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年4月，我军取得渡江战役胜利后，所有人都明白，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取得全国的胜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但蒋介石却不死心，妄图凭借手中尚存的150多万兵力，利用大西南山区的复杂地形继续做垂死挣扎，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49年8月29日，蒋介石亲自飞往重庆召开紧急军事会议，确定了“确保四川、割据西南”的“战略目的”，并进行了相应的军事部署。由于蒋介石把防御的重点放在正在秦岭北侧风卷残云的我第一野战军身上，所以，在兵力部署上，胡宗南集团的13个军约20万人就被部署在秦岭一线，防止我军由陕南下；“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所部的8个军，22个师，十余万人被部署在湖北巴东、恩施、咸丰一线，以防止我南下两广的部队突然掉头向西，并构筑防守西南的前进阵地；而“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孙震所部则用于防守长江沿线，部署在巫山、巫溪、万县、忠县等地，以借助大巴山区的群山峻岭，渐次阻滞我军。同时，从淮海战场逃脱的孙元良16兵团残部4万余人，以及溃逃入川的河南省政府主席赵子立部、湖北绥靖总司令朱鼎卿部，也都被分别加强到下川东各县。蒋介石对大西南北、东、东南三个方向的防卫可谓煞费苦心。 但是，历史绝不是桌上的那把算盘，任由蒋介石拨弄。 不错，历史上的进攻四川之役，几乎都是翻秦岭，沿“难于上青天”的蜀道而来。但毛泽东却出人意料地偏偏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为了不让蒋介石的重兵集团南下川康和云南的龙云汇合，毛泽东制定了“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战略方针，决心把国民党的川黔守敌就地“闷杀”。1949年10月下旬，在我军结束了“衡（阳）宝（庆）战役”和“广东战役”，“四野”大举挥师广西的同时，毛泽东“三箭齐发”，一方面令我第一野战军如蒋介石所“愿”，沿剑门古道向成都方向进发，“拖住”胡宗南集团，另一方面，令第二野战军及其配属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和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在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的统一领导下，兵分两路向重庆地区包抄而来。 11月1日，我军发起“川黔战役”，在北起湖北巴东，南至贵州天柱的500公里宽的正面战线上，向国民党守敌发起了全面进攻，11月2日即解放巴东，3日便占领了建始以东的野三关。 接下来，由我第50军、第42军主力和湖北军区独立一师、独立二师组成的“右路集团”不断沿川鄂公路推进，相继占领湖北建始、恩施、宣恩等地；由第11军、12军去、及其配属的47军主力所组成的“左路集团”则在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委谢富治的率领下沿龙山、来凤一线推进，相继占领酉阳、秀山、咸丰、黔江等地，完成了进军大西南的战略集结，也开启了解放川东重镇万县，即重庆万州的进程。 我右路集团在彭水以东地区歼灭了敌宋希濂部的主力后，立即分兵，派湖北军区独立一师（代号“西湖部队”）直插丰都，切断川东守敌沿江西逃重庆之路。12月3日，我独立一师经过一番激战，抢占了江南的山头阵地后，顺利渡过长江，解放了丰都县城。这时，我军得到驻万县的敌川鄂边区绥靖司令孙震已率部离开万县，准备逃往川北地区的情报，于是，除了派出第三团马不停蹄地奔袭梁山（即现重庆梁平，当时属于大竹地区），准备堵住万县守敌北逃的道路，并截击孙震外，其主力部队则按原计划做好了顺江东下，解放忠县、万县的准备。 与此同时，担任着全军预备队，本在洛阳休整，随时准备向西北和西南机动作战的我四野42军第124师（代号“唐山部队”）于10月20日接到准备入川作战的命令后，便在11月上旬赶到宜昌。然后，把山炮、野炮、大车辎重存放在当地后，就在代师长翟毅东、政委丁国珏的率领下，沿着当年张飞入川的路线,一边剿匪，一边建政，在长江三峡北岸向川东方向开进。11月26日，我124师终于在秭归正式接到进军川东的命令。 11月29日，我军抵达川东门户巫山县境内，并向敌人川东地区重点防御枢纽，由敌311师和湖北保安第三旅、川东反共救国军共7000余人把守的巫山三会铺防御体系发起进攻，并于11月30日占领了三会铺。此役，我军毙伤敌军数百名，俘敌1400余人！另外还有湖北保安第三旅旅长王子云率部1300多人投诚。可惜，由于地形原因，我军兵力无法展开，未能完成合围，让大部分敌军逃脱。 三会铺大捷，意味着我军成功突破了敌人利用三峡天险构筑的封锁线，打开了进军川东的大门。接下来，我军势如破竹，分别于12月2日、3日解放了巫山和奉节两座县城。12月6日拂晓，我124师师部及其所属的第372团主力，在已被地下党组织策反的云阳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湛廷举的配合下，涉过冰冷刺骨的乌洋溪，解放了云阳县城。 这时的万县，已经处于我大军的四面包围之中。 万县上接重庆，下联三峡，自古为水陆要冲，历为川东、鄂西、陕南、黔东、湘西的重要物资集散地，商贾往来频繁，是下川东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国民党在这里云集了重兵，建立了非常严密的反动统治，不仅驻扎了孙元良、罗广文两个兵团和新编第七旅的正规军，以及保安司令部、自卫总队、反共救国军基干团、川东师管区等地方武装，更是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所在地，军警宪特密布，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怎样才能把一个没有经过战火破坏的万县城完整地交回到人民的怀抱？我川东地下党组织根据川东临委“包围城乡，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要求，适时地把工作重点由此时已无太大意义的组织发动群众和武装斗争转移到对上层重点人物的统战、策反工作上来，成功地促成了万县参议长、代县长陈希柏和国民党四川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李鸿涛起义，使万县得以和平解放。 李鸿焘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一直在四川军阀熊克武、邓锡侯手下效力，并因在山西抗战前线作战勇敢，身负重伤而擢升为少将旅长。但是，毕竟属于地方军阀部队，不受蒋介石的待见，所以，李鸿焘的从军之途并不顺利。1940年，蒋介石借整编之机，任命李鸿焘为新编第九师副师长，将其“架空”，此后，李鸿焘便一直赋闲在家。直到1945年，“老领导”邓锡侯出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时，李鸿焘才被重新启用，被任命为绥靖公署副官长，1946年，随着邓锡侯升任四川省主席，李鸿焘也就被任命为第四区专员兼保安司令，1947年又被调任为万县所在的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正因为李鸿焘的“邓系”色彩太浓，所以，1948年，邓锡侯被蒋介石逼下台后，李鸿焘常怀兔死狐悲之戚，深感前途渺茫。我地下党组织抓住李鸿焘的动摇心态，安排正在成都华西协和大学经济系读书的进步青年、李鸿焘的儿子李茂军赶回万县，配合我地下党组织做李鸿焘的争取工作。经过艰苦的努力，更有用我军在解放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李鸿焘终于在1949年11月中旬决定投向人民一边。但是，别看李鸿焘号称什么司令，其实手中只掌握着一个保安营和两个保安大队，而万县的四周却分别驻扎着孙元良、罗广文的三个军，不掌握好时机“火候”，贸然宣布起义必然招致失败。所以，具体的起义时间还得看时机而定。 12月2日，孙震逃离万县,而孙元良、罗广文的部队更是早在11月下旬便已逃往川北地区，万县城内及周边敌人的力量已大为削弱。李鸿焘见时机已到，便于12月3日率领第九专区的工作人员和两个保安团共1000余人，以督查云阳防务为由，离开万县，摆脱了其它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掣肘，4日，来到云阳县双江镇驻扎。12月6日一大早，李鸿焘派出的联络代表——参谋长刘昌言和儿子李茂军就在刚刚解放的云阳县城见到了解放军124师代师长翟毅东和政委丁国珏，向他们汇报了李鸿焘等待起义的事宜。 翟、丁首长得知情况后，当即对李鸿焘的起义表示欢迎，并通过地方电话与在双江的李鸿焘通了电话，电令他立即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 7日上午，李鸿焘只带着少数随从，乘坐木船，应约到达云阳县城，受到了124师师首长的热情接待。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双方很快达成协议。协议签订完毕，李鸿焘立即通电全国，宣布放下武器，站到人民一边。 12月8日，124师师部及其372团登上了万县方面根据李鸿焘的安排派来的四艘客轮，溯江而上，向万县方向驶去。师参谋长丁学策则率部分人员和371团一部登上了同样由万县派来的民生公司的三艘客轮，在李茂军的引导下，前往双江接收李鸿焘的队伍。 这边厢，李鸿焘率部离开万县城后，从孙震手中接手防务的的朱鼎卿见势不对，也于12月5日逃往万县后山乡一带。城里党、政、军头面人物都已纷纷外逃，只剩下了县参议长陈希柏和县长马足骥。 陈希柏地位虽然没有马足骥高，但马足骥此时已经决定逃往万县后山乡一带，而且，陈希柏还是地方实力人物，其舅子、堂弟、女婿等都在民众自卫队中担任着重要职务，而他本人也分别被李鸿焘、孙震任命为反共救国军第九纵队第一路军副司令（司令马足骥）和反共救国军第十师师长。虽然这都是些只有机构，没有多少兵员的反动地方民团部队，但毕竟说明，陈希柏在当地还是有一些影响力，算是头面人物。所以，我地下党万县中心县委从11月初开始，就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对陈希柏进行了劝说、策反工作。 12月3日晚，经地下党再次派人向陈希柏陈明局势与利害后，陈希柏终于下定决心改弦易辙，弃暗投明，并于12月4日召开反共救国军团长和民众自卫队分队长以上会议，宣布改组这两只队伍，去掉名称中的“反共”色彩，成立“万县警备司令部”，全力维护地方治安。会后，陈希柏还拟定了一个“孙震兵团已撤，由朱鼎卿部接防，万城已成真空。秩序由自卫队维持，参议会决定欢迎解放军来部，希及派军驻防。”的电报稿，交给一直暗中与驻宜昌的解放军保持着联系的万县民生公司电台发给解放军。 得到解放军方面表示欢迎，并责令维持秩序，守护好各种公私财产和档案的回电后，12月5日，陈希柏召集有关军政人员、法团和青帮、红帮等地方帮会头目开会，公开宣布了自己要率部起义的打算。此时，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在座的“头面人物”都不是傻子，见陈希柏主意已定，当然无人再说“不”字。于是，在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下，会议决定组建“万县地方临时维持委员会”，由陈希柏任主任并任代县长，全面安排、筹备迎接解放军入城的事宜。 12月6日，陈希柏还不知道在双江镇的李鸿焘也已决定起义，没敢派人沿江而下迎接西进的解放军124师部队，而是派人和经白土、龙驹，已抵达长滩镇的湖北军区独立二师第八团取得了联系，带回了大量解放军的布告在城内张贴。此时，万县已经沉浸在浓浓的迎接新生的气氛中。 12月7日，整个局势一下子就明朗了起来。一方面，陈希柏接到了刘昌言从云阳打来的电话，知道李鸿焘已经通电起义。同时，经过地下党组织的艰苦努力，忠县常备自卫团团长罗新元也在这一天以县长黄幼甫的名义发出通电，响应李鸿焘在云阳发出的起义通电。忠县得到和平解放。另一方面，陈希柏也在这一天接到了湖北军区独立一师师长齐勇从忠县打来的电话，接受了解放军的受降命令，并根据齐勇在电话里的要求，派出“岷山”号登陆舰前往忠县迎接解放军。 12月8日，我地下党组织和陈希柏组织的各界群众共4万多人，手持各种颜色的彩旗，早早地就等候在了杨家街口码头。码头上，口号声、锣鼓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场面异常热烈，蔚为壮观。9点50分，我湖北独立一师师部及其第二团在师长齐勇的带领下，乘坐“岷江”和另外两艘在忠县缴获来的军舰终于抵达了万县杨家街口码头，成为第一支进入万县城区的解放军部队，接下来，从云阳方面溯江而上的我124师部队，也在午后陆续抵达。两支部队在万县的会师，标志着万县和平、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12月9日，《中国民主报》在《崇高的致敬》一文中，热情洋溢地吐露了解放了的万县人民的心声：“望眼欲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入城了，我们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来欢迎人民的军队。从此，五千年的专制政体被否定了，人民不再是剥削和压迫了，不再受奴役了。从此我们踏上了新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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