊旧藏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刻《奇字斋王右丞诗集》、嘉靖八年（1529年）晋藩志道堂刻本《宋文鉴目》，前者钤有“朱彝尊锡鬯印”白文方印、“某会里朱氏潜采堂藏书”朱文长印，后者钤有“朱彝尊锡鬯父”白文朱印及“小长芦”长形朱印，同时还有汲古阁的印记。也有一些藏书为声名不显应值得表彰的藏书家所有。如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刻本《杨子折衷》、明刻《句注山房集 》及明嘉靖三十三年刻《皇明文选》，上面钤有“无竟先生独志堂物”等印，此为清末民初张其锽（1877-1927年）的藏书。张氏广西临桂人，字子武，号无竞，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进士及第。独志堂为张氏室名。张氏藏书甚多，后书多散去。今人有辑为《桂林张氏独志堂所藏古籍善本知见录》者，“遍查海内外公藏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及书志”[23]，对张氏所藏古籍善本进行摘录。由于俄国图东方文献中心没有正式出版馆藏汉籍目录，故漏收诸条。 还有一些名家收藏可与其藏书目录相印证，如四明卢氏抱经楼藏明嘉靖十六年（1537年）蓝印本《南滁会景编》，《抱经楼藏书志》卷二八地理类载：“南滁会景编四卷，明嘉靖刊本，抱经楼旧藏，明魏郡赵廷端著，……卷首有'砚山草堂李氏珍藏’白文方印，'四明卢氏抱经楼藏书印’白文方印。”[24]即指此编。也可通过藏印估测藏书的时间。如康有为所藏明刻《皇明律范》二十三卷，上钤“南海康有为更生珍藏”、“御赐天存堂”等印，由康氏《年谱》可知，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氏于是年10月抵达日本，冬月自号“更生”。又康氏于1912年春自号“游存”。1917年张勋复辟，授康氏为弼德院副院长，夏季自号“更甡”，由此约略可推康氏收藏此书的时间大致为1898至1912年之间。同时，《南海珍藏宋元明版书目》有“《皇明律范》，明，十二册，全”[25]，当即指此本。 辨识俄图东方文献中心的原大连图书馆藏书的钤印，知有日本学者所藏。一是大谷光瑞，明天启四年（1624年）刻本《警世通言》与《醒世恒言》（存卷21至24，28至40）上钤有“大谷光瑞藏书”。大谷光瑞（1876-1948年），日本京都人，是日本净土真宗本愿寺派第二十一宗室大谷光尊（明如上人）的长子。他曾来华，在上海等地搜集古籍，并委托“满铁”大连图书馆代为保管，这就是“满铁”大连图书馆“大谷文库”的文献。大谷文库共藏有明清时代的小说150种，孙楷第曾专程于1930年11月8日到“满铁”大连图书馆对这一部分文献进行调查，并著有《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目录》。孙氏于《目录》中首列“二刻增补警世通言”，其提要云：“明刊本，图四十叶，不甚精。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篇第与通行本《通言》不同，已见各家论列。封面大书'警世通言’，左为识语，上栏横题'二刻增补’”等[26]，即指为此本。第二位日本学者松岐鹤雄（1868-1949年），为明治昭和时代人，也是研究中国汉学的专家。1908年在大阪朝日新闻社兼通信员，同时到长沙留学，从学于叶德辉。中心所藏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玉几山人刻本《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明刻《三苏文苑》都为松崎鹤雄旧藏。其中，后者书中除钤有“松崎鹤雄”、“德辉之印”白文方印，可知此书原为叶德辉旧藏，后当由叶氏赠予松崎鹤雄，此可见证二人之间的交往与友谊。 2.名家批校本 俄图东方文献中心所藏汉籍有些为名家批校本。如荣新江先生就曾在此发现徐松的《西域水道图说》，上有大量笺条、批注，为研究该书的成书与版本提供了很多珍贵的资料[27]。此次调查，我们还发现了十余种原大连图书馆所藏有批校的古籍。有些出名家之手，如顾之逵校《穆天子传》、钱谦益批校《齐东野语》、惠栋批校《说文解字》、陈澧批校《白石道人集》。还有一些如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南京国子监刻本《荆川先生右编》四十卷、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刻本《孟子外书》、明经世堂抄本《文庙圣政记》、《古蒙庄子》、明万历刻本《穀山笔丛》、明本《晏子春秋》（按：此或为《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所言元本）等书都有多少不等的批语，多出佚名之手。如《晏子春秋》中有几处墨笔批语，于“景公欲诛羽人”的眉批为：“人有好有男宠者，多以此为口实，自夸学闻广博。嘻，天地之大，何所不容，若自之乌可训世，此等书不知何以千年不朽，曰吾知之矣，不必明言也。假言于圣□，更为不是，急宜删之。”于“景公谓晏子曰东海有水”眉批为：“近有奴子姣主而不敢言，因病几死，主临问之，奴泣请罪以情对，主笑曰：痴儿有意，何不早说，至此情哉。袁枚叹赏其主之量。又有达官恶其舆人之姣，已，杖逐之，袁枚诮其未知。读《晏子春秋》，噫嘻，孰是孰非，览者审之。通化洞宾批。”通化洞宾何人，待考。由此可窥其读书时的心境。 明范氏天一阁刻本《穆天子传》前有题识一则：“壬子春，得一影宋抄本，断烂不全，失去一叶，其文与注则微有异同，因研朱细校其异，顾文字古奥，未敢妄订是非，行就博雅家正之。癸丑霜降后二日抱冲校毕记。”“穆天子传序”下钤有“墀韶”、“锡纶印”等印记。文内校语甚多，如“穆天子传序”首页天头有言：“此序抄本无乃元人赘加也，作跋已可，何必云序。”抱冲者，即清代著名藏书家顾之逵（1753-1797年），《文禄堂访书记》也载有此段跋语：“《穆天子传》六卷，晋郭璞注。清顾抱冲据宋校明范钦本。半页九行，行十八字，注双行，白口，板心下记字数、刊工姓名。荀勖序。顾氏手跋曰'壬子春，得一影宋抄本，断烂不全，失去一页。其文与注则微有异同。因研朱细校其异，顾文字古奥，未敢妄订是非，行就博雅家正之。癸丑霜降后二日，抱冲校毕记。’有'墀诏’、'锡纶’、'江阴缪氏’藏印。”[28]所言即指俄图东方文献中心所藏之本。《穆天子传》宋元版本自清代即罕见流传，故此顾氏据宋校明范钦本实为可宝，今日研究此书的学者有“隐约见于清人目录题跋记得影宋本是否还流传于世”等疑惑，并相信“影宋本《穆传》的存在，使《穆传》整个版本系统的划分都有再商榷的余地”[29]，此中所言影宋本即是顾跋所得之本，其异文悉数反应在所校的明本上，故此本对于《穆天子传》版本系统研究将会有很大的价值。 明正德刻本《齐东野语》十册二十卷，为钱谦益所藏，书中卷一下钤有“钱谦益”印。文中有几处朱墨批语，亦出自钱氏之手。如卷四谈避讳条，钱氏对此段论述进行分析。天头朱笔言：“此篇取采固多，而所欠者唯条理。”“以前尚质不讳”旁批为：“避讳，何关质文。”“渊字尽改为泉”，墨笔眉批：“陶渊明改名泉明。”“如至理之言，不岱处者章環避当时讳也”，朱笔批注：“是临文亦讳矣。” 惠栋手评汲古阁本《说文解字》前有题识：“同治甲子冬，于堂肆得此，惜阙十一、十二、十三三卷，不知尚可得不，存以竢之。芷陔记。”末钤“李在铣印”、“芷陔”印。今检此书，又缺第四册卷八至卷十，是在流传过程中又有丢失。李在铣（？-1909年），名侯，一字芝陔，河北涿鹿人，富收藏，是晚清时期北京地区著名的书画鉴藏家。识语叙述了李氏得到此书的经过。同治甲子（三年）即1864年。《说文解字》“标目”页钤有“定宇”、“惠栋之印”、“惠士奇印”、“半农”、“涿鹿李氏珍藏”等印。可知此书为惠士奇、惠栋父子原藏。以《中国尺牍文献》所载惠栋手札比对文中校语，基本可判定是惠栋的亲笔[30]。如手札中的“敬”字，与《说文》卷一第十五页页下批注中的“敬”字笔势、手法相同。惠栋是清代对《说文》很有研究的学者。正因如此，当时就有学者过录惠氏对《说文》的批语。《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就有四个过录本：清桂馥录惠栋批校本，□子鄂录陆若璿、惠栋校本，清胡重录惠士奇、惠栋批校本，清贾崧录惠栋校本。可知惠校影响。惠栋研究《说文》成果后来被其弟子江声进一步整理、参补，编为《惠氏读说文记》十五卷，有清嘉庆刻借月山房汇抄本。以之比对俄图所藏惠校原本，知刻本有很多内容为原本所无，或略存差异。除了江声参补外，或别有原因。潘景郑《著砚楼读书记》于“录本惠校说文解字”中言：“吾吴惠氏家学，至定宇先生而广大淹博，流为学派，至今推重吴学者，咸奉先生为圭臬焉。先生著述甚多，所校《说文》尤精核，成《读说文记》十四卷，即自当时校本录出者。其刊本未行以前，藏家争相迻录，以资考镜。予所见传校本不下五、六本，互有详略，意先生所校不止一本，随得随录，致传本不一耳。”[31]可为解释。 陈澧手批《白石道人集》的底本是鲍氏知不足斋刻本，全书天头有大量朱笔批语，字里行间圈点甚多。“江都陆钟辉序”首页钤印：“番禺陈氏东塾藏书印”方形朱文印，“白石道人诗集卷上”首页右栏外钤“陈兰甫”白文方印。陈澧字兰甫，广东番禹人，世称东塾先生，为晚清著名学者，由此可知此书为陈氏旧藏。经比对陈氏笔迹，知批语亦是出于陈氏之手。陈澧对于白石词的评语，后人有辑为《白石词评》，收录陈氏于《白石词》及《绝妙好词笺》中姜夔词所做的评语。《白石词评》共收姜夔词27首，据《陈澧集》的整理前言知，此书乃“以梁启超饮冰室藏东塾手评《绝妙好词笺》，并黄绍昌过录东塾手评《白石集》批校于桂林倪云癯（鸿）刊本上者，汇辑而成”[32]。最初的整理者为周康燮，1970年初刊于香港龙门书局。此《白石道人集》对姜夔词的评语与《白石词评》有同有异，其中有17条评语为《词评》所未收。如谈论姜夔写词方法的，陈澧针对《满江红·序》中“言讫，风与笔俱驶，顷刻而成”语评道：“有过旬乃定者，亦有顷刻而成者。”指姜夔作此词乃一挥而就；针对《庆宫春》序中“盖过旬涂稿乃定，朴翁咎予无益，然意所耽，不能自已也”评语为：“填一词而过旬乃定，真无益也。然非如此，则不能工，故余绝意不为也。”意姜夔作词亦有慢斟细酌的。而《白石道人集》诗集部分的陈氏批语，更是前人未知，可为总结姜夔诗的艺术特征提供崭新的资料。同时，陈氏有些批语，记下了他读罢诗词的感受，对于研究陈氏的人生思想亦颇有启发，如《送王孟玉归山阴》诗：“人道长江无六月，日光正射青芦叶。何以赠君濯炎热，雪即是诗诗是雪。”陈氏写到：“壬子小暑后八日，长江舟中苦热读此。”陈氏跋涉旅途，辛苦备至，借诗解暑。在《齐天乐》词中，陈澧想到了好友桂星垣，乃言：“星垣之语乃廿余年以前所谈，记之卷端。今又数年矣！忽因'离宫’二字，乃会作者之意，惜不得起星垣而共论之。丙辰四月十一夜二鼓书。”这表达了对好友的思念之情。如此等等，实可为姜夔诗词及陈澧的研究增添新的资料。 四、余论 由于历史及地理等原因，大连图书馆也曾收集不少日本、朝鲜刻本、抄本，成为馆藏的一大特色。考虑到有些书既精且善，《大连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即特地著录。在其收入善甲的120多种明清小说中，包涵“日本刻本、抄本二十二种，朝鲜刻本一种”[33]。这在俄图东方文献中心的原大连图书馆藏书中也有反映。日本刻本中，研究先秦诸子的典籍占多数，如据我们所翻阅有关诠释《庄子》书就有万治四年（1661年）刻本《庄子注疏》、宽文五年（1664年）风月庄左卫门雕《庄子口义》、宇津木益夫著嘉永元年（1848年）刻本《解庄》，由此可见日本学者对我国先秦学术思想的重视与研究兴趣。有些和刻本还有大量的批注，如该馆所藏《荀子》二十卷补遗一卷，《东洋文库所藏汉籍分类目录·子部》著录：“《荀子》二十卷补遗一卷，唐杨倞注，日本久保爱增注，补遗猪饲彦博撰，文政八年京都水玉堂刊本、补遗文政十年刊本。”[34]为同一版本。是书卷二末有识语：“庆应纪元乙丑冬十二月朔阅了，草轩岛村孝。”书中页眉岛村孝批语累累。有些为名家旧藏，如文阁安政二年（1855年）刻本《小学句读》，书中有毛笔题字“松崎所藏”，书眉上还多有小注，如“小学书题”首页的批注为：“此编当题曰小学书，《朱子文集》往复，书中皆呼曰小学书，盖以古小学全书不存，今搜辑传记，以为此书非古小学，故题曰小学书耳，或略称曰小学，则无碍。”还有一些朝鲜刻本如《进馔仪轨》、《大典通编》、《三纲行实忠臣图》、《明伦录》、《五伦行实图》、《士仪》等书则反映有关儒家伦理道德的典籍在朝鲜的广泛传播。《陶靖节集》为朝鲜抄本，上钤有有“藕斋”、“闵晟基印”二印，据《古代朝鲜文献解题》载“国朝丧礼补编六卷图说一卷”条，言该书“每册卷首均有'闵晟基字德·卿号藕斋骊·兴人丹岩文·忠公九世孙’朱阳篆印”[35]，可知中国经典诗文在朝鲜上层社会的传播。 当然，俄图东方文献中心还有为数不少的佛经及民国书籍，这些连同宋元秘笈、精抄本、明清刻本、日本、朝鲜刻本共同构成了该馆丰富的汉籍馆藏。这些古籍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尘封域外，鲜为学者关注。谨以此文，为窥豹之资。至于俄图东方文献中心的全部汉籍状况、以收藏抄本、舆图等而著称的俄图手稿部大量珍贵抄本的价值，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发掘和揭表。 【作者简介】 张云，1987年生，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在《文史》《文献》《古典文献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文章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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