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南宋临安府南荡与余杭孳生牧马监考

南宋临安府南荡与余杭孳生牧马监初设于绍兴年间，是宋高宗以孳繁马匹为目的在南荡和余杭分别设立的两处牧马监。因孳牧不利，孝宗时先后罢废。但清代后常将两处混为一谈，如《嘉庆余杭县志》卷十山水引《读史方舆纪要》称：南荡在县南，地近南湖。宋绍兴三年，置孳生马监于余杭南荡诸乡。乾道四年，废南荡监，以田还民。

        南宋孳牧史实多载于朝廷《日历》（按“《日历》是南宋史官逐日记载汇纂成册的朝政事务档案），并通过多部南宋史籍流传下来，数量不算多却相对可信。本文按这些史料先后顺序，对涉及临安府的孳牧情况进行疏理考订，力图客观严谨地还原历史真实情况。其他孳牧监情况如非必需一般从略，所引史料均注明出处。

        一、临安府孳牧监的设立

        南宋前期，宋高宗为纾解马匹短缺之困，除在川秦广边地市马外，还设立孳生牧马监以孳蕃马匹。“绍兴二年十月四日（1132年11月17日），臣僚言：乞置牧马监。诏令三省、枢密院措置……三年六月二十三日（1133年7月26日），三省、枢密院进呈置监牧养事，上曰：马政不可缓……”（《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八）。从该史料可知，绍兴二年十月宋高宗接受臣僚建议，交由三省（中书、门下、尚书）及枢密院筹措设监孳牧，至绍兴三年六月尚在筹备。其他史料表明，约于同年八至九月间，第一个孳生牧马监先在饶州（今江西省鄱阳县）设监（《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九）。

       其后，“绍兴四年夏四月……庚寅（1134年5月6日）……置孳生牧马监于临安府，以翊卫大夫、成州防御使、神武右军统领、忠勇军马、提点制造御前军器所杨忠悯兼提点官”（李心传《系年要录》卷七十五）。半个月后的“四月二十七日（1134年5月22日），枢密院言：提点临安府孳生牧马监杨志悯（按：杨志悯即杨忠悯，《宋会要辑稿》中“杨志悯”“杨宗悯”“杨忠悯”混用，《系年要录》皆作“杨忠悯”。“志”“宗”皆为“忠”字之讹）申得……”（《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九）。至八月乙未（1134年9月8日），高宗又“诏以余杭县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马监，命临安府守臣兼提举”（《系年要录》卷七十九）。时隔3天（9月11日），再“诏孳生牧马监已差官外，其余杭县知县、尉并兼主管牧地”（《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十）。      

        根据上述史料，临安府的孳生牧马监是时间、地点、名称、长官都不同的两所。两监分别诏设于绍兴四年四月和八月，前后相距4个月。前一所称“临安府孳生牧马监”，其长官是武职的“提点官”，由翊卫大夫杨忠悯充任。后一所孳生牧马监地点在余杭县的南上下湖，其长官是文职的“提举官”，由时知临安府的梁汝嘉充兼（《咸淳临安志》卷四十七秩官五），余杭县知县和县尉协助主管牧地。当然，从这组史料上暂时看不出临安府孳生牧马监的地点在哪里、以及余杭县南上下湖的孳生牧马监名称是什么。

        二、临安府孳牧监的运行

        据《系年要录》卷八十四所载，临安府孳生牧马监提点官杨忠悯在牧马监履职时间不长，就于绍兴五年正月庚戌（1135年1月21日），受淮西宣抚使张俊之遣，领兵渡长江追袭金兵。二月十二日（2月26日）因军功得浙西江东宣抚使张浚保奏连转五官，后又以中侍大夫提点设在建康府（今南京市）的御前军器局（《宋会要辑稿》职官一六之八），看起来一直没有回到杭州。临安府孳生牧马监初期所牧马匹，则在一年之内全部死损殆尽，而余杭县南上下湖的孳生牧马监一度也面临被罢废危险：“绍兴六年三月辛未（1136年4月6日），上曰：朕于诸事每思虑必尽，昨计算余杭监，牧一岁支费无虑二万缗，自可收买战马百五十匹，卿等更商量”（《系年要录》卷九十九）。

        从高宗的语气上看，显然透出养不如买、“改孳为市”的意思，并且让我们知道了设在南上下湖的孳生牧马监以县为名，称“余杭监”。但临安府及余杭县的孳生牧马监并没有被罢废，后来临安府孳生牧马监在张建寿（按：张建寿又作张延寿，是杨忠悯渡江作战时迫降回来的金国将领）主持下，孳牧情况似乎大有起色：“绍兴十有三年五月庚申（1143年6月18日），上谕大臣曰：人言南方不宜牧马，昨朕自创行，虽所养不多，方二三年已得驹数百，此后不患不蕃。与自川广市来，病不堪乘而沿路所费不少，计之一匹自省数百千”（《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九）。仅隔4天，“甲子（1143年6月22日）秦桧奏牧马事，上曰：此事在乎得人。朕初令杨宗悯管马五十匹，忠悯不理会得，牧养一年之间，死损俱尽。后得张建寿付之，更无死损，以此知全在得人。不惟养马，凡事皆如此，得人则无事不济矣”（《系年要录》卷一百四十九）。

        上述史料显示，一是临安府孳生牧马监的初始牧养规模仅50匹，二是高宗确因孳生马驹数的增加而重拾孳牧信心。但有一大疑虑待解：绍兴十三年离临安府初置牧马监已相隔9年，“方二三年”一语显示，高宗说这句话的时间要么在绍兴七年前后，要么是马监罢废后又于绍兴十年左右重新开监，但迄今未发现临安府孳牧监曾经有过罢复的证据，可能是李心传所据的《日历》底稿出现了问题。秦桧于绍兴八年起以宰相监修国史，其养子秦熺以秘书少监领国史，把持了高宗朝《日历》的记录与整理。岳珂（岳飞之孙）称秦桧“专元宰之位而董笔削之柄”（岳珂《鄂国金佗稡编》卷二十），存在秦氏父子删削于已不利《日历》时，抽取较早年代《日历》填补缺页的可能，因无确凿史料，暂置疑不论。

        然而，高宗在绍兴十三年七月时显然对孳牧成效很乐观，并亲自对临安府两监的人员募雇作出安排：“绍兴十三年七月十二日（1143年8月24日），诏余杭、南荡两监，许各差手分二人……”（《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五二）。从这条史料中可以知道，临安府孳生牧马监后来也以地名之，称“南荡监”。其次，“手分”原是宋代官府从民间有书算特长的老百姓中雇募的役人，从事记录或统计工作，“吴、蜀等处家习书算，故小民愿充州县手分，不待招募，人争为之”（苏辙《栾城集》卷四十五）。但临安府孳牧监所差手分没有从民间招募，而是诏“于内外诸官司指名抽差”（《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五二），足见高宗的重视。

次年，高宗兴致不减，又对孳牧监的草料供应作出安排：“绍兴十四年二月三日（1144年3月8日），诏南荡并余杭门县（按：“门”应为衍字）界牧马两监合破草料，依旧行在批勘，令户部措置，水陆近便富阳县、余杭县照旁就支……（《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五二）。南荡监由富阳县近便供应草料，说明离富阳县较近，那么“南荡”到底在哪里呢？

        清代世居钱塘定山的张道称南荡“宋时甚著名”，并考“其地当在朱桥、转塘之间，山亦近横山一路”（张道《定乡小识》卷三）。据《咸淳临安志》，宋时南荡属钱塘县定山北乡（卷二十钱塘乡里）、有南荡巡检司寨（卷五十七武备）、可自龙山、六和塔沿江至南荡、富阳县界（卷七十七寺观三）、有南荡山（卷八十七冢墓）。北宋侯临（字敦夫，杭州人，知信州）因葬母于南荡，往来江滨熟视地形，曾向时知杭州的苏东坡建议开凿石门运河“自龙山闸而出，循江道过六和寺，由南荡、朱桥港开石門、平田至庙山，然后复出江道，二十里至富阳”（何薳《春渚纪闻》卷六）。宋时“定山之南，则地皆斥卤（按：斥卤亦称泽卤，地低洼而多盐碱不适于耕种的土地）……自石门并山而东、出定山之北，则地坚土厚”（苏轼《东坡全集》卷五十九）。据此，南荡当在现今杭州宋城主题公园一带。宋时南荡地颇广袤，定山之北利农稼，而沿江斥卤既宜牧马又离南宋皇宫较近，故高宗在此设监孳牧。

 除了南荡与余杭两监，高宗又将市来的川马直接让江上诸军在军中牧养，认为军中牧养大有好处：“牧马孳生为利甚博，朕于近地亲令牧养，今已见效，每岁进呈马驹皆是好马。若得万匹分于诸军牧养，数年间便可济用，既免纲马远来死损，又无官兵赏给之费”（《宋会要辑稿补编》第435页）。绍兴十九年四月六日（1149年5月14日），高宗正式下诏发布枢密院制订的孳生牧马监赏罚条例：“诏孳生牧马监以五百匹为一监，差置监官二员，每牝马一百匹、牡马二十三匹为一群，零匹付群。每群差军兵医兽七十人。将病别置监，差官一员，军兵医兽据马数差破……”（《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一 一，按：结合上下文，“二十三匹”当为“二十五匹”之讹。“零匹付群”语义晦涩，李心传《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作“监分四郡”。郡通群，“零匹付群”当为“监分四群”之讹）。

该诏令很长，前半部分是孳生监的规制，每监500匹马（牡100匹、牝400匹），2名官员、280名军兵及兽医，马和兵的比例大致为1.8：1。后半部分为赏罚条例，共分7条，其中倒毙一厘（即1%）以下及生驹五分（即50%）以上等共3档赏格（官员升官、军兵赏钱），倒毙及二分及生驹不到三分等立4档责罚（官员延迟升级、军兵领受杖刑）。这条史料证实，孳生牧马监的赏罚规定是在临安府置监15年后才制订，而且目的主要是为了规范与激励军中牧养。

        自绍兴十九年至绍兴三十二年六月（1162年7月）高宗禅位前的这十余年里，各地孳生监牧情况暂未找到有价值的史料。而余杭监则于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结束孳牧：“十月二十日（1164年11月6日），直敷阁、权发遣临安府黄仁荣言：余杭南北两湖绵亘二千（按：千当为十之讹）余里，顷年以创置马监。洪水暴涨，泥土沙石亟涌入湖，遂致涌塞淤积，水无所归。乞将马监拨归南荡，可以施工修治。诏马监拨南荡，就委荣仁措置。仁荣措置：两湖东旧有五亩眭（按：眭当为塍之误）计七十二丈，以杀水势不致冲突，久废不修，今乡自备椿蓧修治。两湖北中隔塘约四里，隔护湖水、免入县市浸损民屋，即今塘岸损漏，欲候农隙日兴工。马监元买田地一千六百五十九亩，并两湖地七千九百四亩，涨泥堙塞。已劝谕乡民，候农力办日（按：农力办日语义不明，结合上下文，疑农字后脱隙或闲字），于湖内任便取土、兴修濬治。从之”（《宋会要辑稿》食货八之二二）。

        从现有史料判断，余杭监在南北湖浚治竣工后，既未被罢废也没有恢复孳牧，有可能被改作安顿“纲马”的马驿（按：南宋时期将从川秦广等地采购的马匹集中编成马纲押运至临安府，50或100匹为一纲，沿途设马驿顿之。马驿不接待官员使客，只备粮草、马槽和棚舍，专供押纲官卒及所运马匹途中歇泊）：“乾道四年四月二十八日（1168年6月5日）……一、临安府钱塘县余杭门外马驿，屋宇大小二十四间，若遇纲马并至，则无处安着，本驿周回并无地步可以添盖。今欲令临安府于左侧别行修盖马驿一所。一、临安府余杭县跨水马驿至湖州安吉马驿计七十里，难以一程赶趂，今欲于中路安吉县界添置马驿一所……”（《宋会要辑稿》兵二五之二十）。

奇怪的是，南宋史籍中有关临安府孳牧监的史料相对而言不算少，但南荡与余杭两监到底牧养了多少、孳生了几匹一直找不到确切的记录。而借孳牧之名得赏升官者却大有其人，绍兴十九年八月二日（1149年9月5日），孳牧监赏罚格颁行不到4个月，高宗就“诏牧马监孳生蕃息，官吏推恩，……武节郎、阁门宣赞舍人崔良辅特转一官，武经大夫、阁门宣赞舍人班毅，从义郎、阁门祇候黄思齐各特转二官。白身人华安道、庄思永（按：白身人即无功名的士人或平民。结合前述史料，华、庄两人应为南荡与余杭两监的手分）并特与补承信郎”（《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一二）。其中崔良辅绍兴十七年（1147年）开始管马监时只是个武翼郎，在宋代武臣官阶（共53阶）中排第42阶，20年间因孳牧管干有劳，八次迁官一次用赏，从低级武官攀升至第14阶的右武大夫、观察使。乾道元年六月（1165年8月）时，又欲转迁承宣使，同批升赏的还有李楷、王贵、刘彦、赵昌、苏信、曹绎（并转一官），姜子兴、陈邦俊补进武校尉（无品武阶官名）。时任宰相洪适（音kuò）于六月七日（1165年8月14日）愤而上《缴马监官转官劄子》：“恩赏侥滥无甚于此……今不知马监每两年之内孳长若干，而十余人迁转，至有白身补官者……今隶籍军门，若非出戍用兵，寄命锋刃之下、而有斩将搴旗之功者，无缘有此醲赏……因循不革、流弊至此”（洪适《盘洲文集》卷四十八），要求对马监官员三经推赏后方可给予减半赏典。连宰相都不知道得赏监官有多少孳牧成就，看起来是高宗与孝宗都受到了谀臣的蒙蔽与愚弄，孳牧成绩实际乏善可陈。

三、临安府孳牧监的罢废

尽管高宗与孝宗都对孳牧马匹满腔期望，事实上马匹在湿热的长江流域繁殖很困难。饶州监的失败，盖因“马性利高寒，鄱阳地卑湿，既而因暑、马死者众”（熊克《中兴小纪》卷十五）。其他马监也孳牧不利，“牡牝千余，十有余年才生三十驹”（《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而所孳马驹往往“不堪披带乘骑”（《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十六），跟高宗“二三年得驹数百且都是好马”的自我夸耀形成鲜明对比。经过几十年折腾，孝宗终于在乾道后放弃置监孳生的努力，相继罢废孳生牧马监。

        有关南荡监罢废时间，《宋会要辑稿》职官志与兵志上分别有两条记载。《宋会要辑稿》职官三二之五三称“十九日，诏御前南荡孳生马监可罢。见管马数令丞旨司审验火印，拨付殿前步军司，其所占地段，令转运司拘收，行下所属依条招人请佃。内有侵占民地，仰照验的确、契据分明即行给还”，而《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一六则记为“十九日，诏御前南荡孳生马监可罢。见管马令丞旨司验火印迄，均拨付殿前步军司，官兵发归元来去处。其所占地，令转运司拘收，招人请佃。内有侵占民地，照契给还”。

两条记载内容近似而文辞稍异。其中职官志在“十九日”前先载乾道四年七月十六日及十一月十四日共2道诏令（内容与本文关系不大故从略）。而兵志在“十九日”前则载乾道九年闰正月二十三日、二月二十三日、五月六日共3道诏令（内容亦略）。因此，对南荡监罢废时间出现了乾道四年十一月十九日（1168年12月19日）和乾道九年五月十九日（1173年6月30日）两种解读。但“兵二一之一六”随后的史料给出了有用的关键线索：“二十日诏李楷马监驹子内，选留骑成大驹子二十疋、拨付御马院收养，并合发军兵内留存一百人。二十四日，宰执进呈御前马院开具到，罢南荡孳生马监官兵并见管马及草料等数。上曰：马监所占田地极广，今既还之，于民甚便。宰臣梁克家奏曰：此事出自圣虑，断然行之、民受其利”（《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一六）。

我们只要查考一下宰臣梁克家的生平就不难弄清南荡监的准确罢废时间。据《宋史》列传第一百四十三：“梁克家，字叔子，泉州晋江人。绍兴三十年廷试第一，授平江签判……乾道五年二月拜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明年，参知政事。又明年，兼知院事。八年，诏更定仆射为左右丞相，拜克家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即乾道五年（1169年）梁仅官至知枢密院事的副职，乾道八年（1172年）改革官制后才正式迁宰执（宰臣）。据此，罢南荡监绝无可能发生在乾道四年。事实上大部分史籍均载南荡监废于乾道九年，仅《玉海》卷一百四十八在“（乾道九年）五月罢南荡马监，以田还民”后，以小字夹注：“一本云乾道四年十一月十九日罢御前南荡孳生马监”。

南荡监罢废后，官田招人佃种、民地照契给还。而余杭监从未明确诏废又未继续孳牧，似乎被遗忘了，又继续占据南北湖地20余年。当地百姓欲在湖中割苇采芡或捕鱼，都要纳钱买牌，直至宋宁宗即位后遇到一场特大水灾才退出所占湖地：“绍熙五年九月二十七日（1194年10月12日），司农卿兼知临安府蔡戡、两浙转运判官黄黼言：余杭县去行在四十五里，地势最下，当天目群水之冲，每遇霖雨，水势暴涨，即高寻丈，故隄防之设比他邑为重。不幸一决则邑不可居、田不可耕，其害浸淫于临安府、湖、秀三州六县。今岁八月水涨湖决，约计四十六所、共五百余丈。既欲修治，必须沿湖帮广旧堤、填筑败岸，合于湖内取土。绍兴初南湖为孳生马监，马不蕃息、监遂隳废。而湖有芦苇茭芡鹑鱼之利，至今监据其利，凡民间下湖探取，必纳钱买牌，违者有禁。今来马监既已久废，则两湖合还本县，庶几可于湖内取土，每岁筑岸浚湖，为本县悠久之利。乞降旨拨南北湖归还本县，从便取土修筑堤岸、开浚湖港，派运天目、旁通里河，潦则潴水、旱则灌田，以为三州六县之利”（《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三七）。其中“马不蕃息、监遂隳废”一语表明，余杭监的孳牧成就确实惨淡。

据《咸淳临安志》卷之三十四所载“重修塘记”，经黄黼（字元章，余杭人）力请于上，南北湖浚治工程自当年十月九日（1194年10月24日）动工，历时16个月，于庆元二年正月二十四日（1196年2月24日）竣工。浚治中“取弃地于马监”，证实南北湖的牧地在被马监占据整整60年后，终于归还给余杭县。

四、简要考证结论

至此，临安府置监孳牧的历史基本得以厘清：

第一，南荡不在南上下湖之间。事实上南荡绝非籍籍无名之地，北宋时“自衢睦处婺宣歙信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龙山沿泝此江”（《东坡全集》卷五十九），而舟溯江道必经南荡。淳熙十五年（1188年），诗人杨万里（字廷秀，江西吉水人）出知绢州（今江西高安）途中，船经南荡时一口气写下三首《过南荡》诗，成语“东扶西倒”即典出其首阕的最末一句：“秧才束发幼相依，麦已掀髯喜可知；笑杀槿篱能耐事，东扶西倒野酴醾”（杨万里《诚斋集》卷二十四）。

南荡在宋末之后鲜闻其名，可能跟钱塘江特殊的江道变迁历史有关。钱塘江历来因潮患频繁致主槽南北迁徙不定，而粉沙土质的江岸不耐冲蚀涨坍难测，“沙碛转移状如鬼神，往往于渊潭中涌出陵阜十数里，旦夕之间又复失去”（《东坡全集》卷五十九）。南宋时期钱塘江多次发生重大潮灾，“巨浪怒沬顷刻间擣隄坏屋，侵附江之陆数十百丈”（《咸淳临安志》卷八十二六和塔记文）。在连续潮患侵袭下，南荡沿江斥卤之地时而崩塌于江、时而堆淤成阜。杨万里的《过南荡》诗，除了第一首展现南荡的农稼兴旺情形外，其余二首或是咏山景或是叹行远，没有一字言及水草茂盛的“斥卤”景物，可能此时南荡牧地已湮于江。地形地貌的激烈变化，往往迫使附地为生的黎民百姓频繁迁徙，导致南荡地名的历史传承出现断层而渐失其名。

 第二，临安府于绍兴四年（1134年）的四月和八月，相续设立临安府孳生牧马监和余杭县南上下湖孳生牧马监，后分别称为“南荡监”和“余杭监”。南荡监初置时仅50匹规模，后期牧地面积、军兵数量、孳牧成果均不详。余杭监牧地面积9563亩，牧养军兵数量、孳牧成果也不详。需要特别指明的是，南荡监曾以“临安府孳生牧马监”为名，而余杭监从未被称为“临安府孳生牧马监”。两监连雇募役人、供给草料这类琐事都由高宗亲自安排，而且南荡监罢废前以“御前”名之、余杭监地需乞旨方得发还，因此两监实为皇帝自己的形象工程。

 第三，被马监研究者广为引用的“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之”马监赏罚格，是为规范军中牧养，于绍兴十九年才制订的。以余杭监牧地面积及年支费水平，基本没有可能达到500匹的规模。孳生牧马监需地极广，北宋徽宗大观年间陕西沙苑马监牧马6000匹、占地9000余顷、年耗40万缗（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平均每牧一马需牧地1.5顷（75亩）。即使江南温暖湿润水草丰茂只需一半牧地，在临安府每牧一马至少也需0.75顷牧地。马监最大的支出无疑是军兵的薪俸，由于马匹来源匮乏及倒毙者众，很多马监中马与兵的比例远远突破马监规制几近1：1。乾道时应城（今湖北省应城市）马监最多时630匹马，死损后剩330匹由303名军兵牧养，3年开支10万余贯（即缗）。而荆南（今湖北省江陵县）龙居山马监牧养120匹骒马(即母马)，与之配套的牡马应有30匹，而养马军兵却有150余人，每年花费1万缗（《宋会要辑稿》兵二一之一五）。从余杭监9563亩（约合191顷）的牧地面积和一年2万缗的支费水平判断，其实际牧养规模大致在2群（250匹）上下。

第四，南荡监于乾道九年五月十九日（1173年6月30日）奉诏罢废，总共历时39年。余杭监于隆兴二年十月二十日（1164年11月6日）将所牧马匹拨归南荡监，实际孳牧30年。绍熙五年九月二十七日（1194年10月12日）方还地以县，总共历时60年。

余杭监还地前可能一度改作跨水马驿，但不能确证。一是“余杭县跨水马驿”未见载于其他宋籍，且蔡戡与黄黼奏言中也完全看不出南北湖监地曾经安顿过纲马。二是所有孳牧监罢废后，“凡国之战马悉仰川秦广二边矣”（《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而南宋定例，从边地市马必先纲运至行在（杭州）再转送全国各地，故临安府的马驿极为重要。如果南北湖改设为跨水马驿，轻易不会退还湖地。其三，按《咸淳临安志》所附舆图之“京城图”，杭州城北自西往东一字排开三座城门：余杭门、余杭水门、天宗水门。因余杭门外马驿周回并无地步可以添盖，疑跨上塘河（余杭水门所经之河）别行修盖，故曰“跨水”。而余杭监地为南北两湖所夹，似与跨水不合。因此，存在着将“余杭门”误讹为“余杭县”的可能。

 五、南荡与余杭两监是如何被淆为一体的？

时间会不可避免地侵蚀记忆、滤失真相。在本文考证过程中，南荡与余杭两监的史实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导入认知歧途的脉络清晰可辩。在南宋中后期一些史家的著述中，就在临安府孳生牧马监的记述上出现阙遗或淆乱，并对后人产生了很大误导，直至清代后，各种方志、史籍将其完全混洧起来。

首先是熊克《中兴小纪》卷十六只有“（绍兴四年八月）戊戌，诏于临安府余杭县置孳生牧马监”的记载，既不记南荡设监，又将高宗诏“余杭县知县、尉并兼主管牧地”的日期（1134年9月11日）误作诏设余杭县南上下湖孳生牧马监日期（1134年9月8日）。《中兴小纪》成书于淳熙末（1189年前后），此时离南荡监罢废不到20年，因此这个漏记很不可思议。

其次，李心传在《朝野杂记》和《系年要录》中，匪夷所思地对同一历史事件作出了不同记载。《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将两监合并记载“孳生监牧：自渡江以来，无复国马。绍兴三年冬始命三省、枢密院措置马监……四年又置监于临安之余杭及南荡……”。将两监并载在一起很正常，问题是李心传在“南荡”之后小字夹注“四月丙午（即1134年5月22日）”，原意可能只是想注明南荡监诏设日期，然而这个狗尾续貂式的夹注，既误将枢密院转奏杨忠悯奏请日期当作南荡监的诏设日期，又极易让人误以为南荡与余杭两监诏设于同一天。采用会要体分类叙事的《朝野杂记》成书于嘉泰二年（1202 年），而采用编年体的《系年要录》约成于嘉定元年（1208年）。看来《系年要录》是重新考订《日历》后撰写的，《朝野杂记》的记载确有失误。

熊克与李心传也许只是出于粗疏而漏载或错载，毕竟设监孳牧不算特别重要，况且以上二著皆非官修史书。但因撰者的朝廷史官身份（熊克为南宋孝宗朝负责记录皇帝言行的起居郎，李心传为宁宗朝掌修国史的国史校勘著作佐郎），其著述向为后人所重，因此这些失误实际上埋下混淆两监的最初伏笔。

成于宋末、刊于元初的另二部著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混乱。《玉海》卷一百四十八马政称“（绍兴）四年四月庚辰又置监于临安之余杭及南荡，以杨忠悯提点（原夹注：会要 八月十八日置孳生监于余杭南水草处）。五年三月庚子罢之（原夹注：先是三年八月十九日庚子，提举饶州孳生监牧郗渐言：广牧地备棚井、储草料置林木、置烽堠濠堑，于双港置牧地……）”，显然是把余杭、南荡以及饶州三个马监通通混淆起来了。《文献通考》卷一百六十马政则称“高宗渡江以来，无复国马。绍兴二年始命措置马监……四年又置监于临安之余杭南荡”。其文字除纠正了高宗“始命措置马监”的时间错误外，基本是照抄了李心传《朝野杂记》。问题出在最后一句：《朝野杂记》称置监于“临安之余杭及南荡”，而《文献通考》只称“临安之余杭南荡”。少了一个“及”字，造成难以准确句读：既可断句成“余杭、南荡”两个地方、也可理解为“余杭的南荡”一个地方，不可避免地使临安府孳牧监的地理指向出现歧义。这二本著述虽然也非官修，但作者均名重一时，王应麟历仕理、度、恭三朝，官至礼部尚书，其博学多闻著述颇丰。《玉海》久被应试文人推崇为科场备书，其另一著述《三字经》更是脍炙人口的蒙学瑰宝。史学家马端临为南宋度宗朝右丞相马廷鸾（也当过朝廷史官）之子，家学渊博而潜心治史，《文献通考》集中国历代典章制度之大成。因此，《玉海》与《文献通考》对后世影响极大，治史纂志者多载引之，他们的失误进一步模糊了临安府孳牧的历史认知。

此外，官修的地方志源流一脉也出现了同样的阙遗问题。南宋临安志三志中，乾道志与淳祐志因佚散过多而未知其详，成书于咸淳四年（1268年）的《咸淳临安志》，除了分别于卷四十七秩官及卷八十九纪遗中两次记载“余杭县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马监”外，全志述及南荡或南荡山约10处，唯独不提设立更早的南荡孳生牧马监。从咸淳志文字上看，因其余杭县设监日期记为“八月乙未”，应该未参考熊克与李心传所撰私史，而是直接根据《日历》而撰。较大的可能是编纂咸淳志时，南荡监原先的牧地已湮失无踪，因事无所系而不记。此后的杭州地方志基本因循《咸淳临安志》，简要记牧马监事于纪遗（如《成化杭州府志》卷六十纪遗、《康熙余杭县志》卷之八古迹、轶事纪异附等），文字内容均未超出咸淳志所述。

转折出现在清康熙中期，近代著名沿革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杭州府中称：“南荡在县南，地近南湖，宋绍兴三年置孳生马监于余杭南荡诸乡，乾道四年废南荡监，以田还民”。由于顾祖禹未在其判论后注明史料来源，只能依据其文字作大致判断。因原本《宋会要》久佚，而100多年后徐松才动手辑录成文，因此顾不可能依据宋会要考证。同时《系年要录》分卷载明临安府孳牧监与余杭县孳牧监，说明顾也没有参照该著考订。从文字内容看，顾祖禹一是对马端临《文献通考》“临安之余杭南荡”一说的句读出现偏差，二是受王应麟《玉海》混淆余杭、南荡以及饶州诸马监的影响，三是被《成化杭州府志》卷二十八水利所载“南湖草塘在县南三里招德乡。旧名天塘”谜惑，最终作出了南荡即余杭县南湖草荡的错误判断。实际上成化府志“南湖草塘”条后有注曰“已上俱永乐二年户部夏尚书、大理寺袁少卿到县，增筑阔厚、以防水患……”，显然此塘为堤塘而非水塘（荡），且成于明永乐之后。也许顾祖禹内心里早就认定“临安府孳生牧马监”是“临安府余杭县南上下湖孳生牧马监”的省称，才将南荡与南湖草塘（荡）附会到一起。又100年后，《嘉庆余杭县志》在卷十全文照引了顾祖禹对南荡的考证结论，“南荡即南湖、临安府孳牧监即余杭县孳牧监”遂成主流历史判论。

逮至民国第二次重修浙江通志时，纂修者曾经发现了一些记述矛盾。《民国浙江通志稿》第二册大事记引南宋刘时举《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三称“（绍兴四年正月）置临安府牧马监”，随后又按曰：“《中兴小记》卷十六作秋七月戊戌，诏于临安府余杭县置孳生牧马监。《系年要录》卷七十九作八月乙未，诏以余杭县南上下湖地置孳生牧马监，命临安府守臣兼提举，每马五百匹为一监。三处记载大抵以日历为据，而月日不合，未详其故”。

看起来大事记的纂者在查考史籍时仍然失于粗疏，实际上刘时举在《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三上的文字是“（绍兴四年）四月……置临安府牧马监”，而《中兴小记》卷十六载余杭县置孳生牧马监时间其实是八月戊戌（即9月11日，按干支计历，戊戌日不在七月而是在八月），这一天又是高宗诏余杭县知县、尉并兼主管牧地的时间。可能是大事记纂者深信《读史方舆纪要》和《嘉庆余杭县志》的说法，惜未深究“月日不合”之疑，空留“未详其故”之惑。

对南荡与余杭两监是如何被淆为一体的史迹寻踪证明，历史往往被选择性记载，而在数百上千年的传承过程中，历史常常被人们甚至学问大家在不经意间误读误判，以致产生完全背离史实的历史认知——临安府孳牧历史的认知流变过程就是一个典型个案。     

                                                        （本文载《浙江方志》2021年第一期）