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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贺 霆 旅法人类学家、法国西学中医成果研究会秘书长 时间：2021年10月3号。 地点：法国里昂市3, Quai du Marichal Joffre。 人物：M医生，法国执业妇产科医生、针灸医生；作者，人类学田野调查者。 场景：M医生应作者要求在自家厨房讲述对“天突穴”的字源学解读，以及如何运用它防止新冠病毒感染。 解说：M医生是法国西学中医大家Lavier先生的弟子，作者2013年起开始对其中医诊疗、教学活动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该视频是研究内容之一。 西学中医是西方人未经国内中医界传承，通过自己对中医医典的感悟而创造出来的各种理论及技术。Lavier学派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古汉字的字源学研究，阐发中医临床意义。本视频中M医生对“天突穴”的解读及应用就是典型案例。 天突穴又名玉户穴、天瞿穴，位于人体颈部，当前正中线上，两锁骨中间，胸骨上窝中央。天突最早见于《灵枢·本输》：黄帝问歧伯经络穴位所在，后者一一道来：“...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突。”因此在中医知识里天突穴归属于任脉，还是任脉和阴维脉的交会穴。从扁鹊医典开始，它就是治疗咽喉部疾病的常用穴位，如喉痹、咳喘，国内中医认为它有宣通肺气、利咽止咳的功效，以针或灸治疗气喘、咳嗽、暴喑、咽喉肿痛、呕逆、瘿瘤、梅核气，相对于现代医学里的支气管哮喘、支气管炎、咽喉炎、甲状腺肿大、食道炎、失音、癔症等，都与天突穴附近器官有关。 而M医生却从“突”字的古代形态着“眼”，上下拆开成为从窝里跑出来狂吠的狗（《说文解字》原意如此）： 然后再将狗的护家习性解读为人体免疫功能 （见视频），新冠疫情爆发后他把灸天突穴用来为自己、家人及就诊病人预防新冠病毒感染，这恐怕会使今天的中国中医界吃惊不已。 其实，我们在视频里看到的行为，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医疗技术新发明，而体现出满满的仪式感：一个现代后现代社会的资深西医生主动地致敬古代传统医学，恭恭敬敬地点火（必须用“干净”的火柴，打火机的石油气火焰是“脏”的）、计数（五壮是对应天地人中的“人”之数），其实如果按照他宗师Lavier的要求，艾叶必须在每年的夏至去火山口采来（这样“阳气”最旺），晒干，手工搓成艾绒（避免机器造成“金克木”）...这种看似前现代的“巫术”，在后现代语境中，恰恰是西方居民的新创造，满足他们的生活意义的需要；不止对健康的需求，也是对哲学乃至对美学的需求。因此，在M医生厨房里发生的场景，不仅是展现一个西方中医业者的临床发现，也不仅是作者对西学中医的一次人类学“田野”记录，更是一件西方后现代行为艺术作品。它之所以能问世，关键在于M医生作为一个中国文化的“局外人”，把汉字特别是它的古代形态当做图画，而我们中文母语地区居民把汉字当做交流工具，熟悉、熟练反而令我们失去了这种宝贵的“大视野”。结果，象形文字才具有的视觉优势，倒要靠异文化的西方人来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也是广义的汉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唯其“外在”（可以没来过中国）、“唯其生疏”（可以不会讲汉语），才可能在国人司空见惯的事物里读出新意。Mestrallet医生对天突的理解及应用正是如此，“突破”了国内中医习惯的“天地”。 展开：在西方对中医这样的“突破”比比皆是。笔者自1993年在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读人类学起，意外发现法国自上世纪20年代末出现一类“无师自通”的西方人创造的“中医”，特别在2011至2018年间，笔者受聘为云南中医学院建中医西学博物馆，并随后以中医西学研究所为支撑，获得资源、人员继续开展对西方本土化中医的人类学调查，确认“过中国化”的西学中医是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到目前为止笔者亲眼见到的共22派，他们与老老实实到中国学习“原汁原味”中医的西方人不同，没了师傅的传授、指点，西学中医有更大的空间自我发挥，特点是比国内中医更“传统”。 这种西方人对中医“过中国化”、“过传统”的重塑，与其说是在“复兴”中国古代中医，不如说是在利用中医借酒浇愁（消解自己的现代性焦虑）、借尸还魂（回归自己的西方传统）。从人类学意义上讲，西学中医属于国内中医的“他者”。这项研究衍生了一门新兴学科：主体性的中医人类学，即从国内中医的视角、以国内中医的观念去发现、观察、解读境外的“他者中医”。这样的中医人类学与一直把中医当做研究对象的人类学研究不同，同时也超越了医学人类学的临床应用目的。 同时，西学中医更符合西方汉学定义而不属于“国学”，不过它与传统汉学以及其中的中医研究内容相比，又有所不同：西学中医业者一般都不会认为自己是“汉学家”，但他们对中医以及支撑它的中国传统文化无一例外有近乎宗教虔诚的热爱。另外，西学中医业者与传统汉学家不同，除了撰写对中医的介绍性文章外，主要是撰写自己对中医临床应用的心得。特别是他们同时以自己的临床及教学活动“书写”着非文字的、活生生的“汉学作品”，表现为能被直接观察的有关行为和器具。西学中医业者并非臣服于汉学家；相反，他们甚至会借助中医研究挑战“正统”汉学家的权威。这些特点，都说明西学中医是一种特殊的汉学，而西学中医业者也是一批“另类”的汉学家；因此，对西学中医及业者进行汉学研究就需要新观念、新方法，并有可能在中国学界形成新学科--关注西方创新性中医临床成果的“中医汉学研究（Studies on clinical sinology）”。 把西方中医看成汉学，对国内中医传播界及相关联的中医对外翻译界将带来观念上的革命。中国文化走出去已成为“国策”，而中医的特殊文化传播作用也为学界认可，不过主流传播界一直只是思考如何借助国内中医界来完成这一使命。国内汉学研究界却不同，关注的是海外汉学家及作品如何传播中国文化，这使得我们明白西学中医所讲的“中国故事”也许不是“原汁原味”，但恰好是西方民众最容易接受的，因此传播中国文化的效果更好。西学中医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传播中以健康这一普世性价值为切入点，传播者与受众又同属西方社会，因此这种传播方式并未引起反感与冲突，优势显而易见。西方居民借助中医重塑的中国文化，非但没有因为“他者性”变成西方“自我”的敌对面，反而自然地实现了“积极的跨文化交通，称作互动知识（reciprocal knowledge）”， 即“他者文化必须能够成为一个创造性的源泉而导致自身文化的重新创作”。[ 赵汀阳：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3期]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人可以“讲好中国故事”，而且可以比中国人讲得更好：因为这是在西方讲“中国故事”，西方讲述者更了解本国同胞想听什么、哪些故事对后者更有意义。由此看来，让西方人间接地传播中国文化，应该比中国人直接传播更有效，而且不会引起文化冲突。[ 贺霆、何明星：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有益尝试—中医在欧洲本土化研究，in《理论动态》第2065期，北京，2016.4，pp 38-44] 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理念，中文著作（包括中医经典）的译介就应该主要由汉学家完成；这可能会使国内有关学者不解、反感：他们认为最能体会、掌握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医的当然是中国人，后者当然应该是译介主体，掌握“话语权”。其实这种看起来“政治正确”的观点是混淆了文化认同、文化传播及文化理解三者的关系。比方说鱼应该最懂得如何在水里生活，但未必会描述水的性质，特别不懂得如何让鸟明白水是什么，遑论让鸟喜欢水。但一只掉进水里的鸟则立刻能感受水对它的特殊意义：湿的、冷的、阻力大的、无法呼吸的...而鱼对此是如此自然以致不会觉察到；当这只鸟回到天空，就能够用其它鸟明白的语言把这些感受完美地传递给同伴，这些信息更能满足鸟类的需要，鱼却做不到——哪怕它会“鸟语”。汉学家（包括西学中医业者）就好比试过水的鸟，让他们去和自己同胞谈中国文化更合适；我们中国人作为“鱼”不能觉得只有自己才对“水”有话语权，因为“鸟”对水最有感触部分未必和“鱼”相同；何况鸟对“水”的兴趣并不是跳进去像鱼一样游泳，而是能够获得启发、更好地在空中飞翔。因此，鱼只对“鱼的水”有话语权，而鸟则对“鸟的水”有话语权：“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那些聪明并会“鸟语”的“鱼”，不应该花时间、精力去和“鸟”谈自己熟悉的“水”，最好去研究那些“落水鸟”以及它们与同类谈论“水”的内容与方式，看看自己的“水”在天上发生了哪些变化、给“鸟”带来什么意义。如此就取得了另一个层次的“话语权”，就好像海外汉学对中国及文化有自己的话语权（不同于国内学者对同样研究内容的“话语权”），而汉学研究又通过对海外汉学的观察、解读建立起自己的“话语权”。也许一个简单的事实更能说明问题：中国居民所阅读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全是中国背景的作家完成的，没有一本来自原文母语国家，因为哪怕该国汉学家水平再高，其译作由中国读者来看还会是卒不忍睹。因此，汉学家们不笨，他们的主要工作都是向自己同胞介绍中国作品，而不是相反。国内中医翻译界朋友能否从中得到启发，把自己的才华和精力用在正道上？据作者观察，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出版发行的中医译作，在西方几乎没有读者，遑论“话语权”？ 笔者2019年曾应邀带领6个西学中医学派参加广东省中医药举办的“杏林寻宝”中医临床技能展示会，开场白对国内中医界观众们介绍西方同行时用过一个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方便他们理解中医、西学中医及西学中医研究的关系：中国中医有自己“捕蝉”即诊治疾病的方法，西学中医也有自己“捕蝉”的方法；在座各位看到外国“螳螂”跟自己不同的方法可能会惊奇、不解甚至反感，但如果换成“黄雀”的位置，所有“螳螂”都在研究视野之中。这个比方也同样适合汉学、汉学研究：“黄雀”就是国内研究汉学的学者，当然也包括笔者自己；所不同的是笔者只关注汉学中特殊的一类“螳螂”--西学中医（他们只关心一种“蝉”：中医），并且除了文本研究还特别注重人类学田野调查。 其实对作者来说，西学中医最重要的意义不是其临床创新，也不是对西方居民的“浇愁”、“还魂”，还不是它的汉学属性给国内传播界、翻译界带来的启迪；而是提供了一个非西方人类学家在西方社会研究主流文化的机会：笔者在2011-2018的8年中累计田野调查时间达32个月，范围从法国扩展至英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奥地利等地。田野中搜集了数千件文物、拍摄了200小时影像资料，并借此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有关专题的人类学博物馆：中医西学博物馆。 以对M医生的研究为例，作者为此赴里昂6次共31天，参与其诊疗、教学活动，观察其在诊所及课堂行为（包括视频所示场景），期间曾住在M医生家9天，近距离体验其生活环境；另外还邀请其赴华参会、讲座6次。这些活动让作者与Mestrallet医生关系亲密，使深入访谈得以可能进行，真正完成了从客位从主位的转变，即能够从M医生的角度，去感受、理解那些自己原本觉得“古怪”的观念、行为，比如他对“天突”的解读和应用。 人类学产生于西方，又在西方最为发达；但西方社会恰恰是最少被人类学家研究的。原因就在于人类学的西方出身及“异文化”研究旨趣：西方学者一直将非西方社会当作自己理想的“他者”来研究。诡异的是，当这门学问传到中国，中国的人类学家们也沿袭西方学者的口味研究中国乡村、中国少数民族，而不关心自己真正的“他者”西方社会。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类学界终于开始谈论“海外研究”，但绝大多数话题还局限在跨境民族、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这些传统的西方人类学研究领域，即便触及欧洲、北美，也大多是其边缘社会及文化（移民、贫民、吸毒者、同性恋者等）。2010年笔者在中央民大做过一次讲座，题目是“王冠之钻”：大意是如果将海外人类学研究比作整个中国人类学之冠，那么西方社会研究、尤其是西方主流社会研究则是王冠上的钻石：它最难摘取，同时也最有价值。对西学中医人类学研究的成功经验、方法，正可以引导中国人类学界对西方社会主流文化开展大规模有系统的研究，从伦理学、方法论及田野技术等方面完善现有人类学体系，最终建立独立的人类学西方社会研究学科。 M医生以他自己的西方视野看到的是国内中医业者不知道的“天突”，笔者又以汉学研究视野、文化传播视野及人类学视野把M医生有关中医的行为、观念赋予了新的意义；这是否符合了本次论坛组织者“大视野”的本意？ 征稿说明 一、参与方式 1.通过新媒体手段对虚拟社区进行的“田野”考察。 2.用智能手机等新媒体拍摄你身边的事物，记录Ta们的故事，以及Ta们与你的关系演变（篇幅不限）。 3.对自己或他人在社交网络所发布的图像、视频、文字及相关作品，采用跨学科的学术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分析，并把研究结果形成论文。 二、工具 智能手机、网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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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菌心说 > 《文化与文明、社会发展、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