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李波、劉美隆 || 宋淇翻譯思想和翻譯活動述評

李伟荣 202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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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看Translation Quarterly（2021年6月）

第100期，第43-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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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季刊》2021年第2期（总第100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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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荣 || 宋淇的翻译实践与翻译思想探赜

【題記】2012年，原港大黎活仁教授與我一起促成了“首屆國際宋淇學術研討會”在吉首大學召開，本人與香港理工大學李波博士都做了有關宋淇翻譯活動和翻譯思想的學術報告，也相約一起撰寫相關論文。沒想到，我們的論文都于今年得以刊載。希望這兩篇文章能夠引起相關學人對宋淇先生的關注。

一、宋淇生平簡述

宋淇（1919 年-1996年），原名宋奇，又名宋悌芬（Stephen Soong），筆名林以亮、余懷、唐文冰、歐陽竟、飛騰、楊晉等，浙江吳興人。其父為我國現代著名藏書家、戲劇家宋春舫。宋淇曾就讀燕京大學西洋文學系、光華大學英文系，1940 年獲得燕京大學西語系榮譽學士，畢業即在母校任助教。珍珠港事變後在上海法租界領導話劇活動，曾編寫舞臺劇《皆大歡喜》。1949 年移居香港，先後任美國新聞處書刊編譯部主任（1951-1952），電影懋業公司製片部主任，邵氏公司編審委員會主任，曾編《南北和》等電影劇本。1968 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學專任校長特別助理，兼任高級翻譯文憑課程講師，於1971 年創辦翻譯研究中心並任主任。他還是香港翻譯學會發起人之一，並先後擔任秘書（1971-1974）、副會長（1974-1976）和會長（1976-1980）職務。他還曾創辦《文林》雜誌，並於1973 年與高克毅（筆名喬志高，英文名George Kao）創辦了學術期刊《譯叢》（Renditions），主持出版《譯叢》中譯英半年刊，致力於譯介中國古代和現當代文學，於1975 到1982 年期間擔任主編。其發表作品中譯著主要有《自由與文化》（合譯）、《攻心記》、《興仁嶺重臨記》，編譯作品包括《美國詩選》、《美國文學批評選》、《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專門論述翻譯的著作有《林以亮論翻譯》（1974）、《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1976）、《文學與翻譯》（1984），其他作品包括《前言與後語》（1968）、《中國古典小說論集》（1975）、《林以亮詩話》（1976）、《四海集》（1986）、《更上一層樓》（1987）等書，論文散見於臺港各大報刊雜誌。人常稱其為“翻譯先生”（Mr. Translation），並為國際紅樓夢研討會之香港區代表（林以亮，1987）。

作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學批評家、翻譯家、紅學家和詩人，宋淇在文學和文化領域建樹頗多，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特別是香港文學史上占據獨特的地位。但長期以來，他的名字多與好友張愛玲、“張學”研究，或者吳興華的詩歌創作等相聯。尤其是在宋淇之子宋以朗於2014 年出版《宋淇傳奇》之後，宋淇的名聲似乎更大了，但他在學界的成就並未得到普遍的認可。尤其是他在翻譯方面的研究和貢獻，知之者甚少。

筆者在各大中文數據庫對宋淇相關文獻進行檢索，發現關於宋淇翻譯思想或活動的文獻較為鮮見，個別文獻和研究或對宋淇的翻譯思想進行了局部的分析，或在相關研究中對宋淇的翻譯思想或翻譯活動有所提及，但當前尚未有研究對宋淇的翻譯思想和翻譯活動進行深入和全面的論述和總結。

宋淇對翻譯方面的貢獻與目前對其翻譯思想和翻譯活動的研究並不相稱，鑒於此，本文擬對其在翻譯方面的貢獻加以整理和評述。本文首先對宋淇譯介生涯進行綜述，分時間段簡述了其發表的譯著和譯論，並梳理宋淇與翻譯相關的組織和編輯工作，主要圍繞其在香港美國新聞處所做工作以及創辦和主編《譯叢》期刊、發起創辦翻譯學會和組織翻譯學會研討會等方面展開，最後對其翻譯思想進行較為全面的總結和反思。通過筆者梳理發現，宋淇的譯著主要發表於1968 年之前，宋淇的譯論則主要發表於1968 年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之後。因而下文擬以1968 年為分界，分時間段闡述宋淇的譯介生涯。

二、宋淇譯介生涯簡述

2.1 宋淇譯著、譯論及翻譯相關活動（1968 年之前）

宋淇發表的作品種類較多，包括譯著、翻譯評論、詩歌評論、文學批評、紅學研究等著作，本文主要介紹宋淇發表的與翻譯相關的作品。

宋淇於1949 年赴港，當時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蘇兩大政治軍事霸權對抗的冷戰格局逐漸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國民黨退守臺灣，兩地的翻譯與文學均受到嚴格的意識形態管制，相對而言，香港的政治環境較為自由，因而成為美蘇冷戰文化和政治的角力場（宋子江，2018，94）。雙方都竭力擴大勢力，削弱對方勢力，同時在思想與文化方面展開競爭，美方特別著力於塑造自身為“知識的前導，民主的先鋒，自由世界的領袖”（單德興，2013，120）。美國政府於1952 年在香港設立今日世界出版社（亦稱今日世界社），開始逐漸展開所謂“文化冷戰工作”（趙稀方，2006，96）。此機構隸屬於香港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in Hong Kong, USISHK)），即美國在香港活動最重要的機構，“肩負著宣傳心理戰等重要使命”，被列入美國“國家計畫”（單德興，2013，120）。

今日世界出版社在美新處內部稱為書刊編輯部，業務包括發行《今日世界》期刊及《今日世界叢書》的出版與發行，歷屆主持人為宋淇、李如桐、戴天、余也魯、胡菊人、董橋、岑逸飛等。此刊創刊名為《今日美國》（19491952），1952 年更名為《今日世界》，至1980 年12 月終刊，一共發行598 期，1950、1960 年代每期發行十幾萬份，一年累計發行量可達200—300 萬份，在大陸以外的華人世界擁有巨大影響力（翟韜，2016）。宋淇最早發表的兩篇討論翻譯的文章，即1952 年分別在此刊第三期和第七期發表的《論翻譯之難》與《論翻譯之重要》。另外，張愛玲的《秧歌》與《赤地之戀》，也是最早於《今日世界》連載。

在1949 年移居香港後，宋淇曾擔任香港美國新聞處書刊編譯部主任（1951-1952）。在任內，他和文化部主任麥卡錫“合作整頓了毫無生氣的譯書部”（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2010，5），為了請到一流的翻譯家，他“大事提高稿費五、六倍”，他先後請到“夏濟安、夏志清、徐誠斌、湯新楣、張愛玲等名家”（宋以朗，2014，60）。單德興（2013）指出，“林以亮的見識與人脈為此翻譯系列奠定良好的基礎”（123）。他指出，自民國以來的文學翻譯，陣容如此強大的翻譯團隊是絕無僅有的，可稱為翻譯界的“夢幻隊伍”（133）。在今日世界出版社任職時間最長的李如桐指出，林以亮的功勞很大；張同也指出，林以亮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和香港的張愛玲、姚克，臺灣的夏濟安等人都熟，通過他的關係介紹他們加入翻譯中來（133）。[1]

宋淇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譯的文集包括《美國詩選》（1961）和《美國文學批評選》（1961），及其參與翻譯的文集《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1967）。雖然在美國新聞處書刊編譯部只工作了一年，但他在任內做了大量工作，如遴選譯者等工作為今日世界出版社之後大量譯作的出版都奠定了基礎，比如遴選《老人與海》的譯者張愛玲。通過這一工作機會，他和夫人鄺文美與張愛玲相識並結為好友（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2010，5）。另外，鄺文美從1951 年起就在美國新聞處做翻譯。從1955 年起，她在美國新聞處任行政助理，直到1971 年。在此期間他們二人與美國新聞處的關係比較緊密。

需要指出的是，在這些名家為今日世界出版社進行翻譯、編纂等工作時，都有“個人的政治立場，未必完全接受美國官方的意識形態”。美方在利益無損的情況下，也尊重華裔員工個人的政治立場（單德興，2013，133）。董橋指出，編輯們負責改稿，美方不管日常事務，封面設計也由編輯們自己找人。劉紹銘說，身為譯者的他，自主性很高（單德興，2013，126）。這一點還可以從宋淇編譯的《美國詩選》的詩歌選擇上看出。宋子江（2018）認為，在《美國詩選》中沒有明顯以政治為主題的詩作，這與宋淇新古典主義詩學中去政治化的意識形態有關（106）。宋淇較為全面地呈現了美國詩歌經典，並未以現代為標榜，因而之後在港臺和大陸多次重印，受到了翻譯家王佐良的高度肯定（宋子江，2018，115）。

2.2 宋淇譯著、譯論及翻譯相關活動（1968 年之後）

宋淇專門論述翻譯問題的著作和文章主要發表於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工作之後，他在這一時間出版的專門討論翻譯的著作有《林以亮論翻譯》（1974）《紅樓夢西遊記：細評〈紅樓夢〉新英譯》（1976）《文學與翻譯》（1984）。宋淇討論翻譯問題的文章眾多，筆者根據現有資料搜集，剔除重複發表的文章，宋淇所有論述翻譯共計文章45篇，並對這些文章進行了梳理。[2]

1968 年起宋淇進入香港中文大學專任校長特別助理，在中文大學校外進修部主持高級翻譯文憑課程（Liu, 2001, 115），於1971 年創辦翻譯研究中心並任主任。1973年，宋淇與高克毅創辦了學術期刊《譯叢》（Renditions），主持出版《譯叢》中譯英半年刊，致力於譯介中國古代和現當代文學藝術，為海內外學界所熟知並促進了中外文化交流。查閱《譯叢》（Renditions）1973 起的編輯頁發現，宋淇於1975 到1982 年期間擔任《譯叢》主編：從1973 創刊到1975 年的春季刊，宋淇的名字出現在編輯委員會（Editorial Committee）之中，從1975 年秋季刊起，宋淇開始擔任執行主編（Executive Editor），直到1982 年結束。從1983 到1984 年，宋淇的角色變為主編（Editor）。於1976 年起，《譯叢》期刊推出《譯叢叢書》（Renditions Books）[3]，其中，由宋淇擔任主編出版的《譯叢叢書》包括中國經典詩詞編譯選集《〈無樂之歌〉——中國詞研究》（Song without Music: Chinese Tz’u Poetry，1980）、《山上的樹：中國新詩選》（Trees on the Mountain: An Anthology of New Chinese Writing，1984）、《知音集：中國詩與詩學》專號（A Brotherhood in Song: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1985），以及由蒲萊特（Gerald Bullett）所譯的《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豐年五季》（Five Seasons of a Golden Year: A Chinese Pastoral，1980）等[4]。

在這一時期，除上述翻譯相關活動之外，宋淇和余也魯、查良鏞、孫述憲、馬蒙、黃兆傑、賴恬昌等七人於1971 年署名發起成立香港翻譯學會（Liu, 2001, 63）。翻譯學會成立之初，宋淇先後擔任秘書（1971-1974）、副會長（1974-1976）和會長（1976-1980），組織和協調翻譯學會的相關活動，最初三年的工作主要包括組織翻譯研討會、舉辦午餐例會專題演講、組織《譯訊》出版。這些工作為日後的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之後的六年裡，學會相關工作還包括出版專著，協助翻譯人員的訓練工作（Liu, 2001, 68）。針對香港地區的翻譯問題，在成立之初的1971 到1981 年，香港翻譯學會分別於1972 年、1973 年、1976 年、1980 年和1981 年組織翻譯研討會。宋淇後人還設立了“宋淇翻譯研究論文紀念獎”[5]，以獎勵海內外華人學者從事具有原創性的翻譯研究。

綜上，宋淇在譯作、譯論、翻譯書刊編輯、翻譯教學和翻譯研究等方面都有所建樹，他竭力提升翻譯水準，推動香港地區翻譯事業的發展，促進中外文化的交流。下文重點分析並總結宋淇的翻譯思想，對於其具體譯作的分析將另文展開。

三、宋淇的翻譯思想

宋淇探討翻譯問題的文章散見於各種期刊、文集及譯作的序跋等處，涉及翻譯的方方面面，筆者根據現有資料進行整理並對其翻譯思想進行了分類，主要包括翻譯的原則、翻譯的方法、譯者的條件和主體性、可譯性與不可譯性、翻譯的作用和重要性、翻譯教學與研究等六個方面。

3.1 翻譯的原則

宋淇關於文學翻譯的論述尤多。他認為文學作品的翻譯應當遵循一定的原則，可以總結如下。

（1）翻譯的最高權威和唯一依據是原作

宋淇將原作與翻譯者的關係比喻為樂譜與演奏者或指揮家，譯者同演奏者和指揮家一樣，其任務“只不過盡他們的能力加以解釋”。他提出，文學作品翻譯的最高權威是“原作”（林以亮，1984，108），因而，譯者不能根據自己的喜好和主觀的判斷對原作進行增刪或修改。譯者的主體性如果發揮過度，則會偏離原作，應盡量避免（林以亮，1987，124）。另外，宋淇還提出，在翻譯文學作品時，譯者需要具備三種態度：忠貞的品質、縱覽全域的氣派，以及謙虛的態度（林以亮，1974，102）。筆者認為，第一和第三種態度與此處以原作為權威的原則一致，即譯者須尊重原作的權威，而第二種態度則屬於具體的翻譯方法。

（2）譯者須傳達意旨、境界、風格、神韻和氣魄

宋淇認為，文學翻譯者的責任不僅在於傳達原作的意旨，還要“顧及意旨背後的境界，作者使用文字的風格，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的神韻、氣魄等抽象概念”（林以亮，1984，108）。這一觀點與中國傳統美學中的神韻美相契合，體現了他對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的偏愛。中國傳統的文字、繪畫、書法、音樂等都講究神韻美。中國藝術之神韻美，與中國傳統的美學和哲學思想密不可分。譯者在翻譯時，須傳達原作的意義，在不違背原作的基礎上傳達原作的神髓。

（3）譯作須合乎目的語（到達的語言）的語法和表達習慣，達到原文傳達的效果

宋淇和一同為美國新聞處工作的編輯和譯者相同，都堅持相對歸化的翻譯原則，他認為，譯作須合乎目的語（到達的語言）的語法，若“到達的語言”是中文，“譯文必須合乎中文的語法，才能使譯者看得懂、欣賞並且吸收原作的精華”（林以亮，1984，110）。他堅決反對使用西化的中文，認為這種翻譯方法喪失了中文的獨立性，“在不知不覺之中破壞了純正的中文，後患無窮”（林以亮，1984，110）。他說，譯者應當嘗試“自己化身為原作者，設身處地假定原作者生在中國，如果用中文來寫作，他應該怎樣寫法”（林以亮，1984，122）。

3.2 翻譯的方法

關於宋淇所提出的具體的翻譯方法，可以歸納為以下幾點。

（1）譯文應不完全照字面、字句結構翻譯，不可只依賴詞典

這一點與前述翻譯原則相吻合。譯文要想符合目的語（到達的語言）的語法和表達習慣，譯者應在翻譯時發揮主體性和創造性，按照需要調整字句，以符合目的語的表達習慣。

他在批評《愛瑪》的譯本時指出，查詢英漢詞典來翻譯是捷徑，但翻譯沒有捷徑可走。在翻譯時，最好整章、整頁進行翻譯，不可拘泥於詞典解釋和字詞。“翻譯應以整句，甚至整節為單位，不應以字和詞為單位，必須先把原文消化、分析、甚至拆開，然後再融合起來。有時顛倒次序，以求合乎中國語法，務必跳出字詞的框框”（宋淇，1991，141）。

（2）直接翻譯行不通或不易於讀者理解時可藉助註解等手段

他在評論涉及文化意象的翻譯時提到，雖然翻譯小說加注解可能打斷讀者一氣呵成的趣味，但是為了達到翻譯的目的，也只好藉助註解的方式（林以亮，1974，95）。他自己在翻譯《攻心記》時就在適當的地方採用了加括弧和按語的方式，以協助一般讀者理解譯文（林以亮，1981）。請見下例：

Brutal descriptions of erotic scenes alternated withwhole pages discussions on Husserl, Carnap, and other contemporaryphilosophers.（Milosz, 1981, 34）

一會兒是大膽的色情描寫，低下接著就是成頁討論胡塞爾（近代德國哲學家，現象學之創始者）、卡那潑（近代維也納學派哲學家，認為哲學中形而上學等均不足為憑，唯有邏輯最可憑信）和其他現代哲學家（從以上所舉二人，可以看出現代哲學之傾向之一就是否定心或精神之重要，而在枝節或技術上斤斤計較，結果哲學非但不能代替宗教，反而連一點心靈上的安慰都無法供給）的長篇大論的議論。（米洛茲，1956，11-12）

（3）到達語中缺少的詞彙（包括人名等）可直接譯出涵義

《攻心記》的譯序中宋淇提到，在翻譯的過程中，由於原作中有些特殊名詞中文中沒有對應的詞彙，只能按照詞彙的意義直接翻譯，“因為音譯（即使加上注解）毫無意義可言，其中如'萬事靈’和'口是心非學’即是”（林以亮，1981）。

再如，宋淇在《〈海上花〉的英譯本》中提到，張愛玲在翻譯中文人名時，基於之前的翻譯經驗，將外國讀者受不了的中國姓名“三字經”根據名字的意義來翻譯，如將趙樸齊譯為Simplicity，將洪善卿譯為Benevolence。宋淇對這種譯法欣然讚同，認為這種譯法更容易使英語讀者接受。他同時提到霍克思對《紅樓夢》人名也採取了類似譯法，如將丫環平兒譯為Patience，紫鵑譯為Nightingale 等（林以亮，1987，78）。

（4）英譯中時“四字真言”可恰當運用

宋淇認為，中國文言中的“四字真言”若“用得恰到好處”（林以亮，1984，116），可以達到比較好的效果，應該在白話文中保存。他說的“四字真言”，就是中文近乎文言的四字詞，並不一定是成語。由於從小受到傳統的中國文化教育，他對中國語言文字極為看重：“我們一定要把母語錘煉成為最富於表現力、字彙豐富、活潑生動的語言，使我們身為子女的人都覺得驕傲”（林以亮，1974，126）。與白話文相比，文言文更能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含蓄內斂和優雅深刻。由此可見宋淇對中國傳統語言和文化的重視。

3.3 譯者的條件和主體性

宋淇在《翻譯的理論與實踐》中通過總結林語堂和莎弗萊（Theodore H. Savory）的觀點，認為一個翻譯者所應具有的條件有三個：（一）對原作的把握；（二）對本國文字的操縱能力；（三）經驗加上豐富的想像力。並指出，對於翻譯詩歌而言，想像力是最重要的品質，但對於其他文學作品的翻譯，則無須這樣嚴格要求（林以亮，1969，70）。

在《文學作品的翻譯》一文中，宋淇又對此加以補充，認為除了語言方面的能力之外，譯者還應具備三個條件：一、常識（common sense），二、判斷力（sense），三、敏感（sensibility）（林以亮，1974，102）。在文章中他指出，這三個條件其實是比較微妙的。筆者將這三個條件和宋淇在《翻譯的理論與實踐》所總結的三個條件總結歸類如下：（一）對原作的把握；（二）對兩種語言的操縱能力和敏感度；（三）經驗；（四）常識和判斷力；（五）豐富的想像力。

關於譯者的主體性，即主觀能動性，宋淇雖然沒有明確提出這個概念，但在他的譯論中，不時出現關於發揮譯者主體性的表述。如他指出，翻譯時需發揮“譯者的判斷力和創造力來選擇，甚至創造一種特殊的文體與傳達原作的精神和風格”（林以亮，1969，88）。

關於譯者主體性的發揮，他在各種譯論中列舉過很多失敗的譯例。比如他曾批評韋理翻譯《源氏物語》時主觀性強，“將書中描述的繁文縟節刪去不說，原作暗中交代或沒有交代的地方，他卻大加發揮，添寫了不少章節，實犯翻譯的大忌，不足為法。”而豐子愷的譯文“半文半白……和歌不是譯為五絕，就是謅成七言詩兩句，不中不和”（林以亮，1987，124）。

綜上，宋淇強調對原作的把握是第一位的，即對原作要有謙虛和忠誠的態度，在此基礎上，通過自身的語言能力、經驗、判斷力、想像力、創造力等綜合作用的發揮，才可能譯出較為滿意的作品。

3.4 可譯性與不可譯性

宋淇認為，“嚴格說來，翻譯是不可能的”（林以亮，1969，79）。但他同時又說，文學作品是可以翻譯的，不但是可以翻譯的，而且可以翻譯得好，可以翻譯得合乎中文的語法（林以亮，1984，112）。這看似矛盾的觀點其實並不矛盾。因為兩種觀點的依據側重點不同，他所說的翻譯不可能指的是除了字面上的意義之外，翻譯還涉及至少兩種文化、傳統和感情的成份，以及其他的聯想和意義，這些往往是無法翻譯的（林以亮，1974，117）。宋淇指出，也許一種語言在另一種語言中很多詞彙或用法找不到完全對應的說法，但“只要肯多花點心思，至少可以找到相當接近的表達方式”（林以亮，1984，110）。

此外他認為，所謂“直譯”和“意譯”之爭並無意義可言。不管“直譯”和“意譯”的成份分別有多少，好的翻譯總是可以達成，但必須合乎譯入語的語法和表達習慣。因為語言文字不是死板的，而是靈活的，因而成功的翻譯總是可以達成（林以亮，1969，80）。

3.5 翻譯的作用及重要性

翻譯的重要性和翻譯對社會所起的作用，也是宋淇在論述翻譯的文章中反復強調的話題：“'賽先生’和'德先生’固不必說”，五四運動“其本身為一個完全受翻譯影響的運動，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林以亮，1974，98）。而五四前後的翻譯活動，“其對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影響之深且巨，也可以說史無前例”（唐文冰，1952b，23）。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前後的譯介活動為中國社會帶來了巨大變化。宋淇生活的時代深受這些變化影響，社會動蕩、各種意識形態衝突，他非常關注中國的翻譯問題，尤其是在南遷香港之後，他就和翻譯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

關於翻譯的作用，他認為，翻譯首先是訓練思想最好的工具。因為在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需要盡力找尋相對的，比較最能表達原來意義的字眼。“在找尋這最合適的字眼時的一番比較，分析，和掂稱分兩的工作就是一個最嚴格的科學訓練”（唐文冰，1952b，22）。他指出，只有通過翻譯，才能真正徹底地瞭解原作。同時認為，翻譯最重要的功用是促進文化的交流和社會的進步和現代化，是促進世界各國文化交流最好的媒介（唐文冰，1952b，23）。

他痛心於當時社會對翻譯的輕視，並指出，“到現在為止，翻譯仍沒有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社會方面也沒有認識到翻譯的重要和給予翻譯以及從事翻譯工作者應得的地位及尊重。有很多有志於此道者每每感覺到不知從何處入手之苦”（宋淇，1969，3）。他認為，第一流的翻譯家就是最好的國民外交家，他們的功績絲毫不在駐外大使之下（林以亮，1987，124）。在《現代譯壇的新方向》中，宋淇指出，“翻譯家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成為親善大使，對促進國家和民族之間的溝通，厥功至偉”（林以亮，1984，173）。他在文中對傅雷、楊絳、林文月等對中國翻譯事業做出突出貢獻的翻譯家大加讚賞；但同時指出，社會對翻譯仍舊不夠重視，缺乏全盤計畫，世界經典名著的譯本陣容不完整。“五十年來，一般讀者始終無緣見到世界文學的全貌。我們的荷馬、維吉爾，我們的但丁、喬叟、密爾頓的譯本在什麼地方？”（林以亮，1984，176）。

基於這樣的思想和想要改變現狀的理想，宋淇一生都孜孜不倦地為香港地區的翻譯事業和中外文化的交流而努力。他同當時許多心懷救亡圖存的仁人志士一樣，認為翻譯事業的進步能夠促進國家的興盛、文明的延續和文化的溝通。

3.6 翻譯教學與研究

宋淇非常關注翻譯的教育問題，並身體力行地努力開創香港地區的翻譯專業和學位課程。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成立於1972 年，是亞洲院校最早成立的翻譯系，成立之初只提供副修課程。[6]陳德鴻在訪談中談到1981 年左右的情景：“當時宋淇在香港特別開創了一個兩年的翻譯兼讀課程。那時候沒有翻譯的學士學位，雙語研究的學位也沒有……我是第二屆的學生，同學裡有何偉傑等人，接下來還辦了幾屆後來香港就開始有翻譯學士課程了”（單德興，2015，178）。而後，香港中文大學於1984 年設立亞洲第一個翻譯學授課型兼讀制碩士學位，1994 年設立翻譯專業學士學位。[7]因而可以說，宋淇開創了香港地區乃至中國翻譯學士課程的先河。而反觀中國大陸，2006 年才開始有三所高校設置翻譯本科專業（馬會娟，2017，104）。

關於翻譯教學，宋淇認為，應當從中學開始教授翻譯課程，因為這也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屬於通才教育。他在文章中提到，“如果學生在中學時，對翻譯已經打好了根底，就可以免讀這一年基本課程，而把這時間多讀高深翻譯課程，畢業時變得更有經驗、更有可能成為專門人才”（林以亮，1974，149）。

他在文中詳細說明當時翻譯課程不受重視的問題，主要包括師資、教材兩方面，並提供了實施翻譯教育的以下幾個方法：

第一，翻譯課程不妨在中四開始，因為到了中四時，學生對中文和英文已經有了基本的認識，中一時未免太早了一點。
第二，覓得適當的師資。他們必須受過專門訓練，而且能自立門戶。
第三，準備好合乎中學應用的教材。
第四，最後選幾所中文中學和英文中學試辦翻譯課程兩年。（林以亮，1974，150-151）

我們可以從宋淇這些對於翻譯教育的觀點看到其超前性和開創性。宋淇將翻譯課程視為通識課程，認為學習翻譯同學習生物學等類似，可以增加中學生的常識（林以亮，1974，149）。他基於香港的雙語現狀，提倡於中四開始教授翻譯課程，並需基於良好的師資和教材，而不是盲目從中一就開始教授翻譯。這個觀點到現在來看仍是超前的，據筆者查閱香港中學文憑科目得知，目前香港中學仍未設置翻譯課程。[8]

由此可見，除譯作、譯論之外，宋淇在翻譯書刊編輯、翻譯教學與研究、翻譯理論探討方面都頗有建樹，他始終不遺餘力地提升翻譯教學和研究水平，以開創性的舉動推動了香港地區翻譯事業的發展，為中國的翻譯教育和翻譯事業的推進曾做出突出貢獻。

四、結論

宋淇曾為香港地區的文化交流、文學和翻譯事業做出重要貢獻：其在美國新聞處的翻譯組織工作為推動美國文化和文學的宣傳發揮了關鍵作用；他發起成立香港翻譯學會並組織翻譯學會研討會，創辦和主編《譯叢》期刊，為中國文學和文藝走出國門發揮了不可磨滅的作用。本文首先對宋淇譯介生涯進行綜述，較為全面地呈現了其翻譯思想和翻譯相關活動的全貌。在當時香港地區較為自由的政治環境下，宋淇將國家、民族和個人命運同翻譯事業相結合，從翻譯理論、翻譯實踐、翻譯組織活動到翻譯教學和研究，在整個翻譯領域都有所建樹，開創了中國翻譯史上的多個先河。他致力於中外文化溝通和文藝交流的實踐工作，展現了對於翻譯事業的熱忱和香港南來文人的家國情懷。

基金項目：

本文系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研究資助局優配研究金項目《冷戰初期美新處在香港資助的翻譯研究》（項目編號: LU11604420 ）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注釋

[1]關於這一情況，宋淇後來回憶：“在任內我大事提高稿費五、六倍，戔戔之數永遠請不動好手。找到合適的書後，我先後請到夏濟安、夏志清、徐誠斌主教（那時還沒有去義大利攻讀神學）、湯新楣等名家助陣”（張愛玲、宋淇、宋鄺文美，2010，5）。

[2]具體信息請見附錄二。

[3]關於宋淇和高克毅二人合作編輯《譯叢叢書》的詳情，宋淇在《文學與翻譯》一書的《〈豐年五季〉的意外收穫》一文中層這樣寫道：我將以上的想法寫信詳告駐在美國的高克毅，他同我合力負責《譯叢叢書》的策劃和編輯，一向事事細商（林以亮，1984，128）。

[4]此書於1982 年獲得美國大學出版社協會的優良製作與設計獎，並在美國大學出版社年會中展出。

[5]http:///rct/ts/soong_awards.html

[6]http://traserver.tra./en/about.php?id=19

[7]http://traserver.tra./en/about.php?id=19

[8]https://www./tc/hkdse/assessment/subject_information/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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